西周史：周人东迁和平王东迁之续称

西周末年王室腐败，官吏贪污暴虐，再加上连年旱灾，使人民流离失所。《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随巢子》说：“厉、幽之时天旱地坼。”又引《史记》说：“共和十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通鉴外纪》说：“二相立宣王，大旱。”可知厉王以后，连年有旱灾。《诗经·大雅·云汉》说：“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这是说上天降下死丧的祸害，连年发生灾荒，使得遗留的人民不能活着，说明旱灾非常严重。《诗经·大雅·瞻卬》说：“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这是说仰望苍天，不给我恩惠，使我很久不安宁，又降下如此患难，使得国家不安定，士民受到祸害，蟊贼为害闯祸，没有平息完结，刑罚的网张开不收，士民的祸害不能平息。《瞻卬》又说：“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汝）反收之；彼宜有罪，女（汝）覆说（脱）之。”这是说执政者倒行逆施，颠倒是非，贪赃枉法，掠夺“土田”和“民人”，拘捕无罪的人，开脱有罪的人。《瞻卬》又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非）降自天，生自妇人。”这是指责幽王宠幸的褒姒，搬弄是非，祸乱出于褒姒。这篇诗歌，描写了当时天灾和人祸交迫的情况。

《诗经·大雅·召旻》也是描写旱灾和人祸交迫情况的。《召旻》说：“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供），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这是说苍天发出威势，天降下深重丧乱，造成饥荒，人民到处流亡，从国中到边境全都荒芜；苍天降下刑罚的网，蟊贼内讧，互相诽谤而不供职事，一片紊乱景象，真要颠覆我们国家了。

西周末年在这样人祸和天灾交迫的形势下，无论周的贵族和人民，都想要设法逃避这场大灾难了。都想要从西周王畿地区逃避出去。郑国的东迁，就是为了逃避灾难，转危为安。

郑国在今陕西华县一带，原是西周王畿以内的地方。始封之君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原任王朝的司徒官职，是“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的，因为“王室多故”，请问太史伯阳“其何所可以逃死”，伯阳指点他设法逃往中原的“济、洛、河、颍”地区，也就是虢国和郐国所在地区。虢国即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郐国在今河南密县东南。伯阳建议郑桓公为了“周难之故，寄孥（家属）与贿（财货）焉”。等到政局紊乱，虢、郐二国之君“是骄而贪”，就要分夺郑的土地财货，这时“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指虢、郐二国），邬（一作鄢）、弊（一作蔽）、补、舟（一作丹）、依、（一作）、历、华，君之土也”。郑桓公依照伯阳的建议去做，“乃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以上是根据《国语·郑语》的记载。《史记·郑世家》有着相同的记载，结尾说：“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据此可知，所谓“寄孥与贿”，实际上就是迁移人民而寄居在那里。两年以后，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郑桓公本人虽然仍然没有避开这场国难而被杀死，但是郑国因为人民东迁而继续保存下来，新的国都就称为新郑，即今河南新郑。

郑的东迁，对中原起着开发作用。《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大夫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据此可知，郑国和周人避难东迁中原，对中原的荒芜地区进行开垦，同时有从事贸易的商人随同前往，与当地执政者“世有盟誓”，互相保证和好相处。

从汉代以来周原常有西周铜器出土，清代又有著名的西周重要铜器出土，如道光初年岐山县礼村发现大盂鼎、小盂鼎，道光年间岐山县发现毛公鼎和大丰簋，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扶风任家村发现大克鼎等几十件，一九四○年任家村发现梁其钟等一百多件。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周原地区发现了西周铜器多到三千多件，铸有铭文的有一千多件。值得注意的是，重要铜器大多出于窖藏，窖穴大小因所藏铜器多少而不同，少的仅一两件，多的有二十多件、三十多件、五十多件甚至一百多件。其中重要的发现有下列五次：

（1）一九六〇年十月扶风黄堆乡齐家村一窖发现柞钟、幾父壶、友父簋等三十九件。

（2）一九六一年十月长安张家坡一窖出土师簋、孟簋、伯梁父簋等五十三件。

（3）一九七三年五月长安马王村一窖出土卫簋、是娄簋等二十五件。

（4）一九七五年二月岐山董家村一窖出土裘卫四器、匜、南仲父簋等三十七件。

（5）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扶风庄白村一窖出土微氏家族铜器丰尊、丰卣、旂觥、墙盘、钟、伯先父鬲等一百零三件。

所有窖藏铜器有下列六个特点：

第一，窖藏数量众多，属于周原地区的扶风尤其集中，据统计，已发现五十三处，其次是岐山，有十五处，长安有九处。五十年代以来陕西出土西周铜器多达两千多件，其中铸铭的有一千多件，大多出于窖藏，仅少量出于墓葬。

第二，凡未经盗掘的墓葬，所出铜器规格多少，大体上都和墓主身份相当，而窖藏所出铜器并无整套的礼器，但常有宗庙用的重器和实用的大器，不少大器铸有长篇铭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西周重器，如大盂鼎、大克鼎、多友鼎、墙盘等，都出于窖藏。

第三，窖藏铜器一般都在居住遗址的近旁，原是近旁屋主的所有物，大多埋藏草率，器物放置零乱，有的利用原来的灰坑，有的挖掘草率，而且所挖较浅，浅的只二十六到三十厘米，少数深的也不过三米。只有少数窖穴经修整，放置有秩序，或大小相套。多数窖穴填有草灰或灰土，有的器物之间的空隙填满草木灰，因而器物保存完好。

第四，一窖所藏常是同一家族不同时期的器物。如扶风庄白村一窖出土微氏家族铜器一百零三件，既有早期旂的器和丰的器，又有中期墙的器和的器。又如一九七六年临潼零口乡西段村一窖出土一百五十一器，既有武王时的利簋，又有西周晚期的陈侯簋等。

第五，所有窖藏的开口，都在西周文化层中。不少窖穴只藏西周晚期铜器，如一九六○年扶风法门镇召陈村一窖出土的散伯车父的器二十一件，同年扶风齐家村一窖出土的幽王时制作柞钟等二十一件，一九八一年扶风黄堆乡下务子出土的师同鼎等，都很明显是西周末年所埋藏。

第六，各窖所藏铜器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如扶风庄白村所出多到一百零三件，簋多到八件，却没有和簋相配的鼎，编钟多到二十一件，却没有一套是完整的。有些窖藏所出铜器有残缺，如一九七六年扶风云塘所出白公父和壶，都有盖失器。有的一人之器分藏两窖，残缺可能因分藏两窖而造成。

从以上六个特点看来，所有窖藏，当是原住周原的大小贵族为了临时避难而埋藏的。西周晚期有两次变乱，先是厉王被流放到彘，再是犬戎入侵而幽王被杀，以致西周灭亡。少数窖藏是厉王被流放时所埋藏。一九七八年五月扶风齐家村发现的簋，是周厉王十二年自铸用于宗庙的重器，器形特别高大，当是厉王被流放时，随从他的亲信临时埋藏的。大多数的窖藏当是犬戎入侵，西周将灭亡时，大小贵族从周原东逃而仓促埋藏的。当申侯、曾侯引犬戎向西都王畿进攻时，在《诗经·大雅·召旻》所说“今也日蹙国百里”的紧急情况下，原住周原一带的大小贵族避难东迁。所有这些铜器，都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传家宝”，用以代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www.xing528.com)

一九七六年城固宝山乡苏村一窖出土铜器两百多件，除两件方罍外，全是戈、矛、戣、盾泡、脸壳等进攻和防卫武器，当是此地原来防守的周人，放下武器而逃难了。

周宣王时，开始把亲戚和大臣分封到中原地区。周宣王曾分封他的母舅到申，称为申伯，接着又增加谢作为封邑，并派大臣召伯虎率领大军前往，“彻申伯土田”，建筑大城，营造寝庙，周王并且到郿（今陕西眉县东北），亲自为申伯饯行，还赏给大圭作为凭证。大臣尹吉甫还作《崧高》之诗赠予申伯，作为纪念，就是《诗经·大雅·崧高》。这是大举把亲戚分封到南国的典型例子。

与此同时，原来已在西都王畿有封邑的大臣，又重新加给中原的封邑。例如宣王的执政大臣仲山甫，“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十分重要。仲山甫，《国语·周语上》作“樊仲山父”，韦注：“仲山父，王卿士，食采于樊。”尹吉甫曾作《烝民》一诗赠给仲山甫，大大赞扬他的美德、威仪以及辅佐国王的功绩。末段讲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因而“仲山甫徂齐”（“齐”是“济”的通假）。原来仲山甫所封樊邑，就是汉代杜陵的樊乡，在今陕西长安东南。所谓“城彼东方”，就是在东方加赐封邑，就是汉代河内郡修武的樊，或称阳樊，在今河南济源东南。正在济水附近，所以说：“仲山甫徂齐（济）。”后人有误传以为是齐国的，是错误的。

到幽王时，为非作恶的卿士皇父更要到中原地区建筑大城，把搜刮积储的财物从西都用车马运来保藏。《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就讲到：“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向在今河南济源南。这是讽刺的话，说这个卿士皇父真是很圣明，在向建筑大城，挑选三有司的官（司徒、司马、司空），积储了很多宝藏，挑选强壮的车马，运送到向邑储存。他们都在中原地方济水旁边筑城囤积财货，是为了便于把四方搜刮来的财货运送到这里。济水源出济源西王屋山，往东南流，就通到河水（黄河），由此可以通达四方。

《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于是孝王曰：‘……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秦原是嬴姓游牧部族的一支，原居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周孝王封以秦邑（今甘肃张家川东），作为附庸。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进攻西戎，被西戎杀死；周宣王乃召秦仲长子庄公统率兄弟五人，兴兵七千，使伐西戎而破之，周宣王因而给以西邑，称为西垂大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以为西邑即汉陇西郡西县，这是正确的，在今甘肃天水西南。同时周宣王又给以原来所住犬丘之地。

据虢季子白盘铭文，虢季子白“壮武于戎工（功），经维四方，搏伐严允于洛之阳”。虢季子白当即虢文公，当时任“大师”职，所以能称“经维四方”。据不簋盖铭文，白氏曰：“不（其），御方严允，广伐西俞（隃），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擒），余命女（汝）御追于……。”白氏曰：“不，女（汝）小子，女（汝）肇诲于戎工（功）……。”结尾载：“不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白、孟姬尊簋。”这个不，很明显就是秦庄公，庄公名其，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庄公之祖确是公伯。所说“羞追于西”，即是汉代的西县。所说“白氏”当是虢季子白，这时秦庄公只是西周王朝的大夫，秦还是附庸，并未成为诸侯。因此，严格说来，不簋仍该是西周之器。

《秦本纪》载：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秦在讨伐犬戎的过程中逐步兴起，由附庸、大夫而成为诸侯，同时在战斗中帮助周人避犬戎难而东徙。《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当时王叔陈生和伯舆两个卿士争权，晋侯派士匄前来王室调解，引起王叔之宰和伯舆的大夫瑕禽争讼，王叔之宰说这是“筚门（柴门）圭窦（小户）之人”欺陵其上，瑕禽驳斥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赤牛）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圭窦，其能来东厎乎（“厎”谓安止）？”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供）祭祀。”可知七个姓的贵族都是全族东徙的。在当时天灾和人祸交迫的紧急形势下，不仅周的贵族大量东徙，一般平民东徙的当然更多。《秦本纪》又载：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接着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就是指大量东徙而余留之民。

原住周原和西都王畿的周大小贵族以及平民，在人祸和天灾交迫下，临时窖藏铜器等财物，仓皇东迁，使得许多周贵族失去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速了西周王朝的衰亡，等到幽王被攻杀，于是不得不把政权机构东迁中原。当时申侯、曾侯引犬戎攻杀幽王，申侯、曾侯是要藉此控制周王室，而犬戎目的在劫略，《周本纪》所谓“尽取周赂去”。实际上犬戎并未即去，因而避难东徙的周人不能再回归，周人窖藏的铜器因而在地下完整地保留到后世。

《周本纪》载：“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侯、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雒邑，避戎寇。”

《古本竹书纪年》载：“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太平御览》卷一四七引，卷八五又引“伯服”作“伯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亦引作“伯盘”，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以作“盘”为是。）

《古本竹书纪年》载：“（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鲁”当作“曾”）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通鉴外纪》引作“幽王死，申侯、鲁侯（“鲁”当作“曾”）、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作“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携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告于诸侯，其中讲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昬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洛阳）”。

《古本竹书纪年》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周本纪》集解引，《通鉴外纪》卷三所引略同）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载有幽王灭亡时的情景：“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非）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这首诗作于幽王六年（公元前七七六年），开头所说这年十月朔日（初一）有日食，这是公元前七七六年九月六日的日食，正当周历十月朔日辛卯。依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所编《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时日表》的推算，这年十月初一正是辛卯。据此可知，从南朝梁虞，隋张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以来，古历法专家推定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日食，是正确的。其中讲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的大地震，正是幽王二年周原地区“三川竭、岐山崩”的情景。作诗的人以此评论当时西周执政者祸国殃民，在日食地震、河沸山崩的时候，还是和褒姒勾结起来为非作歹，搜刮财货，运往中原囤积。

按《十月之交》所说“艳妻煽方处”，《鲁诗》作“阄妻”。《毛传》以为艳妻即幽王之后褒姒。《十月之交》所说“皇父卿士”，许印林（《捃古录金文》所引）、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三《玉谿生诗年谱序》）都认为皇父即函皇父簋、函皇父鼎之函皇父，“函”与“艳”、“阎”皆同音通用。我们认为幽王时之皇父确为函皇父，与宣王时出征的南仲皇父不同。“艳妻”是诗人对褒姒的贬称，褒姒出于褒国，并不能因“艳”、“函”音同而以为出自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