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载：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即严允）之故。”按《周本纪》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之时“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盖自昭王以后逐步衰落，到懿王时国力衰退，因而戎狄开始入侵。
《周本纪》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崔述《丰镐考信录》评论说：“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则孝王乃懿王弟，兄终弟及而仍传之兄子，于事理为近，然不可考矣。《史记》又称诸侯立懿王太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复国也，诸侯安得操其权乎？恐子长亦以春秋时事例之耳。今删诸侯之文。”
崔氏这个说法不确。此时西周王室已经衰弱，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干预王位，因而先是兄终弟及，继而又传之兄子。《礼记·郊特牲》说：“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郑玄注：“时微弱，不敢自尊于诸侯也。”因为周夷王等乃诸侯所拥立，当然不敢自尊于诸侯。
《古本竹书纪年》载：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周本纪》正义和《太平御览》卷八五所引）。《齐世家》说：“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周夷王烹杀齐哀公，是由于“纪侯谮之周”和周夷王的“致诸侯”。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使告于诸侯，讲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祭祀名山大川），以祈王身”。杜预注：“愆，恶疾也。”说明夷王虽然微弱而有恶疾，尚为诸侯所拥戴。
《国语·周语上》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流王于彘。”所谓“国人”是指居住在国都的“公民”，他们有纳军赋和服兵役的义务，是当时国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支柱，当国家有危难，有迁都和废立君主等大事，执政者要征询他们的看法，他们会发表意见，甚至采取行动。这时周厉王暴虐，杀死诽谤的国人，禁止国人言论，因而被国人流放到彘，彘在今山西霍县。
《周语上》又载，“周厉王说（悦）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周厉王之所以要被流放，还由于厉王重用“好专利”的荣夷公为执政的卿士。所谓“专利”就是独占山泽之利，独占天地间所生的百物。原来山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山泽中从事采集活动，这时被荣夷公“专利”而霸占了。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使告于诸侯，讲到“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古本竹书纪年》载：“厉王既亡（“厉”原误“幽”，今改正），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晋书·束皙传》所引）。又说：“共伯和干王位”（《周本纪》索隐所引）。《庄子·让王篇》说：“共伯得乎共首。”《释文》引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鲁连子》称：“卫州共县本共伯和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周本纪》正义所引）。《吕氏春秋·开春》：“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高诱注：“谓天子也”（按元刻本、李本张本等皆作“请天子”）。《周本纪》所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不确。(www.xing528.com)
或释师
簋的白（伯）龢（和）父为共伯和，非是。“伯和父”或作“师龢（和）父”，见师
簋和师兑簋，是师氏；共伯和是诸侯，不可能是一人。
《国语·周语上》载：“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韦昭注：“括，武公长子伯御也。戏，括弟懿公也”。
《周语上》又载：“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容。’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于夷宫。”韦昭注：“孝公，懿公之弟称也。”“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古者爵命必于祖庙。”
《国语·周语上》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宣王南征最后失败，丧失南国之师，周王朝就衰落了。
西周时代原实行井田制，农民除了耕种所分配的份地（私田）以外，都要集体耕作贵族所有的“公田”，或称“籍田”。周天子所有的“公田”是“千亩”。《周语上》称：“宣王即位，不籍千亩。”韦昭注：“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西周天子有“大籍农”之礼，农民要集中耕作籍田，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集体耕作的场面，即仲山父所谓“王治农于籍”，“耨获亦于籍”，因此农民的总数可以由此统计。籍田耕作完毕之后，农民还要参与集体狩猎，具有军事训练性质，即所谓“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因此农民总数也可由此统计，所以仲山父说是“皆习民数者也”。自从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农民的总数不能由此统计，这时周宣王“既丧南国之师”，想得到补充，因而“料民于太原”，就是要在广大平原地区登记人口，统计人民总数。
宣王号称中兴，曾伐淮夷、徐戎及楚和严允，伐楚所用战车多到三千乘，结果“丧南国之师”，而要料民（登记人口）来补充。其结果正如《周语上》所说“及幽王乃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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