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重要祭礼简释，周代社祭与郊祭

大丰簋载：“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糦）上帝。”所谓天室，近人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天室即明堂，一说天室即指嵩山，在古神话中，嵩山原有天神居住。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

《史记·封禅书》说：“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与大丰簋所载相合，可知天室正是明堂。

《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又云：“太室，嵩高也。”嵩山是中原地区最高山峰，它的东部山峰名太室，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太室这个名称，西周时已有。《左传·昭公四年》记楚人椒举讲到：“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预注：“大室，中岳也。”古无“嵩”字，原来嵩山名为“崇”。《国语·周语上》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嵩高山也。”在古神话中，祝融原是从天下降到崇山的。为什么祝融要从天下降到崇山呢？《尚书·吕刑》说：“蚩尤惟始作乱……皇帝（即上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其中黎就是祝融。《国语·郑语》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古神话中，嵩山（即崇）原是高得通天的，由于祝融的“绝地天通”，才使天地分开，天神不再下降。嵩山的最高峰的称为“太室”，就是因为这里原有上天的通道，这是祭祀上帝最合适的处所。太室就是大室，原是对宗庙和宫殿中大礼堂的称呼，西周金文所载册命礼中，常常讲到“王才（在）大室”或“王格大室”，或者庙的“大室”，或者某宫的“大室”。嵩山之称为“大室”，就是由于这是祭祀上帝的地方。所谓“天室”，也是因为这是祭祀上帝的地方。

这种有关嵩山的神话，西周开国时期已经流行。《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有武王制定规划建设东都洛邑的故事，据说武王因为“未定天保”（“天保”是说上天保佑的国都），睡不着觉，决定要“定天保，依天室”，还说“粤詹（瞻）雒（洛）、伊，毋远天室”，因而“营（规划）周居（即东都）于雒邑而后去。”武王选定洛水、伊水流域的洛邑作为东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依天室”和“毋远天室”。所说“天室”就是“大室”，就是指嵩山，嵩山正当洛邑东南五十公里。武王祭祀上帝的天室，当即修建于嵩山附近。所谓“依天室”，就是举行殷见礼于天室。

《尔雅·释山》：“山大而高，崧。”《释文》：“崧又作嵩。”郭璞注：“今中岳嵩，嵩山盖依此名。”《尔雅·释名》也说：“山大而高曰嵩。”《诗经·大雅·崧高》原是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因为宣王加封申伯于谢，作了这首诗，赠予申伯的。《崧高》开头就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是说嵩山高大得上达到天，嵩山有天神下降，生下甫侯（即吕侯）和申侯。他们相信嵩山是天神会集的地点。

《山海经》把高大的山分成两等，第一等叫做“冢”，第二等叫做“神”。《西山经》说：“华山，冢也，其祠之礼用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郭璞注：“冢者，神鬼之所舍也。”《中山经》又说：“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人面也。”《山海经》的所谓“冢”，相当于《崧高》所谓“岳”。古人相信像华山、嵩山那样高大的山峰，是天神会集之地。

《吕刑》所说重黎从上天降下“绝地天通”，就是开天辟地的神话，这个神话从西周一直流传到战国时代。长沙发现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上，还记载有祝融和四季之神的“创世”神话。

“郊祭”是在都城之郊祭天的典礼，是西周王朝最重大的祭祀仪式。《尚书·召诰》记载召公和周公开始营建东都洛邑，“周公朝（早）至于洛，则达观新邑营（通盘观察新邑的经营情况）。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设立“社”于新邑而祭祀），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早）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用公文命令许多殷的领袖，包括侯、甸、男等诸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许多殷人领袖奉命从事工作）”。说明周召二公开始营建洛邑，在命令殷人动工之前，曾举行“郊祭”和“社祭”的仪式，这是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

《逸周书·作雒解》对此有较详细的描写，据说在“作大邑成周（即洛邑）”之后，“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所谓“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就是“用牲于郊”的“郊祭”。举行“郊祭”是要在南郊建设圆丘而登临祭祀的。所谓“建大社于国中”，就是为了“社于新邑”。所谓“”，就是筑成祭祀社神的土坛。这样以五色土筑成社坛的东、南、西、北、中五方，不见于其他西周文献资料，可能出于后人增饰。

《礼记·郊特牲》认为“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这是说“郊祭”是在夏历冬至之日定期举行的。郑玄注引《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这在可靠的西周文献中尚无确证。《郊特牲》又说：“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帝牛必在涤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这样以后稷配上帝而“郊祭”，当出于周的“郊祭”。这样认为“事天神与人鬼”不同，如果所养准备祭祀上帝的牛不吉，必须用“涤三月”所养准备祭后稷的牛代替，临时选取其他的牛来祭后稷。“郊祭”是十分隆重的祭礼，必须事先报告祖先，要“卜郊”。《郊特牲》说：“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所谓“泽”，当是辟雍的大泽的岸上。(www.xing528.com)

西周“郊祭”的遗址，考古尚未发现。近年在春秋时代晋国新旧都城遗址（牛村古城）的东郊和南郊发现有“郊祭”的兽坑群，坑位有一定次序，二坑或四坑为一组，所埋牲畜，马最多，羊较少，牛更少。所埋陪葬品中有玉璧、玉璜等玉器。

根据前引《召诰》所载营建洛邑前的祭礼，“社祭”的重要性仅次于“郊祭”。“社祭”殷代已很流行，见于殷墟卜辞。《诗经·大雅·緜》描写大王亶父迁居到岐（今陕西岐山），讲到营造室家，建筑城墙、城门之后，“迺立冢土，戎丑攸行”。《尔雅·释天》说：“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毛传》也说：“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所说“大事”是指军事行动，所说“有事”是指祭祀典礼。《緜》的正义引孙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知兵为大事者，《左氏·成十三年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也。《春秋》书有事于大庙（宣八年），有事于武宫（昭十五年），皆谓祭事，故知祭为有事也。”所谓“宜”，就是《周礼·大祝》所说“大师宜乎社”。

古人以为社神与国家的建设有密切关系。《墨子·明鬼下》说：“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家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社”原误作“位”，从孙诒让改正）并且说：“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僇也必于社。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古时君王出征，常载庙主与社主以行，“赏于祖”就是奖赏战胜者于庙主之前，“戮于社”就是杀死战败者于社主之前。例如《夏书·甘誓》结句就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墨子·明鬼下》引作《夏书·禹誓》，结句也说：“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西周沿用这种礼制。《礼记·大传》说：“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郑玄注：“牧室，牧野之室也。”所谓“设奠于牧室”，就是在牧野克商之后，在前线当场向祖先举行告捷的祭礼。

宜侯簋，载：“隹四月辰才（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延）省东或（国）图。王立（位）于宜，入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曰：！侯于宜”（下文从略）。这里所说“入社，南向”而后“王令虞侯”，是说周康王是在社坛上发布册封虞侯的命令。

《尔雅·释天》：“禘，大祭也。”《诗经·周颂·雍》的《序》说：“雍，禘大祖也。”郑笺：“禘，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大祖谓文王。”禘是太庙中的大祭，不限于文王。小盂鼎记载周王在周庙接受盂战胜鬼方后的献俘典礼，“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剌鼎载：“唯五月，王才（在）□，辰才（在）丁卯，王啻，用牡于大室，啻（禘）邵（昭）王”（下文从略）。可知禘祭是祭祀先王的大祭，不限于开国的君王。所祭所用牲畜有“用牲”、“用牡”的不同。庚姬尊载：“隹（惟）五月辰在丁亥啻（禘）司（祠），赏庚姬贝卅朋。”这是庚姬因参与禘祠受赏。

衣祭即殷祭，“衣”、“殷”声近通用。殷商称大合祭祖先为“衣”，常见于殷墟卜辞。西周与殷商不同，是指群臣大会见而共同参与大献祭。大丰簋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泛）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下文从略）。衣祀当是盛大的祭礼。

《国语·楚语下》记楚昭王时大夫观射父讲到“郊禘不过茧栗，烝尝不过把握。”“烝”字，甲骨文和金文作，像以米盛于豆而献祭。《诗经·小雅·天保》说：“吉蠲为，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尔雅·释天》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盂鼎铭文中讲到“有祡、烝祀无敢扰”。段簋载：“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鼒（在）毕（烝）。戊辰，曾（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依据《周本纪》所引《泰誓》“太子发上祭于毕”，集解引马注：“毕，文王墓地名”，《孟子·离娄》“文王卒于毕郢”，赵注：“毕，文王墓，近丰、镐之地”，认为“此言毕烝盖烝祭文王”。又认为“曾”是“赠”的省文，就是《周礼·春官·男巫》所说“冬堂赠”，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堂赠，谓逐疫也。”段簋铭文在十一月，正与《周礼》相合。同时与《尔雅》“冬祭曰烝”、《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烝冬享先王”相合。

郭氏以为“毕烝”是祭于文王墓地之说，恐不足信。《古本竹书纪年》（《通鉴前纪》卷五所引）：“纣六纪，周文王初禴于毕。”“禴”即“礿”字，《尔雅·释天》所谓“夏祭曰礿”。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说：“《唐书·历志》：纣六年周文王初禴于毕，虽不著所出，当本《纪年》。”考《周本纪》说：“九年武王上祭于毕。”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而索隐云：“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洪亮吉认为古无墓祭之礼，并引《后汉书·苏竟传》“武王上祭毕星，求助天也”，赞成索隐之说。其实，毕确为地名，所说“初禴于毕”和“上祭于毕”，所祭当为天神而非墓地。《周易·既济》：“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禴祭，实受其福。”《礼记·坊记》引此爻辞，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汉书·郊祀志》载杜邺说王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禴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可知“禴祭”所祭是天神。《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解释孟冬之月所以要烝尝的道理，“日月会于龙（指孟冬之月日月合辰于尾上），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这是说，到孟冬之月土气使得万物含藏，天气昌明，百物都收藏入仓库，群神频繁地出行，因此必须对群神举行“蒸尝”的祭祀。观射父接着还说：“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蒸祭”百神，确是西周春秋间最广泛推行的礼制。

从周文王“初禴于毕”，武王“上祭于毕”，以及懿王时制作的段簋所说“王在毕烝”看来，西周王朝在毕地建有祭祀天神的设施，周王常在冬季前往毕地举行烝祭之礼的。《礼记·月令》所说孟冬之月“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很可能是从西周时代冬天举行的“烝祭”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