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第八章：冠礼新探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周礼”，其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冠礼”之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就是个显著的例证。

“成丁礼”也叫“入社式”，是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必经的仪式。按照当时习惯，男女青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需要在连续几年内，受到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坚强的毅力，具备充当氏族正式成员的条件。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如果训练后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得到成员应有的氏族权利，如参加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等，还必须履行成员应尽的义务，如参加主要的劳动生产和保卫本部落的战斗等。

“冠礼”是和“成丁礼”具有同样的特征的。根据《仪礼·士冠礼》和《礼记·冠义》，贵族男子到二十岁时，要在宗庙中由父亲主持举行冠礼，即孟子所谓“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孟子·滕文公下》），在行礼前，要选定日期和选定加冠的来宾，叫做“筮日”、“筮宾”，所谓“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行礼时，嫡长子必须在序（阼阶上）举行，表示成人后可以代为主人，所谓“冠于阼（即阼阶上），以著代也”。举行的仪式，主要是由来宾加冠三次，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叫做三加。“三加”后，经过来宾敬酒，再去见母亲。随后，再由来宾替他取“字”，接着就去见兄弟姑姊；在更换玄冠、玄端后，再手执礼品（挚），去见国君、乡大夫和乡先生。最后由主人向来宾敬酒，赠送礼品，送出宾客，才算礼成。男孩在未行“冠礼”前，作孩儿的打扮，行“冠礼”时由来宾加冠，穿上贵族的成年服装，无非表示开始成为“成人”了。男孩原来只有父亲所取的“名”，行“冠礼”时由来宾替他取“字”，“字”是贵族中“成人”尊敬的称号，也无非表示开始成为“成人”了。《冠义》所谓“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礼》所谓“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加冠后，要往见母亲、亲属和国君、乡大夫、乡先生，无非让大家公认他是“成人”。《冠义》解释说：“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十分明显，“冠礼”实质上就是古代贵族的“成丁礼”，所以《穀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冠礼”和“成丁礼”的相同之处是，它们不仅同样是青年进入成年阶段的仪式，而且同样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教育和训练。《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礼记·内则》又说：“十年出外就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同时，举行仪式后，也一样可以得到成员应得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不同者，“冠礼”是古代贵族中实行的“成丁礼”，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组织，维护宗法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因此他们在“冠礼”后得到的主要权利，就是统治人民的特权。所以《冠义》说：行冠礼后“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他们在“冠礼”后所应尽的义务，就是服兵役，为保护贵族特权而战斗。《盐铁论·未通》记御史说：“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又记文学说：“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戎事”就是服兵役。西周、春秋时代的军队，主要是由贵族和“国人”组成的，其中的“甲士”该就是贵族和“国人”中举行过“士冠礼”的壮丁。《周礼·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皆征之”，从来注释家认为七尺即二十岁，该是自古相传的旧说。

“冠礼”是当时贵族青年成为“成人”必经的仪式。按礼，成为“成人”才“可以为人”，“可以为人”才“可以治人”，取得“治人”的贵族特权。因此所有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内，都必须举行这个仪式，《士冠礼》所谓“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按礼，任何贵族中人都不是“生而贵者”，必须经过“冠礼”，才能取得“治人”的特权，就是天子、诸侯也不例外。所以《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1]但是实际上，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是世袭的，都是“生而贵者”，举行“冠礼”与否，与他们关系不大，因此多数未能认真举行。在春秋史料中，诸侯中只见鲁襄公在十二岁时，由于晋侯的建议，举行过“冠礼”，晋侯建议的理由只是“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左传·襄公九年》）。卿大夫中只有晋国的赵文子举行过“冠礼”，赵文子在“冠礼”后，曾遍见卿大夫，即《冠义》所谓“以成人见也”。赵文子见同朝的卿大夫时，栾武子教他“务实”，中行宣子教他“戒骄”，韩献子说：“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智武子教他要“有宣子（赵盾）之忠而纳之以成子（赵衰）之文”（《国语·晋语六》）。所有这些，无非因为赵文子已“成人”，将继任卿大夫的职位，教以如何治国和“为人”。

在战国以前，只有秦国国君认真举行过“冠礼”。按照秦国的“礼”，“冠礼”在二十二岁时举行，秦惠文王、昭襄王都是“生十九年而立”（《史记·秦始皇本纪》末节），又都是“三年王冠”（《史记·秦本纪》）的。秦始皇年十三岁而立，到“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秦始皇本纪》），也是二十二岁举行“冠礼”。秦始皇要“宿雍”后举行“冠礼”，因为这礼必须在祖庙举行，而秦的祖庙在雍。他在举行“冠礼”的同时要“带剑”，因为行“冠礼”后，就成为贵族中的“成人”，就可以武装起来，成为统治者了。他就是在举行“冠礼”后，开始听政，即所谓“冠而听治”的，在听治后，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集团，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的。

按礼，贵族男子在结发加冠后，才可娶妻；贵族女子在许嫁后，才可结发加笄，所谓“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太平御览》卷七一八引《白虎通》）。所以礼书上常以“昏冠”连称，如说：“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周礼·大宗伯》），“凡其党之昏冠，教其礼事”（《周礼·党正》）。这个“结发”后结婚的风俗，曾流传很久。《文选》卷二九苏子卿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李善注：“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冠笄为义也。”我国古代贵族为成年男女举行冠笄仪式，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表示已经“成人”，即将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所谓“冠而生子，礼也”。其目的就在于延续和巩固贵族的血统组织，维护其宗法制度。

根据古礼，婴儿生下三月后，要择日剪发，“妻以子见于父”，由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礼记·内则》）。男子到二十岁举行“冠礼”，才由宾客取“字”，所谓“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女子则在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取“字”，所谓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礼记·内则》），“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曲礼上》），所以旧时习俗，当女子将许嫁时，叫做“待字”。“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不管是正是反。后世“冠礼”虽然不行了，但是这个成年取“字”的习惯曾长期流传着。

《士冠礼》记述古代男子取字的方式说：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

这是说：男子“字”的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系的某一个“字”，末一字都用“甫”的称呼。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从古文献来看，西周时确实流行着这种取“字”的方式（在金文中尤为常见），春秋时也还有沿用这种习惯的。见于西周文献的，如白（伯）丁父（令簋）、白懋父（小臣簋等）、白家父（伯家父簋）、程伯林父（《大雅·常武》）、伯阳父（《国语·周语上》）、中（仲）旄父（《逸周书·作雒解》）、仲山甫（《大雅·烝民》等）、王中皇父（王中皇父簋）、仲父（仲父盘）、弔（叔）向父（叔向父簋）、弔邦父（）、弔家父（叔家父簠）等，其例不胜枚举。列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晋有白父（伯父鼎）、桓伯林父（《左传·成公十八年》正义引《世本》），鲁有白愈父（鲁伯愈父鬲）、弔父（鲁士商簋），齐有成伯高父（《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郑有召弔山父（召叔山父簠）、弔宾父（叔宾父等），陈有叔原父（陈公甗），戴有弔庆父（戴叔庆父鬲）等，例子也很多。

按照当时的习惯，男子的“字”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白懋父或称懋父（懋父簋、师旅鼎），兮白吉父（兮甲盘）或称吉甫（《小雅·六月》），白龢父或称龢父（邢人钟），白俗父或称俗父（南季鼎）。有省去“父”的称呼的，如吴大父（同簋）或称吴大（师酉簋），又如周公长子，或称禽父（《左传·昭公十二年》），一般多省称父而称为伯禽，其全称应为伯禽父；孔子的“字”，或称尼父（《礼记·檀弓上》、《左传·哀公十六年》），或单称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般多称为仲尼，其全称应为仲尼父。也有省去伯、仲等行辈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太公望或称师尚父（《大雅·大明》），白雍父或称师雍父（鼎、甗等），白龢父或称师龢父（师兑簋、师簋）等，“师”即是“师氏”官名的简称；又如兮白吉父或称尹吉父（《汉书·古今人表》），“尹”即“尹氏”官名的简称。也有省去“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又有省去伯、仲等行辈和“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内史叔兴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称内史叔兴（《左传·僖公十六年》），又称内史兴（《国语·周语上》）。更有省去“某父”，单以伯仲等行辈连同官名、氏或称号来称呼的，如仲山甫或称樊仲（《国语·晋语四》），或称樊穆仲（《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或称太史伯阳（《史记·周本纪》），或称太史伯（《史记·郑世家》），又或称史伯（《国语·郑语》）；又如庆父的“字”全称为仲庆父（《左传·庄公八年》），又或称为共仲（《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二年》）。由此可见，西周、春秋史料中，有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氏或称号而称伯、仲等行辈的，都是“字”的简称。《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习惯上到五十岁以后，可以单称伯、仲等行辈而省去“某父”的称呼^[2]。

西周贵族男子取“字”，个别也有不用“伯某父”方式而称“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史记·晋世家》）。到春秋时，多数用“子某”的方式取“字”，采用“伯某父”方式的逐渐减少，详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二、二三）。

古代女子取“字”的方式，《仪礼》中没有谈到。我们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发现了下列许多贵族女子的称呼：囱孟妫婤母（陈伯元匜）、孟妫母（陈子匜）、□妫囧母（陈侯鼎）、孟妊车母（铸公簠）、叔□（此字从女，亦女姓）母（伯侯父盘）、中（仲）姬客母（干氏叔子盘）、虢孟姬良母（齐侯匜）、辛中姬皇母（辛仲姬鼎）、中姞义母（仲姞匜）、鄦（许）弔姬可母（蔡大师鼎）。这些称呼，除了有的冠有国名或氏以外，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第二字是姓，第三字和第四字都作“某母”。王国维认为：“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郭沫若曾经认为王国维在这方面“揭破三千年来之秘密”（《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3]。此外也有不作“某母”而作“某女”的，如成姬多女（白多父簋）、京姜庚女（京姜鬲），杨树达又认为：“古文母女二字本通用”，“古人于女子不但以母为其字，亦以女为其字”（《积微居金文余说》卷二《京姜鬲跋》）。这个看法也很正确。

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当时女子的“字”也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虢妃鱼母（苏妊鼎）、姬□母（王作鬲）、姬大母（戏伯鬲）、姬原母（应侯簋）、姬母（姬母鬲）、姬母（姬母鬲）、姜林母（姜林母簋）、郳□母（郳鬲）、貍母（南旁簋）等。也有省去“母”的称呼的，如孟妃（番匊生壶）、邛（江）仲妳（芈）南（楚王钟）、中姬艅（仲姬俞簋）、弔（叔）姬霝（叔姬簠）、弔妊襄（薛侯盘）、季姬牙（鲁大宰原父盘）等。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保侃母（保侃母簋、保侃母壶、南宫簋）、保母（保母簋，“保”是官名，即是“保母”）。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单称“某母”或“某女”的，如寿母（鲁生鼎）、兹女（兹女盘）、帛女（帛女鬲）、之女（女姬罍）等。又有连省去“某母”或“某女”，而单以伯仲和姓连称的，如孟姬（不簋）、中姬（叔家父簠）等，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省称方法，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当时女子的“字”的省称方法，基本上和男子一样。

上面我们把周代贵族女子的“字”和男子的“字”比较了一下，就可见女子取“字”的方式基本上和男子相同，仿效《仪礼》的话，就是：

曰：伯（或作孟）某母（或作女），仲、叔、季，唯其所当。

只是因为当时实行外婚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很重，就必须在伯、仲下把姓标出。《白虎通·姓名》说：“妇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又因当时以父系为中心，成年的女子应该作为夫家的一个成员，女子“以许嫁为成人”（《礼记·曲礼》郑注）^[4]，所以女子的“字”必须在许嫁时题取，女子的姓字上就往往标上了夫家的国名或氏。因此妇女的简称，也有以夫家的国名或氏连同姓来称呼的，又有以丈夫的称号连同姓来称呼的。甚至有以丈夫的“字”为其“字”的，如成姬多母就以其丈夫白多父的“多”为“字”（白多父簠）。这都是夫权的具体体现。只有少数以母家的国名或氏连同姓，作为女子的简称的。《礼记·丧大记》说：“凡复（招魂辞），男子称名，妇人称字（郑注：“妇人不以名行”）。”所以“妇人称字”，不以名行，因为“名”是母家所取，“字”才表示隶属于夫家的一个成员。《礼记·丧服小记》又说：“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一般学者都根据这点，认为“姓与伯仲即妇人之字”（夏炘《学礼管释》卷一《释妇人称字》），其实姓与伯仲相配，其中只有伯仲是妇人“字”的简称，如同当时男子简称伯仲，与氏相配一样。

为什么当时男女的“字”都要冠上伯仲等行辈的称呼呢？因为取“字”以后就表示“成人”，正式加入了贵族组织的序列，在宗法制度下，有大宗、小宗的区分，长幼行辈的排列，关系重大。为什么男子的“字”要加上“父”或“子”的称呼，女子的“字”要加上“母”或“女”的称呼呢？无非表示已具有男性成员或女性成员的贵族权利和义务。其间，也还有区别男女的性质，《礼记·乐记》所谓“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冠礼”既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转变而来，“冠礼”取“字”的方式也该是沿袭周族“成丁礼”的习惯的。西周贵族男子取“字”所以称“父”，女子取“字”所以称“母”，王国维解释说：“盖男子之美称莫过父，女子之美称莫过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王国维因缺乏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这个解释并不恰当。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中解释说：

知古有亚血族结婚制而行之甚久，则知男字何以均可称父，女字何以均可称母之所由来。盖当时之为儿女子者均多父多母，故称其父均曰父某，而称其母均曰母某。周人习之，故男女之自为名，亦自称曰某父某母也。周人用此名而不嫌……后世制改则名涉于嫌，故某母之称绝迹于世，而某父之字亦改用某甫。

我们认为西周贵族取“字”的习惯，起于父系家长制时期的“成丁礼”，不必与亚血族婚姻有关。“父”与“母”，本来是成年男女的称呼。西周、春秋时贵族男子举行“冠礼”后，所戴的冠或称为“章甫”，《士冠礼》郑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父”原为“斧”的初字，就像手执斧形。石斧原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利器，到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的劳动生产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石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物品，故借为成年男子的称谓。“母”字的结构，是“女”字中有二点“象乳子”（《说文》），用以表示女子的成年，故作为成年女子的称谓。周族在举行“成丁礼”取“字”时，男子称“父”，女子称“母”，无非表示已具有成年男女的权利和义务。西周贵族的“冠礼”起源于“成丁礼”，所以还沿用这种取“字”的方式。后来“父”“母”已习惯为父母亲的称谓，逐渐“名涉于嫌”，所以春秋时“某母”之称逐渐稀少，“某父”之称也渐少见，而“子某”的取“字”方式大为流行。“子”字像人形，也是男子的美称。

周族在氏族制时期举行“成丁礼”的习俗，因史料缺乏，无从详知，但是，我们以易洛魁族举行“成丁礼”的习俗比较一下，也可推知其大概。

处于氏族制阶段的易洛魁族，每人都有两个名字。初生时由母亲取名，经近亲同意后，由部落会议公布，这是幼年的名字。到十六岁或十八岁时，通常由酋长来举行仪式，宣布废除幼年名字，授予成年名字。青年男子必须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行为后，才具有取得成年名字的资格。在成年名字授予后，一经部落会议公布，就取得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酋长的授予成年名字，就意味着氏族授予名字，也标志着授予氏族权利^[5]。因为“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一连串名字，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本身才能使用这种名字，因之，氏族个别成员底名字也就指出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权利自然是跟氏族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6]。

周族人的“名”，相当于易洛魁族的幼年名字；周族人的“字”，相当于易洛魁族的成年名字。上述“伯某父”或“孟某母”的取“字”方式，就是周族所特有的“字”，原来只有这族人才能使用这种“字”的。周族在举行“成丁礼”时，这种“字”的授予，不仅指出了他属于周族，同时也表示着氏族权利的授予。到西周时，建立国家组织以后，周族成为统治的贵族，其父系家长制转变为宗法制度，其“成丁礼”随着变为“冠礼”，这时这种“字”的授予，就表现为贵族特权的授予。易洛魁族成员在取得成年名字时，要废除幼年名字；而周族男性成员在取得“字”时，依然保留幼年的“名”，并使“字”和“名”在字义上有所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到“字”，由“字”而推想到“名”，《白虎通·姓名》所谓：“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至于周族的女性成员则因服从夫权的关系，要在许嫁后举行“笄礼”取“字”，出嫁后便经常用“字”，不以“名”行了。

西周在灭殷和东征后，推行宗法制度，不断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礼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冠礼”就由姬姓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其举行“冠礼”取“字”的方式也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前面已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当时列国许多异姓贵族已多采用周族的取“字”方式。我们再以宋国为例，许多贵族都已改变了殷人的习惯，改从周的取“字”方式，如戴公一系，有乐甫（字）术（名）、石甫愿绎、夷父倾、硕甫泽、季甫、夷甫须、好父说、华父督等；孔子的祖先，有弗父（字）何（名）、宋父周、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祁父、防叔、伯夏、叔梁（字）纥（名）等（以上据雷学淇辑校《世本》）。连孔子本人，字仲尼父，也不例外，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时异姓贵族改从周的取“字”方式，无非表示服从周天子的统辖，接受了“周礼”，参加到以周天子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中，与姬姓贵族一样取得了贵族特权。

周族的男子在成年时要加冠，是和他们成年“结发”的习俗有关的。当时男孩的头发，或者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鄘风·柏舟》）；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状如两角，叫做“总角”。到成年时，才把头发盘结到头顶上，安上笄，戴上冠，《齐风·甫田》所谓“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郑笺：“突而加冠为成人也”）”。周族人有露发的习惯，所戴的冠并没有把头发全部套住，只起着套住发髻的作用，并带有发饰的性质，所以《说文》说：“冠，絭也，所以絭发。”但是，“冠礼”的加冠，不仅在于套住发髻，是有其更重大的意义的。

根据《士冠礼》，要先后三次加冠弁服：

（1）初次加缁（黑色）布冠，身穿玄（黑色）端、缁带、爵（赤黑色）。

（2）再次加皮弁，身穿素（白色）积、缁带、素。

（3）三次加爵（赤黑色）弁，身穿（浅绛色）裳、纯（读为“黗”，黑色）衣、缁带、靺（赤黄色）鞈。

后来，往见亲戚和国君、卿大夫时，又要废弃缁布冠，改戴玄冠。上述三种服装的主要区别，就是冠弁形式和服色的不同。这些服装，都是由很原始的服饰逐渐转变来的，例如其中的，也叫韨（一作“巿”）或鞈，是一幅腰围，在西周时，是贵族服饰中很重要的部分，盖在裳的前面的，周天子常把它连同车马服饰赏赐给大臣，而它的起源，仅是野蛮时代围住下身的一块皮。《易纬·乾凿度》郑玄注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

各种冠弁的起源也很古老。行“冠礼”时初次戴上的缁布冠，原是周族人太古时戴的一种帽子。太古时丝帛还没有，只有麻布，一般都用白麻布制成冠，只有斋戒时才戴黑麻布制的冠，叫做缁布冠。这时为了保存古礼，初次加的冠就是缁布冠，而且从诸侯到士一律如此。《礼记·玉藻》说：“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士冠礼》说：“太古冠布，齐（斋）则缁之。”因为这仅是保存古礼，所以缁布冠只在仪式上应用一下，用过后就废弃，所谓“冠而敝之可也”。到实际应用时，就改戴玄冠。玄冠就是由缁布冠发展而来，它只是改用黑帛制成，结构略有改变而已（关于这方面清代学者已有详细考证）。

玄冠是当时贵族通常应用的礼帽，又叫委貌、章甫、毋追。《士冠礼》说：“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之道也。”委貌该是周族传统的称呼，据郑玄注，“委犹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也或简称委，它常和玄端（通常礼服）连称为“端委”或“委端”。章甫，据郑玄注，“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作父”。前面谈到，行“冠礼”时，男子取“字”的方式是“伯某父”或“仲某父”等，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加冠后，其所戴玄冠又称为“章甫（父）”，很明显，同样是用来表示其具有男性成员的权利的。《士冠礼》说：“章甫，殷道也”，是否章甫之名起于殷代，“冠礼”在殷代已有呢？清代学者多数不信章甫出于殷道之说，如江永《乡党图考》说：

公西华言端章甫（按见《论语·先进》），犹云端委，未必有取于殷冠。孔子言：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按见《礼记·儒行》），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鲁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我们前面谈到，西周以后许多宋的贵族已服从周礼，改用周族“伯某父”的取“字”方式，其所冠“章甫（父）”，为了表明为“父”，也该是服从周礼的。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墨子·公孟》载：“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而后仁”，墨子反驳说：“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可知章甫还是“法周”的“古服”。但是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

委貌和玄端合称“端委”或“委端”，到春秋时贵族还经常用作礼服，用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如晋文公接受周襄王的册命，曾“端委以入”（《国语·周语上》）；“阳穀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穀梁传·僖公三年》）；刘定公对赵文子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左传·昭公十年》）；董安于说：“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国语·晋语九》）；子贡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左传·哀公七年》）。由此可见，“冠礼”的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表示从此可“以治民”和“以治周礼”了。所以《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www.xing528.com)

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的皮弁，也是周族人上古时的一种帽子。《士冠礼》：“皮弁服，素积缁带，素。”郑玄注说：“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孔颖达正义说：“上古也者，谓三皇时，冒覆头，句（鉤）颔绕项。”《白虎通·绋冕》又说：“皮弁者……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积素以为裳也，言腰中辟（襞）积，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这种服装，主要有两部分：皮弁用白鹿皮制成，取其有花纹，其形式“冒覆头，鉤颔绕项”，很明显，是上古野蛮时代的一种皮帽，所谓“古之王者有务（鍪）而拘领者矣”^[7]；素积是素色的布积叠制成的裳，腰部依靠用折叠的襞积构成，也是上古一种原始的服装。

看来，周族在氏族制末期，就是穿着这种服装从事打猎和战斗的。《白虎通·绋冕》又说：皮弁素积，“征伐田猎，此皆服之”。《公羊传》何休注也认为“皮弁，武弁”（《宣公元年》）；“礼，皮弁以征不义，取禽兽行射”（《昭公二十五年》）；徐彦疏又说：“韩诗传亦有此文”（《成公二年》）。在比较原始的部落中，战斗和狩猎确是用着相同的服装的。到周建立国家以后，礼节上所用的服装，还多保存着旧有的形式。但逐渐有些变化和分化，后来这种皮帽就分化成了韦弁、皮弁、冠弁等三种。《周礼·司服》说：“凡兵事，韦弁服；眡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他们把“韦弁”用于有关军事的仪式，“皮弁”则已用到朝廷上去，只有“冠弁”仍然用于田猎上。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田猎用的“冠弁”，就是“玄冠而加弁”，这种皮弁即所谓皮冠，该是正确的。春秋时各国贵族田猎时所戴皮冠，也还和行“冠礼”时所戴的皮弁一样，保持着原始的式样^[8]，同时还保存着原始的风习，有下列三个故事足以证明：

（1）有一次卫献公请孙文子、甯惠子来共进食，二人都穿着朝服侍候在朝，谁知天色很晚，卫献公再不召请，却独自在园囿中射鸿，二人跟从到园囿去见他，他“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左传·襄公十四年》）。

（2）有一次楚灵王在州来狩猎，后来赶到乾谿。“王皮冠、秦复陶（杜注：“秦所遗羽衣”）、翠被（杜注：“以翠羽饰被”）、豹舄（杜注：“以豹皮为履”），执鞭以出，仆折父（杜注：“楚大夫”）从，右尹子革夕（杜注：“子革，郑丹；夕，暮见”），王见之，去冠被，舍鞭（杜注：“敬大臣”），与之语”（《左传·昭公十二年》）。

（3）有一次齐景公在沛泽田猎，用弓来招呼虞人（掌山泽之官），虞人不进，景公派人把他捉来，他说：“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左传·昭公二十年》）。

楚灵王见右尹子革，“去冠被”，所以表示敬大臣；孙文子和甯惠子到园囿中去见卫献公，献公“不释皮冠”，二人就发怒。可知皮冠不仅是田猎的帽子，原来该是武装的帽子，所以在礼节上，即使与臣下相见也要脱帽。古时只有戴武装的帽子，见客要脱帽，如“郤至见客免胄”（《左传·成公十六年》）^[9]。

这样看来，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皮弁，原来的意义就是把他武装起来，以便从事田猎和战斗，因为“二十冠而成人”，需要“与戎事”了。

行“冠礼”时，第三次所加的爵弁，是一种祭服。《白虎通·绋冕》说：“爵弁者，周人宗庙之冠也。”它是一种平顶的帽子，与冕略同，所不同者，冕顶前低后高，爵弁则前后平，冕前有旒，弁没有旒。《礼记·杂记上》说：“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可知弁在礼节中，与冕的用处有相同之处，只是低一等而已。

《士冠礼》解释三次加冠弁说：“三加弥尊，谕其志也。”谕些什么志呢？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有服兵役的义务，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因为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冠礼”的举行，就是表示已具有参与“大事”的大志了。当时贵族的“冠”，既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又代表着他们参与“大事”的大志，因此十分重视，直到死，还是要戴着，不能“免冠”。《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卫国发生内乱，“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在西周金文中，我们常见周天子把服饰车马等赏赐给大臣，其用途不外乎“用事”、“用兽（狩）”、“用政（征）”、“用岁”，例如：

易（锡）女（汝）玄衣黹（纯）、赤巿（韨）、朱黄（珩）、旂、攸勒，用事。（颂鼎）

易（锡）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黻）、舄、（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狩）。（大盂鼎）

易（锡）女（汝）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韨）、悤黄（珩）、玉环……易（锡）女（汝）（茲）关（赠），用岁用政（征）。（毛公鼎）

周天子在对臣属下令的时候，赐给许多服饰车马，不仅是表示恩宠，更重要的是表示具体地授予了特权和任务。所谓“用事”是指所担任的职官的任务，所谓“用岁”是指周年祭典，所谓“用政（征）”是指出征，所谓“用（狩）”是指狩猎，古人是用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所谓“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穀梁传·昭公八年》）。当时周天子赏赐服饰的用途，不外乎“用事”、“用岁”、“用征”、“用狩”，同样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当“冠礼”举行时，由宾客三次加冠弁，当然不同于周天子赐予服饰，但是，其实际意义，也是代表贵族具体地表示授予特权和任务。

按照易洛魁族的氏族制度，通过“成丁礼”的仪式，给予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共有下列十点：（1）选举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2）罢免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3）遵守在氏族内禁止婚姻的义务。（4）氏族成员死亡者遗产继承之相互的权利。（5）援助、防卫及复仇之相互的义务。（6）对于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7）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权利。（8）有权参加宗教上的共同仪典。（9）有权葬于氏族公共墓地。（10）有权参与氏族会议。由于有了“这些功能与职权，对于氏族组织予以活力和个性，并且保障了氏族人员的个人权利”^[10]。我们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周族在氏族制时期举行“成丁礼”时，给予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和易洛魁族是差不多的。易洛魁族是通过对成员命名的方式，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的；而周族除了通过对成员命名方式以外，更通过加冠的方式，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的。

西周贵族所应用的“冠礼”，虽然其仪式和习惯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但是由于贵族、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冠礼”已成为巩固贵族组织和保障贵族成员特权的手段。所以当时“庶人”一般是不举行“冠礼”的^[11]。贵族通过“冠礼”给予成员的特权和义务，根据上面的论述，主要的有下列六点：

（1）开始享有贵族成员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礼仪的权利。按礼，国君与卿大夫行“冠礼”后，才可亲理政务。

（2）开始享有贵族成员统治人民的特权。

（3）经过“结发”和加冠笄后，可以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但须遵守“同姓不婚”的古礼。成年妇女应服从夫权，并作夫家的成员，故其“字”应在许嫁时题取。

（4）取得宗法制度所规定的继承权。嫡长子与庶子所取得的继承权利不同，嫡长子在东序举行加冠仪式，即表示具备了继承“宗子”的资格。

（5）开始有服兵役的义务，负有保护本贵族特权的责任。

（6）取得了参加本族共同祭祀的权利。

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给予，具体表现在成年名字和三种冠弁服饰的授予上。西周、春秋时贵族举行“冠礼”，这样的给予贵族成员特权和义务，很明显，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贵族组织，维护宗法制度，保护贵族利益。所以，这种礼必须在宗庙中隆重举行，《礼记·冠义》说：“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12]

[1] 《说苑·建本》说：“周召公年十九，见王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这和《荀子·大略》所说相同。

[2] 贾公彦疏说：“周文，二十为字之时，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时，则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据金文看来，许多人都以伯仲连同某父称呼，贾公彦之说不可信。孔颖达疏又说：“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曰艾，转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士冠礼》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时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时直呼伯仲耳。”这个说法比较可信，西周、春秋文献中仅称伯仲而略去某父的例子，很常见。习惯上到五十岁后可以单称伯仲，带有敬老的意思。

[3]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的蔡大师鼎下考释中说：“古人女子无论已嫁未嫁，均称某母。……某母当是女名，或省去‘母’字。古者女子无字，出嫁则以其夫之字为字，就见乎彝铭者言：如颂鼎‘皇考叔，皇母姒’，召伯虎簋‘幽伯幽姜’，镈‘皇祖圣叔，皇妣圣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仲，〔皇母子仲姜〕’，均其例证。”在此又不同意王国维之说，认为“某母”乃女子之名，非字，无论已嫁未嫁都可称某母。我们以当时贵族女子“孟某母”的取“字”方式以及简称方法，和当时贵族男子“伯某父”的取“字”方式及简称方法作一比较，可知“某母”确为女子之字，非名。西周、春秋时女子在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以丈夫的称号或字作为字的，只是女子称字的一种方式，郭沫若所举的几个例证，就是以丈夫的称号为字的，但不能说当时女子“无字”，全是“以其夫之字为字”。实际上，妇女出嫁后都用字，不以名行，因此在文献上妇女的名很少见。

[4] 《礼记·丧服小记》说：“许嫁笄而字之，死则以成人之礼。”《公羊传·文公十二年》也说：“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这是女子“以许嫁为成人”的具体表现。

[5] 莫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第八二至八三页。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三页。

[7] 孙颖达认为皮弁起于上古三皇时，“冒覆头，句颔绕项”，是有根据的。《荀子·哀公》载：“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这是说在冠没有创制前，已有“务（鍪）而拘领者”。《淮南子·氾论训》篇根据这点也说：“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高诱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头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绻领，皮衣屈而之，如今胡家韦袭反褶以为领也。”《尚书大传·略说》又说：“周公对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领”，郑玄注：“古人谓三皇时，以冒覆头，句领绕颈，至黄帝则有冕也”（《礼记·冠义》正义引，《荀子·哀公》杨注引略同）。可知上古最早的帽子是兜鍪形式的，是把头顶完全冒覆起来的，其形式如同锅子，故称“鍪”或“务”，原是用来保护头部的。古时作为武装的胄，当即由此发展而来。胄也是兜鍪形式。安阳西北冈出土有殷代铜胄，正是“以冒覆头”的兜鍪形式，见《考古学报》第七册，陈梦家：《殷代铜器》，图五五。

[8] 孙诒让《周礼正义》说：“《孟子·万章》篇：万章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赵注云：皮冠，弁也。孔广森云：《左传》责卫侯不释皮冠；楚灵王雨雪皮冠，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皮冠可释可去，则必别有一物，加于冠上矣。案：皮冠盖犹方相氏之蒙熊皮，孔谓别有一物加于冠上，其说近是。赵氏以弁释皮冠，盖即据此经。……以弁加于冠上，谓之冠弁服。”今案：这种田猎用的皮冠，曾长期保持原始的形式，孙氏谓“盖犹方相氏之蒙熊皮”，甚是。狩猎戴皮冠，不仅为了预防伤害，兼有扰乱野兽耳目，或诱兽入网的意思。辉县琉璃阁战国墓第一号墓所出舞乐狩猎纹奁，奁壁上刻有戴兽头帽而射猎的人，见《山彪镇与琉璃阁》第六五页。这种兽头帽该是一种诱使兽近身的皮冠。

[9] 许地山《礼俗与民生》：“欧洲的脱帽礼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头盔脱下，表示解除武装，不伤害人的意思”（《国粹与国学》第九七页）。这和我国古代将士“见客免胄”的缘由相同。

[10] 莫尔根：《古代社会》，第七三至七四页。

[11] 《礼记·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这里所说的“庶人”，是指由贵族下降而为“庶人”的，还保持有传统的“冠礼”，并不是说当时“庶人”亦有冠礼。

[12] 春秋时诸侯行冠礼，不但必须于祖庙举行，还要举行隆重的飨礼，用钟磬之乐。《左传·襄公九年》记季武子说：“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