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辟雍的特点与起源

商代贵族已有学校教育。《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五页九片：

丙子卜，贞，多子其学，版不冓大雨？

《甲骨续存》下编四五九片：

□亥卜，□，多子□学□，版□冓□。

陈邦怀认为：“”是“徙”的或体，见于《说文》，“徙学”就是“往学”，“版”借为“反”，与“返”相通，这是贞问：多子其往学乎？返时不遘大雨乎？又说：“以前辞日辰‘丙子’参证，盖为‘乙亥’、‘丙子’连续两日所卜者，是知殷代贵族子弟每日往学，必预卜其返时有无遇雨之事也。”^[1]这个解说如果正确，则商代贵族已有学校教育。

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这在许多讲“周礼”的书上时常谈到。如《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又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注：“谓成童”）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所谓“八岁而出就外舍”，就是入小学，所谓“束发而就大学”，束发谓成童，一般是指十五岁以上。这个八岁入小学和十五岁入大学的说法，为后来许多学者所遵信。如《公羊传·僖公十年》何休注说：“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十五受之太傅，教之以大学。”《白虎通·辟雍》也说：“八岁入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礼记·内则》说得更详细：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注：“十五以上”）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这里把贵族儿童教育分为三个阶段：（1）六至九岁在家中学习，学习简单的数字、方名、干支等。（2）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便是入小学，学习以书计、音乐（包括舞蹈等）为主；这和前引各书所说八岁入小学略有出入。（3）十五岁为成童，以学习音乐、射御为主。这时该已入大学，音乐、射御正是大学的主要课程。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便为“成人”，开始学礼。

关于西周贵族入小学和大学的年龄，各书记述略有出入，有的说八岁入小学，有的说十岁入小学。又如《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年二十入大学”（陈寿祺辑本）。但是各书所谈，幼年入小学，成童入大学，基本上是一致的。

礼书所说的西周小学、大学的制度，并非出于虚构，金文中有明证。大盂鼎记述周康王对盂说：

女（汝）妹辰又有有大服，余隹（惟）即朕小学。

郭沫若在新刊《两周金文辞大系》上有眉批说：

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

足见西周贵族确有小学，为蒙昧的儿童学习之处，与礼书幼年入小学说正合。

《礼记·王制》说：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雍），诸侯曰頖（泮）宫。

西周的大学叫辟雍，在金文中也有明证。麦尊说：

王客（格）京祀，（粤）若（翌）日，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侯乘于赤旂舟从。

静簋又说：

惟六月初吉，王才（在）京，丁卯，王令（命）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暨）服眔小臣眔尸（夷）仆学射。（于）八月初吉寅庚，王以（与）吴（虞）、吕（）（合）、邦周射于大池。静学（教）无（），王易（锡）静鞞。

杨树达以上述两段金文作比较，认为麦尊的辟雍，即是静簋的学宫，也就是大学。因为两器都说王在京，地点相同；静簋说王“射于大池”，麦尊也说“王射大龚”，“龚”即是“鸿”，是一种水鸟，所射的情况也相同；《周礼·师氏》说：“以三德教国子”，又说：“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而静簋说小子、小臣、服、夷仆学射，小子即是“国子”或“国之贵游子弟”，可见学宫确为当时学校^[2]。这个比较，十分确切，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大学，或称学宫，或称辟雍，与礼书记述西周大学称辟雍之说正合。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歌颂文王建都于丰、武王建都于镐的成就，其中讲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镐京是以建有辟雍著称，因有辟雍可以使四方都来服从，从而发展武王的建国大业。麦尊和静簋都说辟雍设在京，京当是镐京东郊的一个小地名。《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是有依据的。麦尊说周王命令分封邢侯于邢，邢侯因而“见于宗周”，就是到宗周来朝见周王，正好遇到周王“客（格）京祀”，明天周王就到辟雍，举行“王乘于舟，为大丰”的礼仪，邢侯因而乘着赤旂舟随从。所谓“宗周”，就是镐京，据此可知京确是东郊的小地名，并非别有都城。看来京因为建有辟雍，招徕四方贵族子弟前来求学，逐渐发展成为西周文化教育的中心。周穆王时，正是京的兴盛时期，依据西周金文，京还建有宗庙的大室，周王常在此举行册命礼，发布命令和赏赐臣下（见于弭叔簋）。正因为有宗庙，麦尊说周王在此“祀”。同时京还建有王的宫寝，周王曾在此地泾宫命令史官准备好“筮”所用的蓍草（见于史懋壶）。周王在此所建宫寝，当是为了配合在辟雍进行活动和在宗庙举行祭祀的需要。

伯唐父鼎（《考古》一九八九年第六期《长安张家坡洞室墓出土简报》）载：“乙卯王京，王，辟舟临舟龙（通作“垄”），咸，伯唐父告备，王各（格）乘辟舟，临白旗，用射、虎、貂、白鹿、白狼于辟池，咸，王蔑曆。”这是说王在京举行祭，接着又举行祭，这时王的“辟舟”停靠“舟垄”，等到祭完毕，伯唐父报告准备齐全，王就来到，乘上“辟舟”，在白旗下亲临祭祀，接着王射池中的野兽，其中白鹿、白狼等珍贵而少见的野兽，当是王家早就畜养而以备举行射礼使用的。

西周时代贵族的大学，根据可靠的史料，结合礼书的记述，很清楚有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集居，水池中有鱼鸟集居。

《大雅·灵台》毛传说：“水旋丘如璧曰辟雍。”汉代学者类似这样的解释很多，是可信的。“辟”与“璧”本是一字，辟法之辟，古只作，从辛从人；辟字从从○，○即玉字（如鄂侯鼎的“嗀”字作“”），可知辟是玉璧之璧的本字。辟雍的所以称辟，就是表明其形状如圆璧。“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说：“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就是指环于水中的高地及其建筑。“雍”字，甲骨文和金文从巛（或省作）、从（或省作、作□）、从隹。从巛，像四周环绕有水；从，像水中高地上的宫室建筑；从隹，像有鸟集居其上，因为辟雍和泮宫的附近有广大园林，为鸟兽所集居，《鲁颂·泮水》所谓“翩彼飞鸮，集于泮林”。《大雅·灵台》谈到辟雍时，所说灵台是指高地上的建筑，灵囿是指有鸟兽集居的园林，灵沼是指四周环绕的水池。

辟雍中高地上的建筑，也叫明堂。《大戴礼记·盛德》说：“明堂者……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韩诗说》也说：辟雍“圆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于中”，“盖以茅”^[3]。《吕氏春秋·召类》说：“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吕氏春秋·慎大》又说：“周明堂外户不闭。”《淮南子·主术训》又说：“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时公带所献明堂图，“中有一殿，四周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基本上和《大戴礼记》、《韩诗说》、《吕氏春秋》、《淮南子》相合。辟雍四周环绕以水，它是开凿出来的，也叫做池。“池”本来指逶迤曲折的小河，也有“穿地通水”^[4]的意思，所以环城的河也叫池，如《陈风·东门之池》毛传：“池，城池也。”辟雍因为四周环绕有池，也或称为辟池。《史记·封禅书》说：“沣（酆）滈（鄗）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隐说：“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池。”

上述辟雍的特殊结构，在金文中也有明证。静簋说：“王令静司射学宫”，又说：“射于大池”，分明大池即在学宫之中。遹簋说：“穆王才（在）京，乎渔于大池”，这个在京的大池，也该指辟雍中的大池。麦尊说：“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一定是辟雍中有大池，王才能乘于舟。

《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诸侯曰頖宫”。《礼记·明堂位》也说：“頖宫，周学也。”泮宫的结构也和辟雍差不多，从来有四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西南两面有水环绕，《说文》说：“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为墙。”一种认为东西南三面有水环绕，《鲁颂·泮水》郑笺说：“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一种认为西北两面有水环绕，刘向《五经通义》说：“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頖官。”^[5]一种认为只有南面有弧形的水，《白虎通·辟雍》说：“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半者象璜也，独南面礼仪之方有水耳，其余壅之。”后世称学宫为黉，即取义于象璜。在这四种说法中，闻一多采取了三面环水之说，并认为泮宫和辟雍是异名同实的。他说：

辟、泮双声，义复相通（《广雅·释诂四》：辟，半也。《泮水》笺：泮之言半也），其为一语之转甚明。卜辞雍作，宫作，并从（金文皆变作），是雍与宫亦本一语，宫声变而为雍，犹之籀文容从公声也。

他还以大丰簋“王又（有）大丰，王凡三方”为证，认为“麦尊记王在辟雍乘舟为大丰，此亦言大丰，则凡疑读为泛，谓王在辟雍中泛舟也”。所谓“王泛三方”，因为辟雍和泮宫一样三面环水^[6]。

第二个特点，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东汉末年学者卢植、蔡邕、颍容、贾逵、服虔等，都认为太庙、大学、辟雍、明堂、灵台是“异名而同事”。蔡邕《明堂月令论》^[7]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清代学者惠栋著《明堂大道录》一书，对此有更详细的考证。从西周金文看来，西周时宗庙和辟雍显已不是一物，但是，很清楚的，辟雍确是当时贵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和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

《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白虎通·辟雍》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说文》又说：“雝，天子飨饮辟雝也。”“泮，诸侯飨射之宫”。“侯，春飨所射侯也”。各书的所谓“飨”或“乡”，便是乡饮酒礼，《说文》：“飨，乡饮酒也。”所谓“射”，是指乡射礼。当时辟雍和泮宫，是天子、诸侯带同贵族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之处。古时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往往是联类举行的，《礼记·射义》所谓“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这两种礼，虽然具体目的有些不同，乡饮酒在于“尚齿”和养老，乡射在于“尚功”和练武，《礼记·王制》所谓“习射上功，习乡上齿”，但是总目的还是相同的，就是在于加强贵族的团结和战斗力，所以《礼记·乐记》说：“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说：“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说：“和于射乡。”段玉裁著《说文飨字解》（收入《经韵楼集》），曾对此有较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说文》所说“泮，诸侯飨射之宫”，是兼乡饮酒和乡射两礼而言的；《说文》所说“雝，天子飨饮辟雝”，是从乡饮酒礼概括乡射礼而言的；《说文》“侯，春飨所射侯”，是把两礼联类而言的。

西周、春秋时，贵族确把大学作为举行乡饮酒礼之处。《礼记·乐记》说：“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这就是大学中行乡饮酒礼时尊老的具体表现。其实，举行这种乡饮酒礼的目的，原来不仅在于尊老，更重要的，是为了商量国家大事。《礼记·王制》说：“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注：“告祖也”），受成于学（注：“定兵谋也”）。”怎样“受成于学”，在学校中“定兵谋”呢？就是通过这种“乡饮酒礼”方式的酒会，与贵族的长老们会商决定的。《鲁颂·泮水》说：“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郑笺：“在泮饮酒者，征先生君子，与之行饮酒之礼，而因以谋事也。”鲁侯召集先生君子们在泮宫行饮酒之礼，所谋的就是“屈此群丑”的事，也就是征伐淮夷的事，所以下文谈的都是有关征伐淮夷的事。由此可见，这种乡饮酒礼实际上是一种商讨大事的酒会。《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这种“乡校”只是“国人”的学校，但是，因为“校”是公共活动和学习的场所，“国人”也经常在这里议论国家大事，甚至评论到执政所推行各种政策的好坏。

古时确又把大学作为举行射礼和习射之处。《周礼·诸子》说：“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礼记·燕义》同，郑注都说：“学，大学也；射，射宫也。”其实，射宫就是大学中的厅堂，前后两句，前称“学”，后称“射”，只是行文的变化。《礼记·射义》又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所谓“泽”，即是辟雍的大池；所谓“射宫”，就是辟雍中的厅堂，因常为习射之所，故名，犹如学校之或称为序，或称为榭。

古时贵族射猎，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练习武艺，具有军事演习、检阅军队或部署战斗的性质，所谓“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大田之礼，简众也”（《周礼·大宗伯》）。一是供给祭祀，所谓“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左传·襄公三十年》，杜注：“鲜，野兽”）；“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穀梁传·桓公四年》）。《尚书大传》卷三（陈寿祺辑本）对此有详细说明：

传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所以共（供）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鲜者何也？秋取尝也。……习斗也者，男子之事也……故于蒐狩以闲之也。……凡祭，取馀获陈于泽（郑注：泽，射宫也），然后卿大夫相与射。……乡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于泽，揖让之取也。

这里说：在园囿中习射是“勇力之取”，有练习武艺性质；在学宫中习射是“揖让之取”，有行礼的性质。实际上，在当时贵族看来，练习武艺和行礼，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穀梁传·昭公八年》也有相类的论述：

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面伤不献，不成禽（擒）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

在蒐狩中“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便是礼的规定。

《射义》所说“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在西周金文中也有明证。静簋所说的“射于大池”，即是“射于泽”。麦尊说：“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就是说：天子为了“大丰”的祭祀，亲自到辟雍中射于泽，射中了大鸿，而且擒住了。所以必须说明在“射”之后“禽”住，因为按礼“不成禽不献”的。“大丰”，或者释为“大礼”，或者释为“大封”，都不确切，疑即祈求大丰年的祭典，犹如商代的“年”之祭。《礼记·月令》记季春之月说：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所说“为麦祈实”，也即祈求麦的丰收。举行祈求大丰的典礼，需要“天子始乘舟”，亲自射擒水生动物，所以麦尊特别说明：“王乘于舟，为大丰”；大丰簋又特别叙述：“王又（有）大丰，王凡（泛）三方”。这种祈求“大丰”的典礼，大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渔猎生产活动中。后来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还保留有这种礼俗，例如辽代有头鹅宴和头鱼宴，就是用来表示辽主带头从事渔猎，并把辽主首次亲自擒获的鹅和鱼用来祭祀，以祈求丰收的。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牛鱼”条说：“辽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为岁占好恶。”按“丰”、“豊”（礼）两字，在金文中字形相同，作为地名的“丰”，所说“丰年”的“丰”都是同样写法。麦尊、大丰簋所说的“大丰”，多数学者都释作“大礼”，我认为不妥。麦尊所说“王乘于舟，为大丰”，与《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正相合。

在西周的大学中，除了举行饮酒礼、射礼以外，也还举行献俘的庆功典礼。《礼记·王制》说：

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泮水》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即是《王制》所说“以讯馘告”。《泮水》又说：“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可知古代献俘的庆功典礼，除了在宗庙举行外，确有在学宫举行的。

古代学宫中也还举行尊敬先师的典礼。《吕氏春秋·尊师》说：“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古代在学宫中举行的礼，如饮酒礼、射礼等，带有敬老养老、会商大事、练习武艺、选拔人才的性质，祭祀先师具有尊师的性质，献俘礼具有庆功的性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用乐陪奏的。祭祀先师的礼叫“释菜”，也用乐舞，《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乐正习舞释菜”。献俘的凯旋礼也有恺乐和恺歌，城濮之战，晋国胜利后，曾“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恺”即是“岂”，《说文》，“岂，还师振旅乐也。”所有这些欢庆的礼节，都必须有音乐或舞蹈。因此在学宫中，在讲究“礼”的同时，很讲究“乐”。《大雅·灵台》说：“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乐官名）奏公（工）。”这里所叙述辟雍中弦歌不辍的情况，确是十分热闹。

《孟子》论述井田制时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其实不仅“序”的原义是习射之所，“校”的原义也是射猎练武的场所。孟子所谓庠、序、校，是古代村社成员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的性质。西周贵族的学校，也是贵族成员集会活动的场所，并为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其建筑所以要造成厅堂式，就是为了便于群众活动，更是为了便于习射；其所以要建有园林和水池，也是为了习射的需要。(www.xing528.com)

第三个特点，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要。

上面已经谈过，西周大学是贵族成员集会、行礼、作乐、聚餐、习射的场所，因此，贵族子弟要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这里是最好的实习地方。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又因为在礼乐和射御中，乐和射的技术性较强，需要多加练习。

《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季秋之月“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这里把学校作为练习音乐舞蹈之处，而由乐官担任教导。《周礼·大司乐》说：“掌成均（韵）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又说用“乐德”、“乐语”、“乐舞”来教授国之子弟。也同样把乐官作为治理“学政”的教官，以音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礼记·王制》说：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不仅把乐官作为教官，而且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了“礼”和“诗书”。俞正燮著《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认为“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正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8]。当时贵族大学以“弦歌”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是事实，所以《左传·昭公九年》说：“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但不能说“乐之外无所谓学”，因为西周大学的教学，在礼乐之外更有射，而且射更为重要。

前面已经谈过，辟雍是西周贵族经常射猎之所，因此也是贵族子弟学习射猎之所。前引静簋铭文就说：周天子命令静在学宫中司射，由小子、服、小臣、夷仆等学射；后来周天子和小子等到大池会射，以考验静的教学效果。经考验，静的教学效果很不差，周王因把鞞赏赐给他。可知当时大学由周天子直接管理，时常要命令臣下去教学，也还要检查呢！

从上述西周大学的三个特点来看，其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其规模也是比较原始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为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说明这时学校还没有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学中的贵族公共活动，以射猎、行礼、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乐与射为主，尤以射为重要。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有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队的骨干，用来保护既得的特权，而射猎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所举行的“射礼”，就是以进行军事训练和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所以到春秋时代，有的国家还把“敬教劝学”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政策之一。例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上述的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如果要追溯其来源，很清楚，它是由氏族公社的原始教育制度发展来的。

在原始氏族公社中，儿童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幼年女孩一般由妇女教养，男孩则由男子教养，在母权制下由舅父教养，在父权制下由父亲或伯叔父教养。到六岁或八岁以后，开始离开长辈，住到另外的小屋中，学习各种生产，并参与具有狩猎和军事性质的运动和游戏。快到成年时，在连续几年中，必须经历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毅力，具备充当正式成员的条件。如果训练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这种在“成丁礼”前的训练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

我国古代贵族的学校教育制度，规定男孩在“昧辰”（童年）进入小学，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就是沿袭氏族公社训练孩童要住宿在外的方法；规定男孩到成童时进入大学的制度，也该是沿袭氏族公社中训练成童的办法而有所发展的。氏族公社训练成童的目的，在于培养公社成员，使取得应有的氏族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其训练是和“成丁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西周贵族教育成童的目的，在于培养贵族成员，因此，其教育是和“冠礼”联系在一起的，前引《礼记·内则》的话，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点。

不仅西周贵族的学校教育制度是由原始教育制度发展而来，甚至西周大学的建筑规模和式样，也是沿袭原始的学校而来。为什么西周大学要建造成厅堂式样且周围环绕有水呢？阮元解释说：

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仍留此以为韨，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宇以蔽风雨……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帐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必有沟绕水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大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城内……而别建明堂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韨也（见《问字堂集·赠言》。《揅经室集》有《明堂论》大体相同）。

阮氏认为辟雍起源于上古刚有宫室之时，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四周有沟绕水，后来制度大备，还沿袭古风，在郊外建有这种式样的明堂和辟雍。犹如野蛮时代没有衣服之时，人们用一块皮束在下身遮盖，后来衣冠大备，也还沿袭古风，在衣裳之外束有这样的一块皮叫做韨。这个说法，能够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是对的，皮锡瑞曾大加称赞，认为这是“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经学通论》卷三《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吕思勉又解释说：

盖我国古者，亦尝湖居，如欧洲之瑞士然，故称人所居之处曰州，与洲殊文，实一语也（洲岛同音，后来又造岛字）。以四面环水言之则曰辟，以中央积高言之则曰雍。斯时自卫之力尚微，非日方中及初昃犹明朗时，不敢出湖外，故其门必西南向。汉时公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9]

我国氏族制末期渭水流域的居民，不一定都是湖居。从西安东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来看，当时氏族聚落的周围确实掘有一道大水沟，以防外来的侵袭。西周贵族学校制度既然是由氏族制末期的原始教育制度发展而来，其建筑很自然的，会保存原始的规模和式样。大概最初的学校同氏族制末期的居住遗址差不多，四面掘有水沟环绕着的，即所谓“水旋丘如璧”，仅有一面有桥可与外界相通。后来，防御外来侵袭作用消失，只保存其古老的形式，就筑成三面环水，一面无水而与外界相通，如泮宫的“东西门以南通水”那样。再后来，水沟开得更形式化，只在一面掘有弧形的水沟，像璜的形式，象征着三面环水。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建的学校和孔庙，就是沿袭这种形式的。前述辟雍的建筑，“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土阶三等”，“外户不闭”等，很明显，都是沿袭原始的建筑式样的。

为什么辟雍除了周围建筑水沟外，附近还要有广大园林呢？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练习渔猎，以训练武艺。同时也该是保留了原始学校的遗风。

为什么西周大学还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呢？这也还是沿袭原始的学校的性质而来。从我国氏族制末期的居住遗址来看，其聚落的布局已有一定的规模，在周围氏族成员居住的许多小屋中，有一个公共活动用的大型房屋。以半坡村遗址为例，中间长方形的大屋，结构十分特殊，南北长十二点五米，东西残长十米，墙宽一米，残高零点五米，墙四隅呈圆弧形，墙上有三十多个柱洞，室内为光硬的灰面，中间有四个大柱子洞，现存三个，柱洞的直径有零点四五米，看来是很大的。这完全是一个厅堂的式样，可以推断它是氏族聚落的公共活动场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的性质。西周贵族的学校，正因为是从这样原始的学校发展来的，所以还保存有这种原始的特点。

对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发掘，对处于原始阶段的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都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原始社会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和古代有关的制度联系起来讨论，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探究，也会有助于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上面有关大学的起源的探讨，就是个显著的例子。

我国古代大学的设立，起于西周时，我国古代学校的教师称“师”，也起于西周时。俞正燮说：“《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古人学有师，师名出于学。”^[10]刘师培也说：“观舜使后夔典乐，复命后夔教胄子，则乐宫即师。……周代乐官名太师，或即因是得名。”^[11]他们都以为古代教学由乐官担任，乐官之称乐师，即由于担任教学而来。乐官的称“师”，确起于西周时。辅师簋说：“荣白（伯）入右辅师。王乎（呼）乍（作）册尹册令（命）曰：更（赓）乃且（祖）、考（司）辅。”师簋又记述周王对师说的话：“师，在昔先王小学（教）女（汝），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命）女（汝）更（赓）乃且（祖）、考（司）小辅；今余唯（重）（敦）乃令（命），令（命）女（汝）（司）乃且（祖）旧官小辅眔鼓钟。”郭沫若认为：“此言司辅，并称为辅师则辅当读镈，辅师即《周礼·春官》之镈师也”^[12]，很是正确。据《周礼》，“镈师掌金奏之鼓”，所谓“金奏”就是指打击钟镈等金属乐器的演奏，所以周宣王又叫兼任“鼓钟”的官职。世袭其祖父、父亲的官职为小辅（镈），也简称为辅，又称为辅师，当如俞正燮所说，是由于乐官兼任教师之故。

但是，西周的大学教师为什么要叫“师”？俞正燮、刘师培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解说。商代没有“师”的称呼，只有“”的称谓。卜辞中常见有某，“”即是古“屯”字，就是军队经常的驻屯地的称谓（临时的驻防地叫或次）；也常用作王室师旅的称呼，如说：“王作三”^[13]；又常用作军官的称号，连其名称为某，如般、毋、贮、戈、辟等。到西周时，仍作军队经常驻屯地的称谓，也作王室师旅的单位的称呼，如：“殷八”、“西六”、“成周八”等，但其高级军官的称号，大多数不称“”而称为“师氏”，也或简称为“师”。我们认为，西周时教师之所以称“师”，就是由于教师起源于军官，最初的大学教师由这类称为“师氏”的高级军官担任之故。

《尚书·牧誓》以师氏和千夫长、百夫长连称，《尚书·顾命》和毛公鼎以师氏和虎臣连称，鼎说：“以师氏眔有司……伐”，录卣说：“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这些，都足以证明师氏是高级军官。师氏在金文中常简称为师，以师和人名连称为师某，如师簋记述师父奉命率虎臣等征淮夷，师旅鼎记述师旅因“众仆不从王征于方”而被处罚，甗、卣、臤觯都说师雍父戍于，很清楚，这些称为师某的，都是统率军队出征或防守的军官。他们对周王来说，都是王的爪牙，师询簋记述周王对师询说：“乃圣且（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爪牙”；师克也说：“乃先且（祖）考又（有）劳于周邦，干（）吾（敔）王身，作爪牙。”师氏是捍卫王身的高级军官，是王的爪牙，所以他们所属就有虎臣等。据师酉簋和询簋，在师酉和师询所属部下中，有着各种服从的夷人。

“大师”原来也不是乐官的称呼，而是比“师氏”更高级的武官。例如齐国的始祖吕尚，又称师尚父，《诗经·大雅·大明》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他是武王伐商时的高级统帅，正式官职就是大师^[14]。又如《大雅·常武》说：“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所说的“大师”，也分明是武官^[15]。到春秋时代，大师和大傅除了是国君的师傅以外，仍然有推荐将帅的权力。例如晋国“蒐于夷”，使狐射姑为中军之将，赵盾为中军之佐，后来太傅阳处父回来，“改蒐于董”，改使赵盾为中军之将（《左传·文公六年》）。又如“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縠”（《左传·哀公十七年》）。同时大师和大傅还有执行法律和修订法律之权，例如晋国在赵盾执政后，修订了法律和典章制度，“以授太傅阳子（即阳处父）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晋悼公即位，又使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大师和大傅有时还兼任军事长官，如楚穆王立时，使潘崇“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左传·文公元年》），杜注：“环列之尹，宫卫之官，列兵而环王宫。”又如“晋侯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太傅的地位尊于中军的元帅。

《周礼·师氏》说：

师氏，掌以媺（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路寝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厉）。

这里说：师氏除了担任国王的警卫队长，居守宫门以外，也还参与国家大事，随从国王参与祭祀、招待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等大事，更掌管教育，要以善道禀告国王，以德行教导贵族子弟。从上引金文来看，《周礼》这段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依据的。师氏原是高级军官，是王的爪牙，负有捍卫王身的责任，其所属部下中确有各种夷人，即《周礼》所谓“四夷之隶”。

师氏既然是高级军官，就有负责指导军事训练的责任。当时主要的军事训练就是“射”，最隆重的会射，常由国王亲自带头，师氏也得参与。令鼎记载：“王大耤农于淇田，，王射，有司眔师氏、小子（合）射。”这是国王和大官在举行籍田典礼后会射，师氏和小子也都参与。师汤父鼎说：“王才（在）周新宫，才（在）射庐，王乎（呼）宰雁易（锡）□弓象弭、矢彤欮（栝）。”这位担任师氏官职的汤父，在射庐得到弓矢的赏赐，该也是参与会射后得赏的。

西周贵族的大学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射”，是属于军事训练性质的，目的在于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军队的骨干。因此，当时的大学教师就得由师氏来兼任，师氏就由军官兼任了大学的教官，“师”就成为教师的称呼了。西周大学的主要教学内容，除了射以外，还有乐，乐的教学由乐官担任，因此到西周后期乐官也开始称为师，如前引辅师簋和师簋，就称为辅师或师。再后，“师”就成为教师的通称了，担任教导手工业技术的工官也带有师的称呼，女子的教导人员也称为师氏，如《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师，女师也。”

我们从“师”的称呼起源于“师氏”看来，西周大学的教学，以军事训练为主，是很显然的；其目的在于培养贵族军队的骨干，也是很显然的。因为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当时贵族设立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其统治力量的。

同时还要连带说明的，古时对教师尊称为“夫子”，与教师称为“师”的起源相同。“夫子”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牧誓》是周武王在商郊牧野“誓师”的报告，报告的对象是各级的军事长官。《牧誓》开头说：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很清楚，这个“誓师”报告的对象，上至友邦冢君，下至师氏、千夫长、百夫长，旁及庸、蜀等八族的长官，无非是当时在前线统率大军、指挥作战的各级军官。《牧誓》结尾说：

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七伐，乃止齐焉！

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这样的“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反复训戒，很明显，所谓“夫子”就是指前述的各级军官。到春秋时，“夫子”还相沿为统率军队的卿大夫的称谓，《左传》上这类例子很多。汪中《述学别录》的“释夫子”说：“称子而不成词，则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以夫配子，所谓取足以成词尔。凡为大夫，自適以下，皆称之曰夫子。”黄以周《儆季杂著》的《礼说》卷四“先生夫子”条，解释“夫子”说：“夫即千夫长、百夫长之夫，夫子者千夫、百夫以上尊者称也。”在这两个解释中，应以后一说为是。因为千夫长、百夫长以上的军官，“大夫”以上的官爵，通称为“夫子”的，原来就兼教官，也是最早的教师，后来“夫子”作为教师的尊称，当即起源于此^[16]。

[1] 《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卷下。

[2] 《积微居金文说》卷七《静跋》。

[3] 《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

[4] 《礼记·月令》篇郑注。

[5] 《艺文类聚》卷三八和《初学记》卷十二引。

[6] 闻一多：《古典新义·大丰考释》。

[7] 《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引。

[8] 《癸巳存稿》卷二。

[9] 《燕石续札·古学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10] 《癸巳存稿》卷二“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11] 《左盦集》卷一“成均释”，《刘申叔遗书》第卅七册。

[12] 郭沫若：《辅师簋考释》，收入《文史论集》。

[13]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五九七片。

[14] 《左传·成公二年》载单襄公说：“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大师”即指齐的始祖吕尚。《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周王派刘定公“赐齐侯命”说：“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大师”也是指齐的始祖太公的官职。

[15] 从西周金文来看，“大师”亦应为武官。善鼎说：“王在宗周，王格大师宫，王曰：善，昔先王既命女（汝），在疋侯，今余唯肇先王命，命女（汝）在疋侯，监师戍，易（锡）女（汝）乃且（祖）旂，用事。”西周时大臣接受册命，有时在大臣的祖庙，这个“大师宫”当为善的祖庙，因其祖任“大师”之职而得名。这时周王继续“先王命”，命善辅助侯，监理师戍，并赐给其祖的旗而“用事”。很明显，是命令善世袭其祖的官职。其祖的官职既是“大师”，而这时命他监理师戍，可见“大师”确为武官。

[16] 在《左传》和《国语》所记当时贵族谈话中，对卿大夫都当面称“子”，在背后对他人谈论时称“夫子”，“子”常被用作第二位称谓，“夫子”常被用作第三位称谓。因此有人认为，“夫子”的“夫”是指事之词，就是“那个”的意思。在《论语》所记的对话中，前十篇对“子”和“夫子”的用法和《左传》相同，后十篇才有把“夫子”作为第二位称谓的；在《孟子》所记的对话中，“子”和“夫子”都用作第二位称谓，而且“夫子”尊于“子”。因此有人认为“夫子”开始被用作尊称，出于孔门后学。我们认为，“夫子”被普遍地用作对老师的尊称，确是出于孔门后学，但是把“夫子”的“夫”解释为指事之词，是不妥当的，《牧誓》可为明证。春秋以前，贵族在对话中，习惯上确是当面称“子”，背后才称“夫子”，“子”比较有亲切之感，但是誓辞与对话不同，比较庄严，不适宜当面称“子”，故在《牧誓》中，当面对军官训戒称“夫子”。有人怀疑《牧誓》的著作年代出于《论语》之后，因而当面有“夫子”之称。这个说法也不确，孔门后学把老师尊称为“夫子”，如果《牧誓》作于《论语》之后，怎会叫周武王当面对所属军官尊称为“夫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