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曾国之谜诠释，证实曾国即是随国

七十年代以来，在河南、湖北间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走廊，陆续出土不少西周晚期曾国铜器和其他文物，特别是一九七七年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所出文物之丰富和精美是空前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这个先秦时代的曾国，文献上不见记载，因此它成为一个谜。李学勤曾发表《曾国之谜》一文（《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文物与考古》副刊九十二期），试图解开这个谜，推定铜器铭文上的曾国，就是文献记载上的随国。接着石泉又发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表示赞同李的意见。接着，李学勤又发表《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一文（《文物》一九八○年第一期），其中第二节《再论曾国之谜》，更进一步肯定曾国即是随国。我们在过去探讨先秦历史地理时，曾接触过这个国家，认为就是文献上的“缯”或“鄫”，在西周时代已是一个较强的国家。

曾国是否即是随国？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尽管曾国和随国同样是周天子所分封的诸侯国，地理位置接近，但是从历史情况来看，不可能就是一国。

李学勤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认为从河南新野，湖北京山、枣阳等地出土的曾国铜器来看，多属于曾侯子弟的墓葬，只有随县均川出土有曾国国君“曾伯文”的铜器，随县近郊发现了曾侯乙大墓，国君的墓葬应该在其国都，而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

这个理由，我们认为是不充分的。第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墓葬不一定在国都。许多小的诸侯国由于封地狭小，国君墓葬只能在国都附近。较大的诸侯国，往往有特定的国君墓地。例如春秋时代鲁国国君，墓地就不在国都曲阜而在阚（《左传·定公元年》及杜注），阚在今山东嘉祥北，曲阜以东一百多里。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列举秦的国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国都。类似的很多，不列举了。第二，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战国初期曾的国都在西阳而不在随。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记载，楚惠王得到来自西阳的讣告，因而为曾侯乙制作宗庙用的编钟等礼器，送到西阳进行祭奠。可知曾侯的宗庙在西阳，当时曾的国都也必在西阳。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认为西阳即是汉代江夏郡的西阳，并且提出理由说：“薛尚功云器出安陆，安陆与西阳正同属江夏郡。”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西阳在今河南光山西南。根据文献，随国始终没有迁过都。如果曾国即是随国的话，其国都应在随，不可能在今河南光山西南的西阳。石泉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推定西阳“地望或不出今随县、安陆间”，但是这种推测并没有什么依据。

从文献记载来看，随国原是汉东姬姓诸侯中较大的，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斗伯比语）。但是，它从春秋前期起，逐渐沦为楚的附庸。公元前七○四年楚大败随国，迫使随“盟而返”（《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六九○年楚又伐随，兵临随都，迫使随人求和结盟，“为会于汉汭而还”（《左传·庄公四年》）。公元前六四○年随带领汉东诸侯叛楚，楚又出师伐随，“取成而还”（《左传·僖公二十年》）。孔颖达正义认为从此随已成为楚的私属，不再参与诸侯的会盟，因而此后一百多年随国不见于《春秋》经传的记载。直到公元前五二五年随才又见记载，这年楚在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左传·昭公十七年》）。正因为这时“随人”已是楚的私属，身份低微，只能担任楚的胜利品的看守者。公元前五○六年吴师攻破楚都，楚昭王出奔到随，吴人向随追索，随人向吴辞道：“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不败，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左传·定公四年》）说明春秋中期以后随国在楚的武力威胁下，多次被迫结盟，世代订有盟誓，是托庇楚国保护的附庸小国。《春秋》在公元前四九四年记载：“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左传·哀公元年》所载经文）。杜预注说：“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指中原华夏诸国），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楚卒复国，楚人怀之，使列于诸侯，故得见经。”杜预这个解释只是为了推崇儒家的经典，实际并无根据。事实上，随国早已成为楚的附庸，没有参与诸侯会盟的资格，这时随的国君和陈、许两国国君一起跟从楚王围攻蔡国，并不能证明它由于“楚人怀之”，而取得了“列于诸侯”的资格。从此以后，随国在文献记载中就不见踪迹了。

考古发现的曾国，显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随国。从河南、湖北两省间出土的曾国文物来看，曾国从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正从南阳盆地西南部新野、谷城太平店，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经枣阳茶庵而东到随县西南、京山东北。石泉据此断言曾国是西周时期“汉阳诸姬”的封国之一，认为南阳盆地南部曾是曾国的居地，这一带正在汉水以北。我们认为，这个断言是可信的。但是，石泉又认为随国也是由南阳盆地迁入随枣走廊的“汉阳诸姬”之一，并深入到随县一带，因此进一步断言曾国即是随国，这就缺乏依据了。曾国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占有领土是较大的，直到春秋中期也还不小。这显然和随国在春秋中期已成为楚国附庸的情况不同。从随县近郊发现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来看，可见直到战国初期，曾国还是个拥有较大经济力量的独立的诸侯国，并没有沦为楚国的附庸。墓中出土竹简记载曾侯乙死后，赠车的人有楚王、太子、令尹以及楚的封君如鲁阳君、阳城君、坪夜君、君等。与此同时楚惠王还专门铸造编钟来作为曾侯宗庙中的礼器。楚王以及楚的封君给予曾侯这样高的礼遇，正说明这时曾侯还保持诸侯的地位。与担任楚国胜利品的看守者的“随人”显然地位不同。再从其墓中显示身份等级的九鼎八簋之类铜礼器以及编制庞大的整套编钟、编磬来看，从其墓中出土竹简有大批与楚国大臣相同类型的官名来看，显然也证明这时曾侯具有诸侯的身份。

李学勤为了证明曾国即是随国，对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造宗庙礼器作出解释：“估计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我们认为，楚惠王给曾侯以很高的礼遇，是当时曾侯所处地位和楚王在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不可能出于报德之意。李学勤又说：“大家了解，汉淮间小国能维持到战国初年不灭的，只有随国，这是曾即随的又一有力证据。”我们认为，战国初年的史料中没有见到随国还存在的记载，同时在考古中也没有见到过战国初年随国的文物，很可能，随国已被灭亡了。“只有随国不灭”说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也无法根据这点来断定曾国即是随国。

石泉认为一国两名的现象在古代不乏例证，如商又称殷，吕又称甫，楚又称荆，魏又称梁，韩又称郑，“曾又称随，自亦相类”。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凭空作类比。古时一国两名，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多数由于迁居或迁都，这在文献上都有明确记载。但是，所有出土曾国铜器铭文都一律称“曾”，而所有文献记载讲到随国的又一律称“随”，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两名的关系。我们认为，以考古发现的曾国和文献记载的随国来看，随国在西周时已存在，曾国也在西周时已与随国同时并存，不可能是一国。

曾，在古书上作“缯”或“鄫”。《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将要灭亡之前，郑桓公问史伯说：“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为了具体说明当时形势，曾列举成周周围的诸侯国，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即楚）、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九个，就是当时成周以南的南方较大的诸侯国，包括随国在内。排列次序，大体上按强弱为先后的。随是九个中较弱的。史伯还谈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当时申是南方的强国，在南方九个强国中，仅次于楚国，同时申又和缯、西戎联合，因而成为一个强大力量，足以把西周灭亡，所以史伯一方面说“申、吕方强”，把申、吕列入成周以南的九个强国之二，另一方面又说：“申、缯、西戎方强”。《国语·晋语一》记载史苏说：“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史记·周本纪》也说：“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因而西周灭亡。这个跟从申国一起联合犬戎把西周灭亡的缯或鄫，当即曾国。

这个参与灭亡西周战役的曾国，韦昭《国语注》和张守节《史记正义》等，都认为是姒姓，就是春秋时代在今山东苍山西北的鄫国。但是，这个在山东苍山的鄫国怎么可能长途跋涉跟从申一起进攻在今陕西的西周国都呢？因此清代一些学者就认为曾国原在申国附近，后来才迁到东方的。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说：“当是时，申国初受改封之际，国于谢（按指周宣王分封申到谢），在楚方城之内，度缯国必与之相近，故得偕举兵。哀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岂其故墟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七也有类似的见解：“此缯关当是缯之故国，乃国于方城之内，与申接壤者，故《国语》以申缯连文，其迁峄东，当在春秋之初。迨鲁庄公时，楚灭申而守方城，此时缯已不在南土矣。”事实上，古代有两个姒姓曾国，一个在东方，即在今山东苍山者；另一个在南阳盆地南部，与申相邻。并不是一个曾国从南阳远迁到了东方。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收入《古史考存》），根据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曾姬壶，指出姒姓曾国之外，另有姬姓曾国，是正确的。姬姓曾国不知在何处。

我们认为，高士奇、雷学淇等推定西周时代曾国原在南阳盆地和申国相邻，即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一带，是十分正确的。《左传·哀公四年》说：楚国三大夫“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可知缯关靠近方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推定缯关在裕州，即今方城一带。此地与申国（今南阳西北）正好邻近。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有力的证据。《荀子·尧问》说：“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杨倞注：“缯与鄫同。缯丘，故国。封人，掌疆界。”“丘”与“墟”同义，地名缯丘，就因为是缯国旧都所在。杨倞解释为“故国”，是正确的。缯丘当与缯关相近，缯丘正当楚国北方的边界附近，所以那里有掌疆界的“封人”。

既然西周时代曾国的国都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缯丘一带，那么，在今河南新野发现西周、春秋之际的曾国铜器和文物，就可以理解了。这个曾国，毫无疑问，就是跟从申国一起召来西戎、把西周灭亡的缯或鄫国。从《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来看，这个曾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和随国同时并存，因此曾国决不可能就是随国。

石泉采用童书业的旧说，认为与西戎共灭周幽王的申国是西申，在今关中近西戎处，因此缯国，“自当在关中邻近西申与西戎处，从而不是南阳盆地之曾国”。童书业早年所著《春秋史》（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认为与西戎、缯人共灭西周的申国，“盖申国本支之在西者”，“其邑谢之申，则申人之东迁者，固无与于亡周之事也”（《春秋史》第四七页）。我们认为这一推断是错误的。周幽王宠爱庶妾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废原来申后和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出奔外舅家申国，申国的国君申侯就联合缯国和西戎共灭西周。这个作为外舅家的申侯，肯定是在南阳盆地，作为强大诸侯的申，不可能是留在西方被称为“申戎”的西申。我们只要细读《国语·郑语》中史伯所讲当时的情况，就可以一清二楚。史伯一方面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等九国，另一方面又说：“申、缯、西戎方强”，“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这个在成周以南与吕（在今河南南阳西）连称的申，只能是南阳盆地的申。因此，跟从申一起召来西戎的缯或鄫，也只能是南阳盆地的曾国，决不是在关中邻近西申与西戎处。(www.xing528.com)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竹书纪年》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为太子。”伯盘即是伯服。又引《竹书纪年》说：“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的“犬戎东侵周地”条，认为“鲁侯”是“曾侯”之误，这是正确的。鲁侯远在今山东曲阜，不可能与申侯、许文公一起拥立平王于申。《竹书纪年》中分别言“西申”和“申”，说明西申和申分明是两地。西申确实如童书业所说是申的一支留在西方者，即所谓申戎；而申国乃是申被周天子分封于今南阳的诸侯的另一支。这个联合曾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的申，显然不是被称为申戎的西申，而是在今南阳的作为诸侯的申。许国在今河南许昌东，正当今南阳的东北，因而能够和申、曾两侯一起拥立平王于申国。从此也可以证明当时的曾侯，一定也在今南阳附近。在楚国势力扩展以前，曾国有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它以南阳盆地南部为中心，向北控制着通向中原的要道“夏路”的门户，即所谓“缯关”；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包括走廊东南端的邻近地带。因此近年来这一带都有西周、春秋之际的曾国文物出土。看来它的扩展时期并不长，当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被强盛起来的楚国势力所抑制。

楚国在春秋前期已逐渐强盛，不断图谋北上向中原地区扩展。它首先图谋控制的是汉水以东地区，当时汉东之国以随国较大，因而楚武王就以征服随国作为目标。楚国在征服随国、控制汉东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图谋占领汉水东北的南阳盆地作为北上争霸的根据地。当时南阳盆地以申国最大，楚文王就联合巴国讨伐申国，灭申后接着又向东攻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在公元前六八○年灭息，并把申、息同时改为县，以汝水为边界，把方城和申、息一带作为边防重镇，此后经常调动申、息之师北上与中原大国相抗衡。这时曾国虽然没有被楚灭亡，曾国的政治中心肯定已从南阳盆地向随枣走廊转移了。曾国原来在南阳盆地的领土当已被楚国占有，曾的旧都一带已成为楚的边防要地缯关和缯丘。至于南阳盆地东南的随枣走廊及其以东地区，已在楚国势力包围圈之内，已非战略要地，因而从南阳盆地向东南转移的曾国能够继续保存下来。

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战国初期曾国国都当在今河南光山西南的西阳。根据曾侯乙大墓的发现，当时曾国又以湖北随县西北郊作为国君的葬地。根据宋人记载，楚王熊章钟又曾出土于湖北安陆。看来这时曾国统治中心又进一步向东迁移。在今光山、随县和安陆之间，虽多山区，但是西阳沿潢河流域，随县和安陆又沿涢水流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地。这时曾国的继续东迁，该是为了对楚进一步的退让。看来这时随国已被楚灭亡，即使没有灭亡，也已很弱小了。从公元前六九○年楚国伐随，“除道梁溠、营军临随”以及《水经·涢水注》所说“溠水又东南，径随县故城西”来看，随的国都当在今随县西北的溠水东岸，离开曾侯乙大墓尚有几十里。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占有领土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在今随县地方，同时有曾国和随国甚至楚国的领土，不是不可能的。

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曾侯乙大墓规模很大，出土文物多达七千多件，其中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礼乐器，不但在同时期墓葬中是罕见的，而且在同时期同等身份的诸侯国君主墓葬中也是罕见的。这就可以看到当时曾国的经济、文化有着较大的发展。曾侯乙钟有长篇的乐律铭文，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楚、晋、周、齐、申等国和曾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说明曾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常有往来，而且在统治者相互往来中很讲究礼乐，正因为它长期与各大国之间有来往，很讲究礼乐制度，除了有九鼎八簋等表示诸侯身份的铜礼器之外，还有编制庞大、铸有长篇乐律铭文的整套编钟、编磬。这些决不是世代成为楚的附庸的随国所能有的。从出土文物看，当曾侯乙去世时，楚惠王会特别制作曾侯乙宗彝送到曾的国都祭奠；当曾侯乙下葬时，楚国从国王到封君、大臣都分别赙赠车马等礼物，连宋国掌权大臣司城也来赙赠，这也不是长期沦为楚国附庸的随国国君所可能得到的礼遇。当然，曾国对于楚王是极其尊敬的，因而尊称为“王”，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个称呼，就断定“曾侯已完全附属于楚，其实际地位大概和鲁阳公、阳城君等人差不多”。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把铜器铭文中的曾国，看作即是文献记载上的缯国或鄫国，才能对考古中发现的曾国遗迹作出合理的解释（本章原题《曾国之谜试探》，是和钱林书合作写成，刊《复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发表时两人署名）。

一九六四年上海博物馆从湖北运沪废铜中，拣选得春秋早期的曾子斿鼎，铭文开头说：“曾子斿择其吉金，用铸□彝，惠于剌（烈）曲。”一九六六年七月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曾侯仲子斿鼎，铭文是“曾侯仲子斿父自作彝”。同时又出土曾仲斿父铺和曾仲斿父壶，铭文是“曾仲斿父自作宝甫”和“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该是出于同一人制作。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认为“烈曲”当即文献“曲烈”之倒文，“曲”，《说文》古文作“”，此铭正作“”。论证甚确。

图五十八 曾子斿鼎及铭文

一九六四年上海博物馆从湖北运沪废铜中拣出。残高十七点六厘米，口径三十一点八厘米，铭五行存四十一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世本》记：“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灭之”（《通志·氏族略》卷三引）。《史记·夏本纪》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缯氏……”《国语·郑语》韦昭注也以为缯国姒姓。《世本》“曲烈”可能是“烈曲”之误。《国语·周语中》记富辰说：“杞、缯由太姒。”《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说：“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可知曾确为夏的姒姓后裔。《春秋·僖公十四年》记“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左传·襄公四年》载：“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狐骀在今山东滕县东南二十里狐骀山。《春秋·襄公四年》：“莒人灭鄫。”这个鄫国在今山东枣庄东，苍山西北。

至于在今河南、湖北间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出土的许多曾国铜器，当是另一个曾国，就是文献所说和申侯、西戎一起攻灭西周的缯或鄫国。这个曾国原是夏的后裔，也是姒姓。这个曾国西周时代确实存在。周昭王时的中甗载：“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国），行，（位）在（曾），史兒至，以王令（命）曰：‘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中省自方，复造□邦。”这是说周王命令中巡省南国，先行，驻留在曾，史兒赶到，带来王命，命中出使大小各国。曾就是其中一国。这个曾国在今河南方城，与申国（今南阳西北）邻近。中甗所说“南国”就指南阳一带。这个曾国既然是姒姓，可知决不可能是姬姓的随国。

近人有主张在今山东的鄫国，就是从河南迁往的，并不可信。因为河南、湖北间的曾国，当春秋、战国之际，还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