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楚国：诸侯中的大国

楚国到春秋时代，已经是诸侯中第一等的大国。不但幅员广大，而且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重大的发展，还很有特色。到战国时代，楚国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是楚文化的灿烂时期。它在当时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中，对于完成全国的统一，促进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推动南方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经过了一个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过程的。我们考察一下它的西周时代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

先谈楚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近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它起源于东方的，也有认为它产生于中原的，又有以为它成长于南方的。

楚起源于东方之说，首先是由郭沫若提出的。他依据周成王时的铜器令簋，认定楚即淮夷。令簋说：“隹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说：“此成王东伐淮夷践奄时器。楚即淮夷，淮、徐初本在淮水下游，为周人所迫，始溯江而上，至于鄂戆。炎当即春秋时郯国之故称，汉属东海郡，今为山东郯城县，县西南百里许有故郯城云。”这是主张楚原是淮夷，原在淮水下游，后来西迁的。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举出《逸周书·作雒解》“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作为旁证，认为楚即是熊氏之国，郯即是谭，在今山东历城东南龙山镇。

这一说法，我在早年也很相信^[1]。现在看来证据薄弱，是不能成立的。《逸周书·作雒解》记载：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一作“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通作“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把熊盈解释为两族，认为徐是盈姓国，奄是熊姓国，“熊盈谓徐奄之同姓国”，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徐、奄二国都是嬴姓，亦即盈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正义：“《世本》文也。”《史记·秦本纪》称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和运奄氏，运奄氏当即奄氏。我们以其他史料和《逸周书》对比，可知熊盈族即指淮夷。例如：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

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国（《史记·齐世家》）。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史记·鲁世家》）。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书序》）。

用这些史料和《逸周书》对比，可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无疑是淮夷。《吕氏春秋·察微》说：

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高注：“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

这里所说“东夷八国”和《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十有七国”是类似的。可知熊盈族即是东夷。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十八说：“据《吕览》则奄、徐之外，尚有六国，即淮上诸夷也。”这时淮夷族的小国很多，除了《吕氏春秋》说“东夷八国”和《逸周书》说熊盈族十七国以外，还有说五十国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

为什么淮夷又称为熊盈族呢？淮夷是嬴姓，见于《世本》（《路史·国名纪乙》少吴后嬴姓国“淮夷”条引）。“熊”和“嬴”是一声之转。刘师培《周书补正》卷三说：“熊者嬴之转，观《左传》宣八年夫人嬴氏，《公》（《公羊传》）、《穀》（《穀梁传》）作熊氏，则熊、盈、嬴三文通用。”《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并非指熊氏和盈姓两族，古代对于姓和氏有区别，熊氏是芈姓，如果要指两族的话，应该说“芈盈”，不该说“熊盈”。“熊盈”当即指嬴姓，“熊盈”两字原为一声之转，长言之，称为“熊盈”，短言之就只称为“盈”。《逸周书》的熊盈族只是指淮夷，并不包含熊氏的楚国在内。淮夷是嬴姓，楚国是芈姓，他们并非同族。因此我们认为，把楚作为淮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把楚包括在熊盈族之内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楚起源于东方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令簋所说的“隹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的炎，肯定也不是郯或谭。

楚产生于中原之说，首先是由清代宋翔凤提出的，见其所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过庭录》卷九）。认为楚最早的国都丹阳即是公元前三一二年秦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匄的地方，在今河南西峡以西的丹水以北地区。吕思勉《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的《春秋初楚都》和《春秋楚郢都辨疑》（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都信从其说。吕先生认为旧说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在当时，实非周之封略所及”（《先秦史》第一六三页）。我认为此说绝不可信，理由有下列两点：

第一，今西峡以西的丹阳，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文献，是个地区名称，不是都邑名称，它之所以称为丹阳，是因为在丹水之阳。《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先说击楚于丹阳，再说攻楚汉中，丹阳和汉中都是地区名称。《史记·张仪列传》载：“遂取丹阳、汉中之地。”将丹阳和汉中连称，明显两者都是地区名称。《史记·屈原列传》载：“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所谓丹淅^[2]，即是丹阳，因为这个地区介于丹水、淅水之间，所以又称丹淅。先秦文献上，始终没有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丹阳都邑的记载，这个作为“丹阳”的地区名称也只是在这一次战役中出现过，而且又作“丹淅”。既然此地没有称为丹阳的都邑存在，那么，宋翔凤以为楚最早国都丹阳在此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第二，这个丹阳地区，正当春秋时代的少习（即战国以后的武关）东南，是东南方面出入西周时镐京的交通要道，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当西周强盛的时期，决不可能允许楚国在此建都。清代朱鹤龄《读左日钞》于成公六年下，曾指出周宣王把申伯封在南阳的失策：

宣王封申伯于南阳以制荆蛮，其《诗》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是也。然最失策者封申之役，盖南阳者，东都之咽喉，天下之形胜，四面以制诸侯者也。申侯封而宛之东南，荥阳之东北，俱非周有，东都之险失矣，镐京之形孤矣。犬戎入周，东南诸侯无来救者，以申据形势，塞其路也。犬戎不得申侯之援，则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阳之路，则不得召戎也。

这个分析十分正确。西周末年申侯、缯侯（即曾侯）之所以能够招引犬戎，联合起来攻灭西周，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申、缯据有南阳形胜之地，便于联合犬戎和攻入镐京，确也是个原因。如果像宋翔凤所说，楚原来建都于南阳以西的丹阳地区，正当少习（即武关）的东南，形势比南阳更为重要。作为与周经常敌对的楚国，周天子怎能让它在此建都？按照《世本》记载，楚武王才由丹阳徙郢；按照《史记·楚世家》，楚文王“始都郢”。楚武王元年已是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七四○年），楚文王元年已是周庄王八年（公元前六八九年），就是说，在西周灭亡以前，楚仍建都丹阳，如果丹阳在南阳以西的话，正好塞住申、缯两国招引犬戎和进攻镐京的要道。如果楚不参与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攻灭西周。从这点来看，楚在当时也不可能建都于此。

原来楚都丹阳的地望，有下列三说：

（1）在今安徽当涂东北，便是汉代丹阳郡丹阳县。《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丹阳”下自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2）在今湖北枝江西，便是东汉南郡枝江县的丹阳聚。《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说，正义引颖容《春秋释例》，都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续汉书·郡国志》南郡枝江县有丹阳聚。

（3）在今湖北秭归东南七里。《水经·江水注》说：秭归县有“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其征矣。”《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和《舆地志》所说相同。

在上述三说中，第一说不可信，《水经·江水注》已经指出：“论者云：寻吴楚悠隔，蓝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第二、第三两说，地理位置相去不远，杜佑《通典》认为这是出于迁移的结果，丹阳先在秭归，后迁枝江。

丹阳究在何处？从文献记载来比较推敲，丹阳在今秭归东南的说法，比较合理，因为它离荆山和沮水较近。《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封熊绎于楚蛮”，“姓芈氏，居丹阳”。而《墨子·非攻下》又说：“昔者熊丽始封此雎山之间。”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毕沅说：“雎山即江、汉、沮、漳之沮。”这是正确的，所说雎山当即指今沮水两旁的山区，沮水流域后来称为沮中，一作祖中，其中山脉亦称祖山，又称潳山。《后汉书·南蛮传》讲到“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所谓潳山蛮即指居住在这一带山中的少数民族。秭归东南的丹阳，正当雎山的西南。熊丽是熊绎的祖父，由此可知在熊绎前二代楚国早已在这一带建都。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得对：“丽是绎祖，雎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而《世本》又说：“鬻熊居丹阳”（《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鬻熊是熊丽的父亲，《史记·楚世家》说：“鬻熊事文王，蚤（早）卒，其子曰熊丽。”可能鬻熊早在此建国，因为早死，墨子没有算他，而从熊丽算起。

古文献中，楚又名荆或楚荆，西周金文也称荆或楚荆，该即由于楚国以荆山为根据地的缘故。《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右尹子革说：“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后世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西北一带，但是在西周时代，当指这一带广大的山区，包括现在的漳水流域。当时荆山地区该是和雎山地区连接的，广义的荆山还可能包括雎山在内，所以墨子说熊丽始封于雎山，而《左传》又说熊绎在荆山。这个广大的荆山地区曾经是楚早期建国的主要根据地。

近人因为对《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发生误解，误认为楚原为淮夷，曾与奄、徐等国一起参与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把楚看作殷的同盟。事实上，楚不但没有参与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而且在周公平定叛乱之后，还曾卑躬屈膝参与周成王召集的盟会，因而楚得以列入周天子所属的诸侯。《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近年研究金文的学者，认为西周时代不存在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但是，根据一九七七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初年甲骨文中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看来，楚国之君确实曾被周人称为“子”。《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史记·周本纪》又说：周文王为西伯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子即是鬻熊。可知周文王时楚君已被周人称为“子”，而楚君就以“子”的地位归附于周。到周成王时，只是通过盟会的仪式确定楚属于“子”的等级的诸侯而已。从西周初年的甲骨文看来，楚君还曾亲自朝见天子而有所报告，更有所贡献。周原出土甲骨文记载有：“其微、楚□氒，师氏受。”^[3]当是楚和另一个小国叫“微”的一起进献“”，而为周的师氏（军事长官）所接受。

周成王时期，周公在平定武庚、管、蔡及淮夷、徐戎的叛乱之后，就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分封诸侯，并在岐阳召集诸侯参加会盟，从而确立周天子统属诸侯的权威，以奠定西周建立新王朝的基础。《国语·晋语八》记载弭兵之盟，楚国争先歃血要做盟主，晋大夫叔向为此对赵文子讲起周成王在岐阳召集盟会的故事：“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此从公序本，别本误作“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鲜牟即是根牟，东夷族^[4]。在这次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中，因为“楚为荆蛮”，受到歧视，以致地位和东夷族的鲜牟一样低下。楚国国君在盟会中担任了司仪的职司，在盟会举行之前，预先演习仪式时，由他按照尊卑的等级，用茅草树立在天子和诸侯的坐位上，即所谓“置茅”；在正式举行盟会前，由他用可以望见的木表标明尊卑的座位席次，即所谓“设望表”^[5]；到天子和诸侯入席以后，他就和鲜牟之君一起守望会场前的火炬，即所谓“守燎”。因此，楚国国君虽然参与了这次岐阳的盟会，实际上没有能够坐到会议席上，地位要比一般诸侯低下。这次岐阳的盟会具有奠定西周王朝统治权力的作用，又称为“岐阳之蒐”。《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在申召集诸侯会盟，楚大夫椒举对楚灵王说：

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

椒举把“成有岐阳之蒐”和“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等等相提并论，可见这次“岐阳之蒐”十分重要。杜注：“周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说明在这次岐阳的盟会上，不但举行了结盟的仪式，而且举行了大蒐礼。大蒐礼具有检阅军队、军事演习的性质，具有任命将帅、制定法律、公布国家大事的作用。在这种周成王召集的重要盟会上，楚国国君熊绎虽然所处的地位低下，毕竟是参与了，并确立了他从属于周天子的关系。

楚国尽管接受了周天子的分封，但是，它毕竟和当时周所分封的其他诸侯不同。因为它早已建国于荆山地区，这时周成王仅仅追认其既成事实，表面上确立从属关系而已，而楚国在这时，只是迫于刚创建的西周王朝的威势，表面上表示臣服而已。以周成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因为楚是荆蛮，对它十分歧视，在盟会中把它和东夷族的鲜牟看得一样低下。因此，楚国对于周天子的从属关系是不牢固的，是暂时的。

当周成王的早年，周、楚之间的从属关系还勉强维持着。据说成王亲政以后，周公因有人谗言，一度出奔到楚，后来成王再把他请回来^[6]，说明周、楚之间关系还和好。

西周时代，周和楚之所以不断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原因在于双方。从楚国方面来看，这时楚正在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楚国原来立国于荆山地区，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较差，但是楚国人民富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子革说：“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栾武子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杜注：“筚路，柴车。蓝缕，敝衣。言此二君勤俭以启土。”^[7]筚路，是指就地取材，用竹木制作的车子。“蓝缕”即是“褴褛”，是指用布制作，简单朴素，没有边缘，缀结而成的衣服。后来引申为破旧之衣。若敖、蚡冒是楚武王以前的楚国国君，栾武子指出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说他们用艰苦创业的精神来开拓山林地区。这并不是从若敖、蚡冒之时开始的，从熊绎之时早就开始了。当时西周贵族在随从天子南下征伐楚国的时候，都以“孚金”作为目标之一，说明那时楚国生产的“金”（铜）的数量已不少，他们“以启山林”已取得相当的成效。

这时楚国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被称为“荆蛮”或“楚蛮”的一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早就不限于荆山一带，而分布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在长江下游吴国的原住居民是“荆蛮”^[8]，在长江中游杨越和庸国的原住居民也多数是“楚蛮”^[9]。“蛮”字，金文作“”，不从“虫”，从“言”和二个“糸”，只是指语言纠缠而难懂，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孟子因为农学家许行是楚人，说他是“南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也还是这个意思。楚人芈姓，芈姓原是“祝融八姓”中分布在南方的一支。原来越也是芈姓。《世本》说：“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说）。《国语·郑语》记史伯（即伯阳父）也说：“芈姓，夔、越。”《潜夫论·志氏姓》又说：“芈姓之裔……或封于夔，或封于越。”这个越，究竟是指哪一族人？或者认为是于越，或者认为是南越，我认为该是指原在长江中游的一支杨越^[10]。长江中游既是芈姓的“楚蛮”居住之地，如果楚国能够推行有利这个地区“楚蛮”人民的政策，就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当时楚国图谋扩展，关键就在于取得江、汉之间“楚蛮”人民的支持。

至于西周王朝，当然要防止和压制楚国的扩展，其办法不外两方面：一是直接出兵南下征伐，二是在南阳和汉阳两个地区分封诸侯，以限制楚向北、向东的扩展。在汉水东岸，对邓（曼姓，在今湖北襄樊北）、鄀（允姓，在今湖北钟祥西北）的分封，在汉水西岸，对谷（在今湖北谷城西北）、卢（妫姓，在今襄樊西南）的分封，用这些异姓诸侯作为限制楚扩展的第一道防线。在汉水以东的汉阳地区，分封有汉阳诸姬，如随（在今湖北随县）、唐（在今随县西北）等，作为限止楚扩展的第二道防线。在上述这些诸侯中，邓和随、唐都是比较强大的。

然而，西周王朝采用的这种压制楚国扩展的办法都没有起多大作用。周昭王晚年多次亲自率师南征楚国，最后一次大败，昭王也因此沉死于汉水中。《古本竹书纪年》载：

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引）。(www.xing528.com)

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引）。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路史·发挥三》注引“清”作“有”）。

《史记·周本纪》也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所谓“南巡”或“南巡狩”，即是指南征楚国；所谓“不返”，就是死去而没有回来。这是周的史书的讳言。所谓“天大曀”，“夜清五色光贯紫微”，无非表示这是出于天命。这次周昭王统率的六师所以会惨败，该是回军渡汉水之际遇到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以致“丧六师于汉”，连昭王也沉死了。《吕氏春秋·音初》载：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

所谓“梁”，是指行军途中，在汉水上用船搭成的浮桥。“蔡”当作“祭”。所谓“梁败”，当时由于遇到突然袭击，浮桥被打得突然败坏，因而周昭王、祭公等人都落入汉水中。所说“振王”和“振蔡公”，只是拖起尸体而已。至于《帝王世纪》说：“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昭王等人因而沉死（《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又是后人讳饰之辞。正因为周人在回师渡过汉水之际遭到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所以会“丧六师于汉”。

这次楚军在周的回师途中能够在汉水突袭成功，使得周的六师丧失，周昭王因此沉死，取得如此重大胜利，该是楚国“甚得江汉间民和”的结果。

金文上有下列周天子亲自出征楚国的记载：

令簋：“隹王于伐楚白（伯），才炎。”

过伯簋：“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宝尊彝。”

御簋：“御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

簋：“从王伐荆，孚（俘），用作簋。”

另有禽簋：“王伐侯”，“”字，近人或者以为“楚”的异文，不确^[11]。上述四器的制作都应在周昭王时，与古文献中记载昭王伐楚荆相合。周曾南征楚国，许多从征的大臣俘得大量铜器，用来铸造铜礼器，过伯簋所说“孚（俘）金”，固然是指夺得铜器，御簋所说“又（有）得”和簋所说“孚（俘）”，同样是指夺得铜器。说明当时西周向楚长途跋涉的征伐，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掠夺楚的铜器。因为这时南方的楚开矿和冶炼技术比较进步，铸造有不少铜器，成为西周贵族的掠夺对象之一。

到周夷王时，西周王朝走向衰落，而楚国由于“甚得江汉间民和”，得到了向长江中游扩展的机会。《史记·楚世家》说：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世本》和《大戴礼记·帝系》都有类似的记载。《楚世家》索隐引《世本》，越章王作就章王，《大戴礼记·帝系》又作戚章王。熊渠分封三子为王，只有鄂王的鄂在今湖北鄂城，是可以确定的。句亶，《楚世家》集解引张莹说：“今江陵也”；越章或就章，宋翔凤以为即是春秋时代的豫章（《过庭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都没有确切的根据。《楚世家》既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又说“伐庸、杨粤至于鄂”，更说所封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句亶和越章都该在长江中游。这是西周时代楚国得到重大扩展的时期。

到周宣王时，西周王朝曾集中兵力，向南战胜淮夷，向北战胜严允。在征伐严允的战役中，大臣方叔就调集兵车多到三千乘，《诗经·小雅·采芑》说：“方叔莅止，其车三千”，达到了西周用兵的最高数字。但是，周宣王始终没有向楚国用兵。《诗经·小雅·采芑》又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只是说方叔以征伐严允的威名，迫使楚国来畏服而已。周宣王防止楚国扩展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南阳分封强大的诸侯。在召伯虎率军战胜淮夷之后，周宣王就派他到南阳建筑都邑，开辟土田，把王舅申伯分封到那里，建立了强大的申国，目的就在于控制南方。《诗经·大雅·崧高》说：“于邑于谢，南国是戎”；“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看来这个办法曾取得一定的效果。到西周末年，在南阳的申吕二国已是南方的强国，它们的力量仅次于楚国。当西周将要灭亡的时候，史伯分析当时形势，曾列举成周四方周围的诸侯国，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国语·郑语》）。排列次序大体上以强弱为先后。强大的申国的建立，对西周王朝来说，固然有利于控制南方，可以起防止楚国扩展的作用，但是也加剧了西周王朝的内部矛盾，后来西周终于被申国、曾国联合犬戎灭亡了。这时申、曾等国一度向南扩展，在今湖北京山曾经发现西周、东周之际曾国国君的墓，出土铜礼器的组合是九鼎七簋（应该缺一簋）^[12]，说明此时曾国占有的土地已深入到今汉水和涢水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国的势力确是暂时受到了压制，但是楚国依然是当时南方最大的强国。

西周末年史伯对答郑桓公的一席谈话，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周王朝衰落之后，兴起的将是芈姓的楚、姜姓的齐、姬姓的晋和嬴姓的秦，而对于楚国将兴的道理叙述得特别详细。他分析了祝融的后裔八姓，己、董、彭、秃四姓已灭亡，斟姓没有后代，妘、曹两姓“又无令闻，必不兴矣”，只有芈姓会兴起，而在芈姓之中，“唯荆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楚有什么“昭德”呢？他又说：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国语·郑语》）。

《史记·楚世家》有相同的记载，只是叔熊作叔堪，季作季徇。熊严死后，伯霜即位，六年死去，三弟争立，仲雪死去，叔堪逃难于濮。根据史伯的话，可知楚大夫薳氏将要拥立叔熊，也没有成功，终于季得立。他认为季“又甚聪明和协”，功德高于以前的楚王，“必光启土”，也就是说必然能够发扬光大，开拓疆土。所谓“又甚聪明和协”，就是进一步推行先王“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政策，因而能够取得“必光启土”的效果。《国语·郑语》最末一段对史伯的分析作了总结，认为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如史伯的推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蚠冒一作蚡冒，是季之后的第四代楚国国君。季在位二十二年，此后熊咢只有九年，若敖有二十七年，霄敖只有六年，蚡冒又有十七年。季、若敖、蚡冒三君在位年代较久，都是有为之君。季是“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若敖、蚡冒又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由此可见，对江汉之间“楚蛮”人民的“和协”，在山林地区的艰苦创业，这是西周时代楚国推行的传统政策，也就是史伯所说的“昭德”。正因为如此，楚国能够发展生产，开拓疆土，积蓄力量，奋发图强，为此后春秋时代楚国的大扩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九三年山西曲沃北赵晋穆侯墓中出土楚公逆编钟八件，铭文作：“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大工、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擒。顉内乡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作龢燮锡钟百□。楚公逆其万年用，保□大邦，永宝。”

这是说，楚公逆祭祀祖先、父亲、先世大臣和四方之神，用人首来祭祀的典礼，楚公逆因而出征，以求“用祀四方首”，就是要取得“用”于祭祀四方之神的首级。结果成功，擒获很多。因此顉进贡了赤金（即铜）九万钧，楚公逆用来铸造许多的钟。一钧是三十斤，九万钧多到二百七十万斤，这个数字出于夸大。

宋代曾有楚公逆钟出土于湖北嘉鱼。孙诒让认为楚公逆即《楚世家》的熊咢。“逆”和“咢”音同通用。熊咢，《十二诸侯年表》作熊鄂，元年在周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七九九年），卒年在周宣王三十七年（公元前七九一年）。《楚世家》的索隐云：“噩音鄂，亦作咢”，可知熊咢原作“熊噩”。王国维依据楚公逆钟的出土地点，作出推论说：“案《楚世家》言熊绎居丹阳，至文王熊赀始都郢，中间无迁都事，惟言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乃立长子毋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后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盖熊渠之卒，熊挚红（即中子红）虽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阳，越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故有其遗器”（见《观堂集林》卷十八《夜雨楚公钟跋》）。王氏这一推论并不可信。若如王氏之说，熊挚红继嗣楚王，仍居于所封之鄂而不居丹阳，经历六世，熊咢犹居于鄂，实际上就是迁都，这样鄂就成为楚六世建都之地。楚原来建都于丹阳，在今湖北秭归东北，楚文王迁都于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是在丹阳以东三百多里，鄂在今湖北鄂城，又在郢以东五百多里。楚将国都东迁，是为了便于向东开拓。但鄂为楚伐杨越而新得之地，远离本土而迁都于此，并不适宜。若熊挚红以后六世建都于鄂，文王不可能把国都向西迁移五百多里而建都于郢，而且从此长期建都于郢。看来熊挚红初封于鄂，居有宗族，建有宗庙，后来继嗣父位而为楚君，在鄂仍保留有宗庙，此后历世楚君来此祭祀，因而此地有楚公逆编钟出土。《楚世家》索隐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看来熊渠以后，历世楚君不称“王”而称“公”，熊咢当宣王时，也还称“公”。到熊咢子熊仪，《楚世家》说“是为若敖”，开始改称为“敖”。若敖子熊坎，“是为霄敖”。霄敖子熊眴，“是为蚡冒”，蚡冒弟熊通杀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才开始恢复称王。

值得注意的是，楚国长期保留着原始的宗教信仰，保存着原始的礼俗。楚国礼俗重视祭祀四方之神，楚公逆钟称祭祀四方之神必须用新近擒杀的敌人首级，就是沿袭原始部族的“猎头”的风俗。楚公逆钟所说的四方之神，就是战国时代《楚帛书》所绘四季之神，就是开天辟地之神。王厚之《钟鼎款识》所载绍熙四年荣芑题跋，讲到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钟说：“钟高二尺有畸，纽上坐有裸鬼，盖雷神也。”这是因为见到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钟，开首说：“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大雷钟”，推定钟上“裸鬼”的纹样是雷神，其实该是四方之神。

[1] 拙作《中国上古史导论》曾采用此说，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2] 现有《史记》各种版本，《屈原列传》有作“丹淅”的，也有作“丹阳”的，从索隐解释“丹、淅，二水名也。谓在丹水以北，淅水以南”来看，原本当作“丹淅”。

[3]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4] 《国语》韦注：“鲜牟，东夷国。”黄丕烈《国语札记》谓即《春秋·宣公九年》的根牟。杜注：“根牟，东夷国，今琅邪郡阳都县东有牟乡。”在今山东莒县西南。

[5]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一解释说：“《史记·叔孙通传》索隐引贾逵曰：束茅以表位为（《说文》曰：，朝会束茅表位曰，引《春秋国语》曰：致茅。盖本此）。引之谨案：……窃谓置茅者，未盟之先，摈相者习仪也，习仪则必为位，故以茅表之。《汉书·叔孙通传》说朝仪曰：为緜蕞野外习之。如淳注曰：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传》曰：置茅。颜师古曰：蕞与同。然则置茅之义，当与緜相似，盖为习仪而设也。……设望表者，豫为王及诸侯之位，以木表之。……昭十一年《左传》：朝有箸定，会有表，会朝之言，必闻于表箸之位。杜注曰：野会设表以为位，是其明证矣。”

[6] 《史记·鲁世家》载：“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史记·蒙恬列传》记蒙恬说：“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按周公一度去楚，当为事实。《左传·昭公七年》载：“公将往，梦襄公祖（杜注：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俞正燮《周公奔楚义》（《癸巳类稿》卷一）说：“然则襄公曾适楚，故祖导昭公，以见周公曾适楚，故祖以导襄公。”俞氏依据《左传》证明周公确有适楚之事，很对。但是俞氏以为周公奔楚即是《尚书·金縢》的居东，则是错误的。

[7] 《史记·楚世家》集解引服虔曰：“筚路，柴车，素木辂也。蓝缕言衣敝坏，其缕蓝蓝然也。”这样把蓝缕解释为敝坏的衣服，并非本义。《方言》卷四说：“以布无缘，敝而之，谓之褴褛。”又说：“褛谓之緻，裯谓之褴，无缘之衣谓之褴。”郭注：“褴褛，緻结也。袛裯敝衣亦谓褴褛。”

[8] 《史记·吴世家》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汉书·地理志》也说：“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吴世家》索隐说：“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这时荆蛮或楚蛮已经是种族的名称。

[9]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兴兵伐庸、杨粤，夺取土地分封三子，“皆江上楚蛮之地”。可知长江中游庸国和杨越的原住居民多数是“楚蛮”。

[10] 《国语·吴语》韦注：“句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郑语》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路史·国名记丙》：“越，芈姓，古南越……非姒姓之越。”这样把于越、南越作为芈姓，并无确据。《史记·楚世家》说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长江中游的杨越即是楚蛮的一支，因而是芈姓。《古本竹书纪年》：“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可知当时居于今鄱阳湖周围九江地区的杨越也称为越。

[11]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认为“”为“盖”的异文；“盖”与“奄”音同通用，以《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的商盖即是商奄为证，是正确的。

[12]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