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代的东方与北方开发成果

这里所说的东方是指山东半岛，北方是指山西、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所说开发是指耕地的垦辟、农业地区的扩展、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从已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来看，早在商代，四方已经有所开发，有些地方已有较高文化。传统的看法认为商周时代只有中原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四方都很落后，这显然不正确。但是，我国从来是个多民族国家，西周春秋时代的四方确实有不少所谓“蛮夷戎狄”分布的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有些还过着游牧渔猎的经济生活。由于各族之间相互交往，彼此通婚，交流文化，加速了这些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和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中原王朝及其分封四方的诸侯图谋扩大统治地区，而四方原有部族建立的方国又图谋进入中原，出现了各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齐、晋、楚、秦等大国，就是在四方不断开发和民族之间不断发生斗争的情况下形成的。本章将着重论述当时东方和北方的开发过程以及齐、鲁、晋等大国形成的过程。

西周推行的分封制，把许多诸侯分封到四方，是在商代已经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的。从已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来看，现今辽宁的大凌河流域（喀左、朝阳等地），北京周围（平谷、房山等地），河北中部和西南部（蔚县、涿县、保定、曲阳、石家庄、平山、藁城、邢台、邯郸等地），山西西部黄河沿岸（保德、忻州、石楼、永和、灵石等地）和东南部（长子等地），山东中部（滨县、济南、长清、益都、淄博、寿光等地）和西南部（曲阜、邹县、滕县、苍山等地），都已经开发，有较高的文化。西周初期在东方和北方分封许多诸侯，主要就是分布在上述商代已经开发的地区。

周武王克殷以后，因为殷贵族势力在商代原有王畿内还很强大，为了安抚他们，继续分封商王后裔武庚，“俾守商祀”，又分封姬姓诸侯作为“三监”，“俾监殷臣”（《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去世，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并发动东方夷族参加叛乱。等到周公东征胜利，平定叛乱，接受这个教训，就对殷贵族改用分散迁移的办法，并推行分封制，在新征服的商代原有王畿、东方夷族地区和北方戎狄地区，分别分封了大大小小很多的诸侯，以便加强控制，并图谋进一步对东、北两方开拓和开发。周公除了把一部分殷贵族迁到洛邑加以监督利用以外，还把殷贵族和某些方国的贵族分批配给一些大的姬姓诸侯，使带往封国成为“国人”，既可以作为封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柱，同时又可以消除这些旧贵族原住地区潜在的叛乱威胁，可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所有这些被分配给大诸侯的旧贵族，不但有宗族组织，而且有附属的奴隶。例如分配给鲁国的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左传·定公四年》），“类丑”即是奴隶。这样旧贵族整族带同奴隶从中原迁移到四方封国去，无疑会传播中原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有利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开发。

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既有大小之别，又有姬姓和异姓的不同，姬姓之中又有嫡系和旁支之分。大国主要分封在重要的统治地区，用来控制原来殷贵族和夷狄势力强大的地方，占有战略要地，并谋求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嫡系姬姓的大国，或者封在商代原有王畿，或者封在中原靠近夷狄的地方。如文王之子康叔封于卫（国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就是商代国都周围地区；武王之子唐叔封于唐（即晋，国都在今山西翼城西），就是“夏虚”，靠近戎狄地区；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国都在今山东曲阜），就是新征服的东夷“奄”的所在。而旁系姬姓的大国则分封到较远的四方去，如召公之子封于燕（国都在今北京市西南），太伯仲雍之后封于吴。宜侯所封的宜（今江苏丹徒，见宜侯簋铭文）可能就是吴的始封地。异姓的大国更分封到较远的东方夷族地区，如吕尚封于齐（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临淄）。

分封的待遇，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也有不同。姬姓诸侯中的大国，在分给一定范围的封疆和土著人民的同时，分得有殷贵族和某些方国的贵族以及世袭官职的贵族，如鲁国分得“殷民六族”，卫国分得“殷民七族”，唐国（晋国）分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左传·定公四年》），燕国也至少分得了侯氏、氏两支殷贵族。这两支殷贵族中，都有人服事燕侯，成为燕的大臣（见房山琉璃河出土复鼎铭文和卢沟桥出土盉铭文）。但是，同时所封的姜姓齐国，虽是大国，却是“有分土，亡（无）分民”（《汉书·地理志》），没有分得旧贵族。

嫡系姬姓诸侯多数分封在中原已开发的优越地区和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周公七个儿子的分封地点为例：四个儿子分封在凡（今河南辉县西南）、祭（今河南荥阳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茅（今山东金乡西北），都在中原心脏地区。另外三个儿子就分封到东、北、南三个战略要地、靠近夷戎的地方，长子伯禽代表周公封于鲁，成为嫡系姬姓诸侯封得最东的大国，用来控制东夷和淮夷；另一儿子封于蒋（今河南淮滨南），在淮水上游，成为嫡系姬姓诸侯封得最南的一国，用来控制淮水以南的群舒及淮夷；另一儿子封于邢（今河北邢台），原为商的旧都所在（祖乙迁都于邢），成为姬姓诸侯中正北方向中封得最北的一国，用来控制戎狄。此外封于战略要地的，还有武王之子封于韩（今山西河津、万泉间，参看本章附录《韩侯所在地望考》），正当另一个武王之子唐叔所封唐国（即晋国）之西，与唐同样担负有控制戎狄和向北开发的责任。又有文王之子封于（今山东宁阳东北）和滕（今山东滕县东南），在鲁的西北，滕在鲁的南方，和鲁国同样负有控制东夷、淮夷和向东开发的责任。

至于异姓诸侯的分封，除了特殊原因封在中原的以外，多数就分封到更远的四方去。分封到今山东中部、东部、南部的特别多。如姜姓的齐、纪（今寿光南）、（今黄县、烟台附近）、州（今安丘东北）、向（今莒南的东北）；任姓的薛（今滕县东南）、铸（今肥城南）、鄣（今东平以东，一说姜姓）；妘姓的夷（今即墨西）、鄅（今临沂北）、偪阳（今枣庄南）；己姓的莒（今胶县西南，一说曹姓），嬴姓的谭（今章丘西，一说子姓），姒姓的鄫（今苍山西北），曹姓的邾（今曲阜东），妫姓的遂（今肥城南）等。此外封在今山东的还有风姓诸侯如任（今济宁东南）、宿（今东平以东）等，嬴姓诸侯如郯（今郯城北）等，该是土著部族因顺从周朝而受封的。

周朝把这样多的异姓诸侯集中分封到山东半岛，把不少姜姓诸侯分封到山东的中部、东部，并且把姜姓的齐国作为一个大国分封在那里，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地区是东夷集中的地方，东夷的战斗力很强，曾经随从管叔、蔡叔、武庚一起叛乱，周公用三年时间才平定叛乱。而且这个地区经济落后，多数东夷还从事游牧渔猎，如果不加开发，就不可能巩固周朝在这个新征服地区的统治。

周朝把吕尚（太公望）封到山东中部的齐国，因为他原是统率大军指挥作战的大师（大师原为统帅的官名），所统率的一支姜姓贵族勇敢善战，建有赫赫战功。这时分封到东方，用来控制和继续征伐这个东夷势力强大的地区，是最合适的。周朝原来封给齐国的封土不大，主要就是东夷蒲姑氏居住地区，但是划给吕尚征伐的范围很是广大。公元前六五六年齐伐楚，管仲提出伐楚的理由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史记·齐世家》有相同的记载，而且说：“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集解引服虔说：“是皆太公始受封土也。疆境所至也。”索隐反驳服虔，认为“今淮南有故穆陵门是楚之境，无棣在辽西孤竹……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当以司马贞索隐之说为是。桂馥《札朴》卷二、黄以恭《爱经居杂著》卷一《赐履解》，都赞同索隐之说，并作了进一步分析。穆陵地望有两说，一说在今湖北麻城北，一说在今山东临朐南。无棣也有两说，一说在今河北卢龙旧孤竹境，一说在今河北南皮、盐山及山东广云一带。目前很难作出正确论断。总之，它远远超出齐国境界。所谓“五侯九伯”，就是指广大区域内不服从周室的方国。十分清楚，当齐国受封之时，周朝就给了它征服和开拓这个原来东夷集居地区的使命。

当周朝分封许多异姓诸侯到今山东半岛、图谋开拓东夷集居之地的同时，又分封许多姬姓诸侯到今河北的西南部和山西西南部，作为北方的屏障，并图谋开拓戎狄集居地区。

西周分封到今河北西南部的姬姓诸侯就是邢国（周公之子，今邢台）。分封到今山西西南部的姬姓诸侯，主要有唐（即晋，武王之子，国都在今翼城东南）、韩（武王之子，今河津、万泉间）、霍（霍叔之后，今霍县西）、杨（今洪洞东南）、贾（今襄汾西南）、荀（今新绛西）、耿（今河津南）、虞（仲雍后，今平陆东北）、魏（今芮城北）等。跨过黄河，还有焦（今河南三门峡西）和虢（北虢，文王弟，国都上阳在今三门峡东南，下阳在黄河北岸）。

邢国确实具有抵御和征讨北方戎狄的作用。一九七八年河北元氏出土的臣谏簋铭文：“隹（唯）戎大出□（于），井（邢）侯（搏）戎。延（诞）令臣谏以□□亚旅处于。”这是康王时器。，当在今元氏境内的泜水流域，今井陉的东南，这是邢国在北方防止戎狄侵扰的重要据点。这时“戎大出于”，就是说戎族大举进犯该地。邢侯因此出兵搏战，下令臣谏统率亚旅（官名）出居于防守。《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周平王东迁“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当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说明当时邢国相当强大，力量足以抵御和征伐戎狄中的大族。等到春秋前期，周朝统治势力衰落，戎狄大量东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邢国先被狄所攻破，接着卫国又被狄打得大败，邢、卫两国迁到了黄河以南，于是狄族势力就深入到中原了。

韩国正当唐（即晋）的西面，同样负有控制北方戎狄的责任。《诗经·大雅·韩奕》：“以先祖受命，因时（是）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这六句诗，当是概括周王授给韩国诰命的内容。就是说，周天子命令韩侯，赏给追、貊等“百蛮”，因而成为“北国”之“伯”。追和貊是“百蛮”中主要的两族。

武王少子唐叔封于唐，即是后来的晋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原来封土不大。但是唐叔受封时，分得了“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因而实力比较强大。周朝配备给晋国较强的实力，为的是要它担负抵御戎狄和开拓戎族地区的使命，如同齐国负有征服和开拓东夷地区的使命一样。唐叔受封时，成王分给他密须的大路（战车）和鼓以及阙巩的皮甲，就有授给这个使命的用意。后来周景王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文王）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武王）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左传·昭公十五年》）。大蒐是检阅军队、准备战争的一种礼仪。当时成王把文王在大蒐礼上应用的战鼓和战车、武王用来克商的皮甲赏给唐叔，就是要求他继承祖先胜利的余威，达到“匡有戎狄”的目的。当唐叔受封时，授给唐叔的诰命《唐诰》，规定了推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就是既要采用传统的“夏政”中合适的政令，又要推行适宜于戎狄的法令，使便于达到“匡有戎狄”的目的。

今辽宁、河北、山东沿海一带，原来都是夷族分布之区域。《禹贡》说：冀州“鸟夷皮服”（今本“鸟”误作“岛”，从《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及孔颖达正义改正），青州“莱夷作牧”，徐州“淮夷珠暨鱼”，扬州“鸟夷卉服”。鸟夷当是因其以鸟类为图腾而得名的。莱夷和淮夷都是因地而得名。其实淮夷也是鸟夷的一种，居于淮水流域，“淮”字从“水”从“隹”，“隹”即鸟类。淮夷嬴姓，见于《世本》（《路史·国名纪乙》少昊后嬴姓国“淮夷”条引），亦称熊盈族。嬴姓的郯（今山东郯城北），相传为少昊氏之后，“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熊盈族中的蒲姑氏（今山东博兴东南）是鸟名，在蒲姑氏以前，居住同一地点的爽鸠氏（《左传·昭公二十年》）也是鸟名。相传为太昊之后、“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的，有风姓之族（如任、宿、须句、颛臾等国）。风姓即是凤姓。甲骨卜辞假“凤”为“风”，古文献中“大凤”或作“大风”（如《淮南子·本经训》：“缴大风于青邱之泽”）。秦和赵，都是嬴姓，原来也是东夷。嬴姓的祖先，相传是大业，也是“玄鸟陨卵，女修吞之”而生，大业之子大费，即伯益（一作伯翳），职司“调驯鸟兽”，他的儿子大廉，又是鸟俗氏，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又是鸟身人言（《史记·秦本纪》）。看来古代东夷，多数是鸟夷的分支。

所有这些东夷，都是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的。《禹贡》说：“莱夷作牧”，伪《孔传》解释为“可以放牧”。有人把“作牧”解释为农作和放牧，是错误的。《史记·夏本纪》引作“莱夷为牧”，可知“作”并不指“农作”。《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下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都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农业、纺织手工业不发达，经济生活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渔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氏的祖先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穆）王”，秦的祖先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史记·秦本纪》）。《禹贡》说：“淮夷珠暨鱼。”师簋铭文又说：“正（征）淮尸（夷）……殴孚（俘）士女牛羊，孚吉金。”可知淮夷虽然已开采铜矿，使用铜器，经济生活也还以放牧牛羊、捕捉水产为主。

东夷从商代后期起就很强大。《后汉书·东夷传》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政，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鲁的国都曲阜（今属山东），曾是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奄，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但是到商代晚期，奄就为一支强大的东夷所居住，称为商奄或奄。齐的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东临淄）一带，原为逢伯陵之地，但是到商代晚期，成为强大的东夷蒲姑所在地。晏婴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说明商代晚期确是“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从今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全是东夷分布的区域。等到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招诱夷狄，奄、蒲姑等东夷都参加了叛乱。《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说明当时在今山东半岛，东夷的支族众多。

从西周金文来看，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到康王时，东夷又大反叛，召公和卫侯伯懋父又大举东征。旅鼎铭文：“隹（惟）公大保来伐反尸（夷）年。”大保即是召公奭的官名。小臣簋铭文：“！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隹（惟）十又一月，（遣）自，述（遂）东，伐海眉（湄），（于）厥复归，才（在）牧。白（伯）懋父承王令（命），易（锡）（率）征自五贝。”伯懋父即是卫侯康叔之子康伯髦，亦即王孙牟，髦、牟、懋三字声同通用。牧即牧野附近的牧邑，是“殷八”的驻屯地。由此可知，卫侯伯懋父因东夷大反，统率“殷八”一直攻到了海湄（即海滨）地区，并征收得了那里出产的贝。康王以后的金文中就不见有对东夷大规模用兵的记载，该是从此东方沿海的夷族都已服从周朝的统治了。从西周中晚期金文来看，周朝主要征伐的对象已经不是东夷而是南淮夷。周宣王时的师簋铭文，记载宣王下令师“（率）齐币（师）、、、、、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这时“齐师”已成为征讨淮夷的主力军，从属还有、、、四个诸侯的军队。“”为姜姓之国，近年有国铜器出土于黄县、烟台一带。“”即莱国，叔夷钟铭文作“釐”，声同通用。当吕尚刚受封到齐国的时候，“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史记·齐世家》）。从师簋铭文看来，至迟宣王时，莱已服从周朝而成为诸侯，并接受王命而和齐一起征伐淮夷了。

图五十七 小臣簋铭文（上器下盖）

因为多数东夷是游牧、渔猎的部族，所在地区经济落后。故当吕尚刚受封时，齐国的生产条件很差，土壤质量不好，很多是盐碱地，大都未经垦辟，农作物稀少，人口也不多，而且周朝没有像分封姬姓诸侯那样分配给殷或方国的旧贵族。《汉书·地理志》载：“齐地……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而人物归之。”《盐铁论·轻重》又说：“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红）之巧。”因为这个地区农业生产落后，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新建立的齐国，在“辟草莱而居”的同时，就因地制宜，着重发展鱼盐等海产和衣着方面的手工业。

到春秋前期，齐国在发展海产和手工业的同时，农业生产有了发展，这就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确立了经济方面的基础。齐国和中原其他诸侯国一样，社会组织实行“国”（都）和“野”（鄙）对立的制度，庶人耕作的农田实行井田制。齐桓公初年，重用管仲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对于“鄙”推行了一系列谋求发展生产的政策。管仲认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到，当时齐国实行平均分配井田及其他土地的制度，耕作者（民）分配有“份地”，养有自己的家畜，还可以按照时令进入山泽采集，同时政府对耕作者的“份地”要征税，又要征发劳役。所以管仲会提出上述一系列的主张，既要“相地而衰征”，分田平均，“无夺民时”，又要“山泽各致其时”，“牺牲不略”。管仲还主张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国语·齐语》）。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虽然还没有水利灌溉，耕作必须等待“时雨”，但是，已经懂得掌握耕作时令的重要性，认识到“深耕而疾耰”的必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到，齐国“辟草莱”的开发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在农业生产中已累积起了很多经验，摸索到生产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在齐国取得开发工作进展的同时，周围的许多异姓诸侯同样对这方面作出了贡献。齐以东的姜姓的纪国，就是其中成绩显著的一个。前面已经讲到，当吕尚刚受封时，莱夷就在齐的国都营丘旁边，与齐争夺营丘。由于纪国的开拓和开发，营丘以东都成为纪的疆土，把莱夷推到了纪以东地区。纪的国都在今寿光南，西边有酅邑靠近齐的国都，南边有郱（即骈，今临朐东南）、郚（今安丘西南）两邑，东北又有鄑邑（今昌邑西北）。公元前七二二年纪人伐夷（今即墨西），说明纪的东南境已延伸得很远，到今高密、胶县一带。此后便不见有夷国，可能即为纪所攻灭。纪国的西、北、南三面环抱莱夷，占有不少原是莱夷放牧之地，肯定起了一定的开发作用。公元前六九三年齐襄公用军队迫使纪国郱、鄑、郚三邑人民迁移而夺取其地，后二年纪侯之弟纪季又带着酅邑投入齐国作为附庸，纪国开始分裂。再次年，纪侯因为不愿屈服属齐，把政权交给纪季，接着又因齐师来伐而离去（以上根据《春秋》和《左传》）。于是纪国被齐兼并，齐的东境便扩大了。齐国的强大，就是从兼并纪国开始的。

在莱之西有姜姓的纪国，西南有姜姓的州国，东南有妘姓的夷国，东北还有姜姓的国，靠渤海沿岸，使得莱夷四面处于包围之中。由于四周异姓诸侯向莱夷原有之地开发，莱夷占有的地方就越来越缩小。《国语·齐语》说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韦昭注：东莱，齐东莱夷也），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韦昭注：施惠广也）”。这时莱夷已经不靠海，没有鱼盐的生产，要仰给于齐国，成为齐国推销其生产的鱼盐的主要地方了。

齐国在向东扩展的同时，又逐渐向西扩展。公元前六八六年齐、鲁两国联合包围国（今宁阳北），齐襄公接受了的投降，于是齐的西南境就越过泰山而到达鲁的国都曲阜的东北。后二年齐桓公又攻灭谭国（今章丘西）。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又攻灭遂国（今肥城南）而加以防守。公元前六六四年齐桓公又迫使鄣（今东平东）投降，鄣在的西北，遂的西南。这样齐的西境有了很大扩展。公元前六六○年齐桓公迫使阳国（今沂水以南）人民迁移而夺取其地（以上根据《左传》），又使齐的南境有很大扩展。

我们还必须指出，莱国人民在春秋时代也已对居住地区进行了开发，多数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改变了过去以放牧为主的情况。当公元前五六七年齐攻灭莱国的时候，“迁莱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左传·襄公六年》）。就是把莱的国都（今昌邑东南）中的“国人”迁到了郳，由齐大夫高厚、崔杼考察原来莱的田地，定出方案以备归属齐的国君和卿大夫。说明当时莱国已有许多垦熟的耕地。齐国在春秋前期向四方不断扩展，到攻灭莱国之后，就占有山东半岛北半部和中部地区，成为东方最大的诸侯国。齐这个大国的形成，就经济发展的形势来说，是西周到春秋前期山东半岛中部、北部许多异姓诸侯国（包括东夷族的莱国在内）的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

当齐国向山东半岛中部、北部开拓的时候，鲁国正向山东半岛的南部、东部扩展。鲁国曾向西南的中原地区扩展，公元前七二一年攻取极国（今金乡南），后二年又伐取宋的郜（今城武东南）和防（今金乡西南），公元前六四三年一度越过宋国攻灭项国（今河南沈丘），公元前五六○年攻取邿国（今济宁东南）。鲁国又曾向西北扩展，公元前六一七年伐邾取得须句（今东平西北，原为风姓之国，此时已为邾所兼并）。鲁国向西南和西北都不可能取得大的扩展，因为将遇到大国势力的阻挡；只有东方、东南方是它便于扩展的地区。公元前六○五年鲁伐莒取向（今莒南的西北，原为姜姓之国，此时已被莒兼并）。公元前六○○年攻取根牟（今莒县西南，东夷族之国）。公元前五八五年又灭国（今郯城东北）。公元前五四一年伐莒取郓（今沂水东北），后三年又伐莒取鄫（今苍山西北，原为姒姓之国，此时已为莒所兼并）。公元前五三二年又伐莒取（今沂水附近）。不知何时，鲁又取得了原来鄅国（今临沂北，姜姓之国）之地。鲁之所以能扩展成为东方较大的诸侯国，就经济发展形势来说，是山东半岛东部、南部许多异姓诸侯国（包括东夷族的根牟国在内）的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www.xing528.com)

春秋中期以后，山东半岛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东部、南部地区。《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公元前五二四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次年“二月宋公伐邾，围蟲，三月取之，乃尽归鄅俘”。鄅的国都启阳，在今临沂北，在沂水中游。此时此地出现稻作，说明这一带沿河地区已能引水灌溉稻田。所谓“藉稻”，孔疏引服虔云：“藉，耕种于藉田也。”杜预注：“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这两个解释都可信。就是鄅君征发人民到“籍田”上进行集体劳动，由鄅君亲自监督。说明当时鄅国正实行井田制，强迫所有人民在“籍田”上从事集体劳动，因为鄅国小民少，全部一起在一处“籍田”上集体劳动，邾国突然袭击，可以把鄅人“尽俘以归”，包括鄅君的妻室在内。

春秋中期以后鲁、邾等国的灌溉农业是有发展的。齐、鲁两国之间，曾争夺汾阳之田（汾水北岸的田地）。汾阳之田原是鲁国的，被齐夺取。公元前五八九年晋在鞌之战中取胜，迫使齐把汾阳之田归还鲁国。后六年晋又迫使鲁退还给齐国。公元前五○○年齐又归还郓（今郓城东）、讙（今宁阳西北）、龟阴（今泰安东）的田（《春秋·定公十年》，杜预注：“三邑，皆汶阳田也”）。同时，鲁又夺取邾的漷水两岸的田。公元前五五四年“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就是夺取了邾的漷水西岸的田；公元前四九三年鲁的三桓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就是取得了漷水东岸以及沂水西岸的田。齐、鲁等国这样着重夺取河流两岸的田，说明当时农田已很重视水利灌溉。《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正东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谷稻麦。”沭水、沂水、泗水都在今山东南部，从春秋后期在沂水中游的鄅国已有稻作来看，同时沭水、泗水流域也该有稻作，所以《职方氏》说这一带“其谷稻麦”。

春秋末年鲁国南边的农业生产更有进展，有些人南下进入吴国境内种田。《左传·哀公八年》载：初武城（今费县西南）人或有因吴竟（境）田焉，拘鄫（今苍山西北）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滋”当读如“滓”）？”这是说，鲁国武城人有南下进入吴国境内种田的，把鄫国人在那里浸泡菅（一种禾本科植物）的人拘留了起来，因为这些浸泡菅的人把发黑的污水流放过来，使那里的水也都被污黑了。从这件事，可知当时鲁国南边的耕作者正南下进入吴国境内沿着河流进行开发。

西周、春秋时代各族人民在今山东地区开发的成就是很大的。到战国时代，齐威王进行改革，奖励使得“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的即墨大夫，处罚使得“田野不辟，民贫苦”的阿大夫，以田野是否垦辟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标准。同时由于铁农具的推广使用，农业技术的提高，齐、鲁等国的农业生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齐国初建立时，“地潟卤”，“地薄”，都是不适宜农耕的盐碱地。到战国时代就不同了。齐国属于《禹贡》的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虽然海滨还多盐碱地，但内地土壤已是白坟，白坟就是含腐殖质较多且润湿膏肥的灰壤，因此青州之田是上等之中的下等。《经典释文》引马融说：“坟，有膏肥也。”《周礼·地官·草人》“坟壤用麋”，郑玄注：“坟壤，润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坟、肥声之转，故《汉书·地理志》壤坟，应劭读坟为肥，《太平御览》引《仓颉解诂》云：、臛，多滓也，坟音近。”青州有这样含腐殖质较多且润湿膏肥的灰壤，显然是长期耕作的结果。就《周礼·夏官·职方氏》来看，齐国属于幽州的南部和青州的北部，幽州“其川河、（济），其浸菑（淄水）、时（时水即今乌河），其利鱼盐……其谷宜三种”。这三种谷即黍、稷、稻。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谷宜稻麦”。到西汉初期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又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齐国从“地薄”一变为“膏壤”是不容易的，这是东方各族人民长期努力开发的结果。

西周、春秋时代，在今山西的中北部、东部，河北的南部以及太行山脉，有许多戎狄建立的方国。西周末年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史伯列举北方九个较大的方国，除了卫、燕两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以外，其余七个都是狄族方国，足见当时北方戎狄势力之盛。在今山西北部、东部的，主要是赤狄。潞即潞氏，在潞水流域，今潞城东北一带。洛即落氏，亦即皋落氏（从《通志·氏族略二》引《风俗通》之说），在今昔阳东南。泉不详。徐可能是茅戎中的一支，亦称徐吾氏（见《左传·成公元年》），徐吾氏原在汉代上党郡余吾县（从《路史·国名纪》之说），在今屯留西北余吾镇。蒲即后来晋的蒲邑，在今隰县北。到春秋时代，赤狄有潞氏、留吁（今屯留南）、铎辰（今长治东南）、甲氏（今河北鸡泽南）、廧咎如（先在山西西部，后迁东部，在今山西平顺东南）、东山皋落氏（先在昔阳东南，后迁垣曲东南）等。

赤狄之外，另有白狄，原居于今陕西的黄河以西地区。公元前五七八年晋厉公“使吕相绝秦”，讲到“白狄及君同州”（《左传·成公十三年》）。它的分布很广，直到渭水北岸，晋公子重耳流亡在狄时，曾“从狄君以田渭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白狄后来进入今山西的西部，和晋国交战，接着又迁到今河北的西南部。白狄族的鲜虞，国都在今正定东北。鼓在今晋县西。肥在今藁城西南。

狄以外，还有称为戎的部族。北戎是其中较大的一支，流动性较大，既曾和晋作战，又曾和邢交战。《后汉书·西羌传》载：周宣王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采自《古本竹书纪年》），这是在汾水流域被晋打败。周平王东迁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亦当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这是在今河北南部被邢攻破。又有条戎和奔戎，周宣王三十六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汉书·西羌传》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条戎和奔戎当在今中条山一带。更有姬姓之戎，如狐氏、骊戎等。狐氏有大狐氏、小狐氏之分，又称为大戎、小戎。《国语·晋语四》说：“狐氏出自唐叔。”狐氏之戎大约在今山西西部的吕梁山脉南端。骊戎即丽土之翟，当在今天井关以西（从顾颉刚《史林杂识》之说）。这种姬姓之戎，其中首脑和上层分子已是姬姓贵族的后代，但是其部族人民还全是戎狄，依然保持着戎狄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当时北方广大地区的戎狄之族，经济生活以游牧、渔猎为主。《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大夫魏绛建议晋悼公采用和戎政策，申说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国语·晋语七》也有同样记载：“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予之货而获其土，其利一也。边鄙耕农不儆，其利二也。”《左传》正义引服虔说：“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迁无常处。”“荐居”就是说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因为放牧家畜必须在草原上流动迁移。正因为戎狄逐水草放牧，居无常处，看重货物而轻视土地，用货物可以向他们交换土地，这和当时中原地区实行井田制而“田里不粥（鬻）”的情况不同。这时中原国家边地已全是农业地区，如果戎狄不侵扰，即所谓“边鄙不耸”，人民就可以安居田野，即所谓“民狎其野”，农业便可获得收成，即所谓“穑人成功”。因此这时中原国家和戎狄之族之间的斗争，对当时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关系。《国语·晋语一》记载骊姬对晋献公说：“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君之仓库固不实，又削封疆。”这是说狄经常侵扰边疆，不但要侵占封疆，更要破坏田野的生产，影响国家仓库的收入。狄族侵扰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而中原国家进攻狄族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占有土地。《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和《国语·晋语一》都记载骊姬指使“外嬖”（晋献公宠嬖之人）劝说晋献公遣送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到边疆的蒲和屈二邑去驻守，理由是：“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广莫”是指广大无边的荒野，也就是指狄族游牧的广大草原。“启土”是说开拓疆土。这是说，狄族的广大草原，晋国占有之后可以建设都邑，因而向狄族地区开拓疆土，是最合适的。当时中原国家和戎族之间的矛盾，从经济生活来说，是根源于农业和游牧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原国家向戎狄地区的开拓，新的都邑的兴建，农业地区就扩大，耕地就多垦辟。

自从西周分封许多姬姓诸侯到今山西西南部以后，晋、韩等国就谋求开拓周围的戎狄地区和奴役戎狄人民。晋邦铭文：“晋公曰：我皇且（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治）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王〕命（唐）公，门宅京，□□□邦。”说明唐叔受封的确负有“匡有戎狄”的使命，要使得四方“百蛮”都来归附。这段铭文只是赞扬祖先之辞，没有叙述具体情况。《诗经·大雅·韩奕》末段对于韩国如何奴役“百蛮”就讲得比较具体：“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是）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这是说，韩侯接受王命，得到追、貊等“百蛮”，成为“北国”之“伯”，因而得以征发“百蛮”服役，接受“百蛮”的贡纳。“实墉实壑”是说征发来修筑城墙和开掘沟洫；“实亩实籍”是说征发来开辟田亩和在“籍田”上集体垦耕；“献其貔皮，赤豹黄罴”是说归附的“百蛮”依然从事狩猎生产，要向韩侯贡献狩猎所得的珍贵野兽和兽皮。想来晋国必然也同样采用韩国奴役“百蛮”的办法。

当时晋国一方面用安抚政策迫使归附的戎狄服役，另一方面又用武力征伐不服从的戎狄部族。《左传·桓公二年》载：“晋穆公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史记·晋世家》也说：“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伐条在周宣王二十三年，千亩之战在周宣王二十六年。据《后汉书·西羌传》所引《竹书纪年》，周宣王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伐条之役，是指讨伐附近的条戎。千亩当是晋国附近设有“籍田”的地方，千亩因“籍田”所在而得名。这和周宣王“不籍千亩”和“战于千亩”的千亩不同。但是由此可知，晋国如同周王室一样设有称为“千亩”的“籍田”，用来征发各族人担任集体的耕作劳役。

晋国通过兼并周围的姬姓诸侯和占有戎狄土地，不断向周围开拓。在晋以西的韩国，在西周末年已被晋兼并。春秋初期晋国发生内讧，暂时停止对周围小国的兼并。等到曲沃武公（即晋武公）完成统一，就兼并了荀国（《水经·汾水注》引《汲冢古文》）。接着，晋献公就灭亡耿、霍、魏、虢、虞等国，同时又兼并戎狄之地。公子重耳所居的蒲和公子夷吾所居的屈（今吉县东北），原来都是狄地。《史记·晋世家》说：晋献公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索隐：“河内，河曲也。”顾炎武解释说：“内音汭，盖即今平陆、芮城之地。”当时晋国的幅员还只有今山西的西南部分。顾炎武说这时“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日知录》卷三一“晋国”条），其实不仅霍太山以北是戎狄放牧之地，在霍太山以西和以东也都是戎狄之区，蒲和屈两邑就在霍太山以西，不少赤狄部族就在霍太山以东。甚至在汾水、浍水、涑水流域，周围也都有戎狄分布。晋献公末年周的卿士宰孔指出：晋国“景霍（霍太山）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

当晋文公图谋称霸的时候，狄族势力已深入到中原心脏地区。狄族不但侵占了朝歌以北原来邢、卫两国之地，即太行山以东的东阳地区；又控制了朝歌以西直到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一带苏之地方，即太行山以南的南阳地区；更帮助周襄王之弟叔带争夺王位。晋文公起“勤王”之师，“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即骊戎）以启东道”（《国语·晋语四》），进军阳樊，攻取温（今温县西），打败狄人，恢复襄王的王位。周襄王便把南阳之地赐给晋文公，晋国从此得到了向东开拓的重要据点。

公元前六二七年晋和狄的“箕（今蒲县东北）之役”，是一场大战，晋把狄打败，擒获了白狄的君主，同时晋的中军元帅先轸也战死了。后来晋大夫郤至把“箕之役”和晋惠公被俘的“韩之战”、晋兵惨败的“邲之战”，同样看作“晋之耻”；而范文子又回顾当时形势，把秦、狄、齐、楚看作和晋对敌的“四强”（《左传·成公十六年》）。当时狄族实力确是很强，占地很大，其中赤狄族的潞氏最为强大，成为众狄之长。公元前六○三年赤狄伐晋，包围了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及邢丘（今温县东北，靠黄河），次年又侵晋，掠取向阴（即向，今济源南）的禾。这些地方就是周襄王赐给晋国的南阳地区，说明狄族势力仍然很强。

但是，狄族在不断壮大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产生了种种不能克服的矛盾，因而不免走向衰亡。首先狄族之间，在对付晋国的政策上产生分歧。这时白狄已和晋讲和，并且服从于晋。公元前六○一年“春白狄及晋平，夏会秦伐晋”（《左传·宣公八年》）。狄族中一些部族君长采用了过分奴役所部人民的政策，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潞氏作为狄族之长，采用奴役“众狄”的政策，又造成潞氏和“众狄”之间的矛盾。潞氏掌权的统治者内部斗争又很激烈。当时晋国和潞氏通婚，潞君婴儿（潞君之名）的夫人是晋景公之姊，被执政酆舒杀死，酆舒又伤了国君的眼睛。同时潞氏贵族又染上中原贵族嗜酒的风气。

当时晋国的君臣已看到狄族内部这些矛盾，采用等待时机和分化狄族的策略，以便逐个加以击破。当赤狄进攻南阳时，晋卿荀林父就说：“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左传·宣公六年》）。就是说，让他去为害人民，等其恶贯满盈，就可杀灭了。接着晋国就派郤缺去向“众狄”讲和，使转而服从晋国。晋景公并亲自到狄地去和“众狄”会盟，宣布和戎政策，使赤狄陷于孤立。公元前五九四年晋派荀林父攻灭潞氏，接着晋景公“治兵于稷（今山西稷山南），以略狄土”（《左传·宣公十五年》）。就是乘胜略取“众狄”的土地，这是晋的主要目的。次年又派士会攻灭甲氏、留吁、铎辰。到公元前五八八年晋、卫联合进攻廧咎如，一下子就击溃了，因为廧咎如“上失民也”（《左传·成公三年》）。这是晋国开拓戎狄地区的重大成功，从此战胜了狄族中强暴的统治者，取得了上党地区。到晋悼公时，由于魏绛的建议，进一步推行和戎政策，和诸戎结盟，做到“修民事，田以时”（《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认为和戎有五“利”，第一个“利”就是“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当时晋国推行和戎政策后，确实向北开拓了大块土地。公元前五六三年晋会同诸侯之师攻灭偪阳（今山东枣庄南），“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左传·襄公十年》）。霍人即是藿人，也就是西汉的葰人，在今山西繁峙东北，恒山以南，滹沱河北岸，是西汉太原郡最西北的一县。但是太原周围地区还多戎狄之族存在。到晋平公时，公元前五四一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左传·昭公元年》），从此晋就完全占有太原地区。晋昭公时，晋就越过太行山向东北开拓。公元前五三○年攻灭了白狄的肥国（今河北晋县西），后十年又攻灭白狄的鼓国（今河北藁城西南），于是晋国就占有今河北的西南地区。

晋国向周围开拓的疆土，有些是通过灭亡姬姓诸侯而取得的，大都在今山西的西南部，原即所谓“夏虚”，是早已垦辟之地。而大部分土地是从戎狄手中取得的。从狄族手中夺取的苏、卫、邢等国之地，在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和河北西南部，也是早已垦辟的，只是受到了戎狄侵扰的破坏。有些是从白狄手中取得的，也在今河北西南部。白狄也早已建有城市，土地早就垦辟了。只有从赤狄和无终手中取得的上党、太原等地，原是戎狄游牧之区，是晋国在取得之后垦辟的。其中晋阳（今太原西南）成为赵氏之邑，铜鞮（今沁县南）成为羊舌氏之邑，邬（今介休东北）、祁（今祁县东南）、平陵（今文水东北）、梗阳（今清徐）、涂水（今榆次西南）、马首（今寿阳南）、盂（今阳曲东北）成为祁氏之邑。赵氏的晋阳和祁氏的七个邑都在太原地区，羊舌氏的铜鞮在上党地区。公元前五一四年祁氏和羊舌氏在内讧中灭亡，他们所属的邑都改建为县，由晋任命的县大夫来治理。后来，太原地区、部分上党地区和河北西南部都成为赵的疆土。到春秋、战国之际，赵襄子又“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史记·匈奴传》）。代原是北戎，《后汉书·西羌传》说：“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代在今河北蔚县西北一带，从此赵就占有今河北的西部。一九二三年浑源李峪村靠恒山北麓的春秋末年晋墓，出土有许多精美青铜器，近年又出土一批春秋末、战国初的青铜器，说明春秋末年晋国已经扩展到了恒山以北地区。

在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中，晋国的农业生产比较先进。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南阳地区，在春秋初期农业技术已很先进。《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公元前七二○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这段记载用的是夏正（从赵翼《陔余丛考》之说），夏正四月正是冬小麦成熟之时，所以郑国派兵掠取；到秋季，郑国又派兵掠取成周之禾。说明当时中原王畿一带已推行冬小麦的种植，因而能够实行轮作复种制，一年之中，既有夏熟，又有秋收。不仅从西周的撂荒耕作制过渡到了土地连种制，而且创始了轮作复种制。《左传·宣公七年》记载：公元前六○二年夏“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向阴即向，在今河南济源南，也在南阳地区。这段记载也用夏正，“禾”是指麦（杜预注：“此无秋字，盖阙文。”杜氏以周正计算，以为“夏”无“禾”可收，其实《左传》采自各国史料，常杂用夏正、周正）。

晋国汾水流域的农业生产同样是先进的。《左传·成公十年》记载：公元前五八一年“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这段记载用的是周正，杜预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这是麦新熟时候，统治者举行“尝新”之礼。《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吕氏春秋·孟夏纪》同。高诱注：“麦始熟，故言尝。”甸人是掌管公田之官，馈人是掌管饮食之官。晋侯在周正六月举行“尝麦”之礼，可知晋的国都附近已推行冬小麦的种植，于初夏收获。此地既有夏熟，当然还有秋收，也该和南阳地区一样实行轮作复种制。轮作复种制的推行，使得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量有了提高。

晋国的地利条件是中等的，属于《禹贡》的冀州的范围，土是白壤，田是中中等。白壤是指今河北、山西一带的盐渍土。这一带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开发，成为农业生产上比较先进的地区。到春秋晚期。晋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开始出现了变法运动，成为战国初期实行变法的先驱者。春秋晚期晋国六卿进行经济改革，各自废除“步百为亩”的井田制，代之以新的田亩制和地税制。在六卿中，以赵氏最为先进。赵氏规定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以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见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篇》）。后来商鞅在秦变法，废除井田制，推行二百四十步为亩的田亩制，就是效法赵氏的。赵氏原来统治的地区，大都是新垦辟的戎狄游牧之地，这时能够成为先进地区，可以说是后来居上，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开发的结果。

周武王之子所封的韩国，向来诸说纷纭。有关韩国的主要史料，就是《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韩国于春秋前为晋所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其后晋用以封大夫韩万。

韩亦称韩原，其地望，从来有河西、河北、河东三说。

（1）河西说，谓在今陕西韩城。《括地志》：“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又韩城在县南十八里，古韩国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通典·州郡三》、《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都有相同之说。此说可以用来解释《韩奕》所说“奕奕梁山”，韩城正有梁山，但是，以此解释秦晋两国韩原之战，则有困难。《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伯伐晋，先言“涉河”，再言“晋车三败及韩”，晋侯曰：“寇深矣！若之何？”于是“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秦获晋侯以归”，“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顾炎武据此，认为秦兵渡河深入到韩作战，断言秦、晋相战之韩不在河西，应在河东（《日知录》卷三“韩城”条）。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同样据此，断言秦、晋相战之韩与韩国都应在河东。这些推断是正确的。因此河西说不可信。

（2）河北说，谓在今河北固安东南韩寨营，即汉代方城县。王肃谓：“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南径韩城东。”引《韩奕》与王肃之说来解释。此说主要是为了解释《韩奕》的“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因为他们认为燕师即是召公所封之北燕之师，韩城应在北燕附近。《潜夫论·志氏姓》云：“昔周宣王亦有韩侯，其国地近燕（指北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顾炎武信从其说，并举《韩奕》“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为证。此说难通之处，就是韩为晋所灭，其地为晋所兼并，如果韩在今河北固安，其地正当北燕境内，此时晋偏处河东，怎能越中原、深入北燕之境而兼有其地？俞正燮反对此说，认为《韩奕》所云燕师，非指北燕而是南燕，并列举证据，证明春秋以前及春秋时所说的燕，都指南燕，南燕姞姓，《韩奕》谓“韩侯取妻”，而称为韩姞，可确证为南燕（《癸巳类稿》卷二“《韩奕》燕师义”）。据此可知河北说亦不可信。

（3）河东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韩国在河东郡界。”钱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据此，并据《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河北，《诗》魏国，有韩亭”，谓秦、晋战处当即在此，韩万封邑亦应在此，即今芮城。此说亦有问题，此处既为魏之封国，不应同时又是韩之封国。从《韩奕》看来，韩国应有一定规模，不该比魏国还小。

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据秦、韩相战韩原情况，推定在今河津、万泉之间，较为可信。由今河津渡河，须经梁山下，故《韩奕》有“奕奕梁山”，“有倬其道”等语。《韩奕》谓：“韩侯取妻，汾王之甥”，俞樾《群经平议》谓“汾即《考工记》之妢胡，西戎国名”，其国应以近汾水而得名。貊一作貉，本为游牧部族，不仅活动于北燕以北，亦活动于秦晋以北，春秋战国时尚如此。《史记·赵世家》谓赵襄子所剖朱书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指赵武灵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荀子·强国》又云：“秦北与胡貉为邻。”可知韩建国于汾水以北，亦能与貊为邻。

清代学者有调停二说的，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谓韩初封在河北，后迁河西。江永《群经补义》又谓韩初封河西，后迁河北。我们认为都不可信。近人大都信从顾炎武《日知录》，肯定河北之说，如新出版的高亨《诗经今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都是如此，因此有必要把此篇考证作为本文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