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周开国年代及何尊铭文讨论

何尊是一九六三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重要铜器，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述及周成王时的大事及其年代。《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发表了唐兰、马承源、张政烺的考释，阐明了它的重要性。但是见解很是分歧，主要在于铭文开头“惟王初宅于成周”和结尾“惟王五祀”的考释上。当前史学界信从“宅”即迁都之说比较多，以为成王确曾迁都成周，时在周公归政成王以后的第五年，而且认为周公摄政七年不应包括在成王在位的年数之内。这涉及一系列有关周开国的年代问题，因此有必要结合当时文献，作进一步的考释和探讨。

我们把何尊铭文，和《尚书》的《召诰》、《洛诰》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惟王初宅于成周”不应作一句读，“惟王初”是一句，“宅于成周”又是一句，“宅”二字不应连续。“惟王初，宅于成周”和《召诰》所说“王乃初服。……知今我初服，宅新邑”意思相同。

图五十一 何尊及铭文

一九六三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高三十八点八厘米，口径二十八点八厘米，底长十九点八厘米，底宽二十点二厘米，重十四点六千克，腹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现藏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字在《说文》为地名，何尊铭文当作“”字用，也可以读作“遷”，其原义为升登。“”在《说文》是“”的异文。《说文》说：“，升高也，从囟声。，或从卩”。段注：“升之言登也，此与辵部遷、拪者义同。”“卩谓所登之阶级也。”“”、“”、“遷”三字，原来确实音义全同。《说文》说：“遷，登也，从辵声。古文遷从手西。”“”字本义确为升登，它所从的“卩”，即是所升登的阶级。“惟王初”，应该是说成王初次升登阼阶，也即初登王位之意。

“”，与文献上所谓“践阼”和“践天子之位”的“践”，音义俱近。《礼记·文王世子》说：“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礼记·明堂位》又说：“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当时君王听政，必须升登殿堂的阼阶（东阶），所以“践阼”也即“践天子之位”。郑玄注《礼记》，或者说“践犹履也”（《明堂位》注），或者说“践犹升也”（《中庸》“践其位”注）。“践”确有升登之义。《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然后斩华为城”，集解引徐广曰：“斩一作践”。索隐说：“践亦出贾本论。又崔浩曰：践，登也。”《汉书·陈胜项籍列传赞》引《过秦论》“然后践华为城”，颜注：“服虔曰：断华山为城。晋灼曰：践，登也。师古曰：晋说是。”郑玄训践为升，晋灼、崔浩又训践为登，足见“践”和“”意义相同，都是升登之意。“惟王初”是说成王初次践阼，初登王位。

“惟王初”，和《召诰》所说“惟王初服”用意相同；“宅于成周”，即是《召诰》所说“宅新邑”。《召诰》记载召公、周公主持营建东都成周之后，成王初次来到新邑听政，因为成王年少，太保召公以监护者的身份，对成王作了长篇的教导，其中有一段说：

今冲子嗣（言成王年少嗣位）则无遗寿耇……呜呼！有王虽小（指成王年少），元子哉（谓是天之元子）！……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有“服”字的几句。“知今我初服，宅新邑”，伪《孔传》解释说：“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除了对“知”字解释有错以外，其余解释都是对的，把“初服”解释为“初服政”，十分正确。伪《孔传》在其他两处把“服”解释为“服行教化”，是不对的。《诗经·大雅·荡》：“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毛传》：“服，服政事也。”“在服”和“在位”的意义相近，“在位”是说在于官位，“在服”是说在于统治的职位。《酒诰》所说“内服”、“外服”，《多方》所说“有服有大僚”，毛公鼎所说“才（在）乃服”的“服”，都是这个意思。

《召诰》是召公用天命来教导成王的。“王来绍上帝”，“绍”当从孙诒让训“助”，孙氏曾引用《尚书》逸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孟子·梁惠王下》引），作为佐证（《尚书骈枝》）。“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就是说，成王到成周开始亲自服政，是帮助上帝来治理天下的。在这里，“服”字有奉天命来服政之意，所以《论衡·率性》引“王乃初服”作“今王初服厥命”。召公引用夏代和殷代的历史作为鉴戒，认为按照天命服政而“敬德”，便可长久；否则就要短促，所以说：“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等等。伪《孔传》解释“王乃初服”是“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所说“王新即政”是正确的，所说“始服行教化”却是出于误解。

《召诰》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是指成王初次居于统治职位，居住在成周。何尊铭文说：“惟王初，宅于成周”，是说成王初登王位，居住在成周。两者意思相同，只是由于作者身份地位不同，用词有区别。何尊作者是在成王来到成周升登王位、举行福祭、诰训“宗小子”、赏给贝以后，为其父作祭器的，着重记录成王诰辞中表彰其父的话，因此铭文开头这样说，是合于作者身份的。

我们认为，把“宅”二字连读是不恰当的，解释为迁都更不合适。西周时代自从营建成周以后，始终东西两都并立，周天子经常居于镐京（即宗周）听政，有时也来到成周处理政务，西周金文就有“王才（在）成周”的记载。无论古文献和西周金文中，都不见有迁都成周的踪迹，更不见有还都宗周的迹象。

近人解释“惟王五祀”有三说，或者以为周公归政成王以后五年，即成王亲政改元之后五年；或者以为是周公摄政五年，亦即成王在位五年；或者以为是周公摄政称王五年，周公摄政称王自有纪年。我们以何尊铭文和《召诰》、《洛诰》作比较研究，当以周公摄政五年之说为是。(www.xing528.com)

营建成周的年代原有两说。《尚书大传》谓在周公摄政五年，而《史记·周本纪》谓在“周公行政七年”，《鲁世家》谓即在“成王七年”。《召诰》和《洛诰》的著作年代，同样有两说。郑玄以为《召诰》作于周公摄政五年（《周礼·地官·大司徒》正义引），司马迁、刘歆都以为《召诰》和《洛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皮锡瑞调停两说，认为“《召诰》与《洛诰》文势相接，不得以为相隔二年”，但是“营洛大事非一时所能办，《大传》言其始，《史记》要其终，两说可相明”，并以为《召诰》与《洛诰》都作于周公摄政七年（《今文尚书疏证》卷十七）。我们认为皮氏之说不确。从上节我们以何尊铭文和《召诰》内容比较来看，《召诰》应与何尊作于同年。从何尊铭文与《召诰》、《洛诰》所载月份与干支来看，也该是同年的。《召诰》记载三月戊申（五日）召公奉命到洛邑“卜宅”，开始“经营”，乙卯（十二日）周公到洛邑视察，甲子（二十一日）周公召集“庶殷”分配劳役，“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后来召公便对成王作长篇教导。从召公所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等话来看，此时成王已来到成周升登王位、开始听政。何尊铭文载：“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顺着《召诰》三月二十一日甲子推算，四月丙戌是十三日。成王当是在周公“既命庶殷”以后来到成周升登王位的。《洛诰》第一段记周公追叙营建成周的事，说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这和《召诰》“乙卯朝至于洛”相合。王国维《洛诰解》说：“日而不月者，成王至洛与周公相见，时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观堂集林》卷一）。这一推断，由于何尊的出土，得到了证实。成王在四月丙戌以前已经来到成周，周公和成王相见而对话，当即在此前后。《洛诰》说：“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有二月”。顺着《召诰》三月二十一甲子和何尊铭文四月十三日丙戌推算，十二月戊辰正好是十二月三十日，所以王国维说：“戊辰是岁十二月之晦也。”所有干支，何尊和《召诰》、《洛诰》相合，决不是偶然的。

既然何尊铭文结尾说“惟王五祀”，那么，这年该即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摄政五年，足以证明《尚书大传》说这年“营成周”，郑玄说《召诰》作于这年，确有依据。其实周公摄政只有五年，并无摄政七年的事。《尚书大传》所谓周公摄政七年，《史记》所说周公行政七年，都是由于《洛诰》末二句所引起的误会。《洛诰》末二句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解释说：“上纪事，下纪年，犹艅尊云‘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诞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谓‘诞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谓‘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书以结之。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自后人不知‘诞保文武受命’指留洛邑监东土之事，又不知此经纪事纪年各为一句，遂生周公摄政七年之说，盖自先秦以来然矣。”王氏依据殷周之际文辞通例，说明《洛诰》末二句上句纪事，下句纪年，各为一句，从而指出误传周公摄政七年，是由于误把二句连读而引起的。这个创见对解决周初年代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洛诰》末二句和艅尊铭文一样，“上纪事，下纪年”，为了分隔二句，就连用两个“惟”字作发语词，很是明显。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观堂别集》卷一）于“文王元祀”下，对于这点又有进一步解释：“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这一解释的正确性，由于何尊的出土，也得到了证实。所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正与何尊“惟王五祀”相合。武王以继承文王所受天命而伐商，武王即位和克商，都未曾改元，还是从文王受命称王之年算起，如《尚书·洪范》说：“唯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同时，在克商以后，也已有从克商后计“年”的习惯，如《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克商二年”即是“唯十有三祀”。武王既死，周公摄政称王，仍沿用从克商后计“年”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洛诰》“惟七年”，即是既克商七年，又是成王嗣位之后五岁。

《洛诰》第二段记周公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又说：“今王既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国维《洛诰解》把“殷礼”解释为“祀天改元之礼”，把“作元祀”解释为“因祀天而改元，因谓是年曰元祀矣”。从《尚书大传》所说“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来看，这时确有“改正朔”之事。但是把“作元祀”解释为“改元”，“因谓是年曰元祀”，不免是曲解，不符合原意。杨筠如《尚书覈诂》改作解释说：“元，《诗传》：大也。“元祀即祭天改元之大礼。”也很牵强。“记功宗”是说记功劳于宗庙，古有此礼。“以功作元祀”是说因功而在宗庙举行大祀。“元祀”仍当从旧说释为大祀为是。“殷礼”也不是“祀天改元之礼”，该是大合内外臣工的殷见之礼。《尚书大传》所说“易正朔”，就是不再沿用文王受命的纪年，而改用成王的纪年。从何尊“惟王五祀”来看，所用成王纪年是从嗣位开始的。因为当时周朝统治者已经确认成王继嗣接受皇天的“成命”。这在《召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召诰》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王嗣受厥命”。《诗经·周颂》中更有《昊天有成命》篇，突出地歌颂了成王继嗣“二后”（即文王、武王）的“成命”。为什么这年既称成王五祀，《洛诰》还是用“惟七年”呢？因为《洛诰》是周公方面记录的文件，既然把周公留守洛邑称为“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用来作为一年大事而记于篇末，当然要沿用周公原来从克商后计“年”的旧例了。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前后不一致。他于“文王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下，列有《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于“成王元祀（既克商九年）”下，列有《召诰》首段和《洛诰》末段（包括末二句），又列有《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这样把《召诰》、《洛诰》和“营成周”都定在既克商九年，把周公摄政一年定在既克商五年即成王三年，比前面所引王国维之说又推迟二年。上下文不相符合，当是出于偶然疏忽而发生的错误。如果依照后说，成王元年和二年周公既未摄政，是谁执政的呢？成王年少未亲政，怎么可能无人执政呢？

王国维《洛诰解》认为结尾“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是指周公受命留守成周的事，是依据宋人蔡沈《书集传》的。《洛诰》第三段记载成王对周公说：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乱当作“”）为四辅。

蔡沈《书集传》解释说：“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谓之后者……犹后世留守、留后之义。”蔡氏以留守、留后相比，当然不对，但谓成王命周公留守洛邑，很是确切。王国维解释说：“后者，王先归宗周，周公留洛，则为后矣。”从上下文来看，成王“命公后”的“后”，就是“迪将其后”的“后”，指此后治理东都的政务，包括“监我士、师、工（即监督百官），诞保文武受民（谓大保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指统治人民），乱为四辅（谓成为统治四方的辅佐）”。因为东都成周是天下的中心（所谓“土中”或“中国”），负有统治百官和四方人民的责任。《洛诰》末段说“王命作册逸（即史佚）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就是把成王的口头决定，写成公文，用“册命”方式授给周公今后治理东都的大权。郑玄、王肃等人以为“命公后”是指封周公之子伯禽，不确。周公于摄政三年“践奄”。伯禽封于鲁，“因商奄之民”，当即在“践奄”之后，不必待成周建成之后再封。而且从《洛诰》上下文来看，当时成王留周公治洛，是由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未能按宗周礼制使天下大定），亦未克敉公功（也未能完成周公之功）”，因而要命令周公“迪将（主持）其后”。辞意分明，丝毫不见有分封周公后代之意。

结合何尊铭文和《召诰》、《洛诰》来看，成王于五年三四月间，因营建成周，来到成周升登王位、开始听政，即何尊所说“惟王初，宅于成周”；也即《召诰》所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王乃初服”，“宅新邑”。在成周大邑建成后，举行庆功的、大合内外臣工的殷见之礼，“祀于新邑”。到岁末，成王命令史佚册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此后治理东都的政务。同时，成王即回宗周（镐京），即王位。成王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又说：“公定，予往已。”三四月间，召公说“王来”；到岁末，成王自己说“予小子其退”，“予往已”。一则称“来”，一则称“退”或“往”，很是分明，根本不存在迁都成周和还都宗周的事。

成周是周王朝统治四方的中心，所以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是“为四辅”，即是统治四方的辅佐大臣。同时成王还说：“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就是勉励周公不要废弃原有法则，这样子孙就可以世袭这个“为四辅”的职位。所谓“四方其世享”，无非是世代做统治四方的辅佐大臣。后来果然这样，周公的后代曾世袭这个治理成周、统治四方的职务。令彝铭文说：“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又说：“明公朝至于成周。”《书序》又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礼记·坊记》引有《君陈》佚文，郑玄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至于《书序》说“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这是说周公告老回到丰的。《尚书大传》对此说得比较清楚：“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然后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据此可知，周公告老回到丰，是为了表示心不敢远离成王，便于祭祀于文王、武王的宗庙；他病将死，因为成王曾命令他留守成周，故而要回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表示他忠于成王所任命的职守。

总之，由于何尊的出土，我们对《召诰》和《洛诰》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对于周公摄政和归政的年代以及相关的大事可以进一步明确。成王迁都成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作出的推论，认为迁都成周在周公归政成王以后五年，周公摄政不应包括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也是缺乏依据的；至于说周公归政成王以后，成王在成周改元而亲自执政，周公因而回到丰邑，更是不可信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