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贵族政权等级的列鼎制度

青铜器原为青铜器时代的实用器物，如三足的鼎、鬲、甗原是烹饪器，圈足的簋、豆之类原是盛食器，三足的爵、角、斝原是温酒和饮酒器，觚、尊、觯、卣、觥原是盛酒或饮酒器，盘、匜、盂原是盛水器。因为古人相信鬼神一样要饮食，于是这些实用器被用作祭祀的宗庙礼器。由于这些宗庙的礼器，器主铸有铭文，说明自己权力地位的来历，要传给子孙世袭的，就成为贵族世袭权力地位和财富的凭证。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西周青铜器，都不是实用品，而是作为世袭权力和地位凭证的礼器。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从其形制和纹饰来看，很明显是继承商代晚期的风格而铸造的，但也有其特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所铸铭文有着重大的发展。商代铭文一般只有五六字，最长不过五十字，主要标记器主和祭祀祖先，到商代末年有记事的。西周早期铭文就有长篇的，如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字，小盂鼎有四百多字。记载器主的功绩、君王的赏赐以及册命之辞。鼎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西周早期的鼎，下腹部都膨大，成为一时流行的风格。簋又是流行的一种重要铜器，早期流行的是兽首双耳簋和方座簋，如武王时代的利簋、大丰簋（即天亡簋），成王时代的德簋，昭王时代的过伯簋，都是有方座的。酒器中以爵和觯较多。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常见的铜器组合，有的是鼎和簋，有的是爵和觯，较大的墓就兼有鼎、簋、爵、觯以及鬲、甗、尊、卣等。纹饰方面，简朴的仅在口下或颈部有几道弦纹，有的用云雷、小鸟、夔龙构成带状纹饰，繁缛的主要用饕餮纹、夔龙纹、乳钉纹、圆涡纹，也有用鸟纹、蝉纹、蚕纹、联珠纹的。

图四十四 西周主要铜器器形的演变（一）

（采自吴镇烽编著《陕西金文汇编》附录）

图四十四 西周主要铜器器形的演变（二）

到西周中期，酒器开始衰落，觚、斝、觥等器已不见，爵、卣、尊、罍、方彝还流行。编钟、列鼎以及成组、成对的铜器组合逐渐盛行。立体的鸟兽尊有了新发展，如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盠驹尊，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牛尊，都形象逼真。这时期流行的花纹是鸟纹、变形夔纹、窃曲纹、瓦纹、弦纹、重环纹、环带纹等。花纹正由细密而变得粗疏。仍有用饕餮纹作为主要纹饰的，但已变形而简化。同时铭文的风格也已和早期不同。早期铭文结构谨严，笔画很有波磔，常见肥笔而首尾出锋，穆王时代已开始有书写草率而结构松散的。恭王时代又出现一种笔道柔和、字画端庄、两端平齐的，如恭王时代的墙盘、师永盂，懿王时代的师虎簋，孝王时代的大克鼎，都是如此。

西周后期盛食器中出现了和簠，簠是长方形的，是长方形而四角圆的。当时流行的铜器是编钟、列鼎、鬲、甗、簋、、簠、壶、盘、匜、盂等。造型和纹饰都比较简朴，而且趋于同一造型。鼎的典型是半球形，直耳圈底，足作马蹄形，著名的多友鼎、毛公鼎、此鼎都是同一典型。簋一般有盖，弇口鼓腹，圈足而有三个兽面扁足。鬲多束颈而口缘宽阔。豆是浅盘细柄，中腰有箍棱。匜的口部呈曲线形，流槽较宽，四足作扁夔形，銴为龙形。盉变成扁圆形，盖有鸟饰，腹下有四扁足。壶有圆腹和方形两种。此时纹饰流行环带纹、瓦纹、重环纹，还有弦纹、蟠龙纹、变形窃曲纹、鳞纹等。铭文字体已规范化，书体已是成熟的大篆，厉王时代的簋、钟和宣王时代的毛公鼎，都是这种书体的作品。

图四十五 盠驹尊

一九五五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通高三十二点四厘米，长三十四厘米，重五点六八千克，颈下有铭文九十四字，盖内有铭文十一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四十六 牛尊

一九七○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通高二十四厘米，长三十八厘米，腹深十点七厘米，重六点九千克。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图四十七 簋及铭文

一九七八年陕西扶风法门镇齐家村出土。通高五十九厘米，口径四十三厘米，腹内二十三厘米，重六十千克，腹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四字。现藏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礼器是从贵族生活实用器物演变而来的。殷代贵族爱好饮酒，因而青铜礼器以爵、觚、斝等酒器为主。殷代早期墓中常出土多套爵、觚、斝的组合，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人早期墓中，都曾出土一套到四五套的爵、觚、斝组合。到殷代后期爵、觚的组合依然很流行，同时常以食器的鼎相配合，小屯妇好墓出土铜礼器二百多件，其中有觚约六十件，爵约四十件，鼎有三十多件，斝十多件。殷墟第一、二期墓中都是爵、觚两或三件，配合有鼎一或两件、斝一或两件，另外或有罍、甗、尊、盉、卣一件。殷墟第三、四期墓中，大多爵和觚各一件，或者配合有鼎或簋一件，说明殷代后期鼎、簋等食器渐被看重。

西周时代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殷代不同，该和周人的生活习惯与殷人不同相关。周人没有像殷贵族那样沉迷于酒，周人克商后，认为殷贵族的腐化堕落，与沉迷于酒有关，因而以此为戒。《尚书·酒诰》就是周公诰诫年幼的康叔以此为戒的，指出戒酒不仅是文王的教导，而且是上帝的旨意，只有祭祀用酒，不能“荒腆于酒”，如果有人“群饮”，就要拘捕并杀死。西周初期的主要青铜礼器是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虽然也还配合有爵、觚、觯等酒器，是用于祭祀的。《周易》有鼎卦，坎卦六四爻辞又说：“樽酒簋贰。”尊是盛酒器，簋是盛食物器。

西周初期不但把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作为重要礼器，而且把记载自己功绩、君王赏赐以及册命之辞的铭文铸造在鼎、簋等礼器上，把这种礼器作为世袭权威和地位的凭证。正因为如此，列鼎的制度在西周初期已经开始推行，只是尚未有一定的规格，如陕西长安客省庄一墓出土三鼎二簋，三鼎中两鼎形制纹饰相同，另一鼎稍小而形制不同。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墓出五鼎三簋，五鼎中形制花纹有两种，三簋中两簋相同，一簋不同。陕西宝鸡竹园沟一墓出土五鼎三簋，五鼎形制基本一致，大小也依次递减，只是耳部形制有差别，三簋形制相似而纹饰不同。据此可知，以奇数为等次的列鼎的礼制，在西周初期已经推行，但形制纹饰没有完全统一，大小依次成为系列的只是少数。

到西周中期，列鼎的礼制进一步确立，如宝鸡茹家庄一墓出五鼎五簋，四鼎大小依次递减，只有一鼎特殊，形制花纹不完全相同。另一墓出五鼎四簋，形制相同而素面，大小依次递减。长安普渡村长甶墓出四鼎二簋，形制相似，大小依次递减。(www.xing528.com)

西周中期以后，直到春秋、战国，贵族墓葬确实长期流行列鼎的制度。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虢太子墓就陪葬有七鼎、六簋、六鬲、二壶以及甗、豆、盘、盉各一件。次一等的陪葬有五鼎、四簋、四鬲、二壶以及豆、盘、匜各一件。再次一等的陪葬有三鼎、四簋、二壶及盘、匜各一件。末等有鼎、盘、匜各一件。时代都在西周春秋之交。说明当时的列鼎制度，不仅鼎的数目有一定的等级，而且与鼎配合的簋、鬲的数目也有一定的等级。

函皇父鼎载：“函皇父乍（作）琱般（盘）、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豖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罍、两壶。”郑季载：“叔专父作奠季宝钟六、金、四，鼎七。”以上两器都是西周晚期器，据此可见鼎确用奇数，钟、簋、罍、壶、等都用偶数，所谓“豖鼎”即指盛豖之鼎，从豖鼎以降共有十一鼎。《诗经·小雅·伐木》说：“於粲洒埽，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馈”是指食物，“诸舅”是指亲戚中的长辈，“速”是延请之意，这是说经过洒扫，陈献八簋的“肥牡”来延请长辈。《秦风·权舆》说：“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这是没落的贵族哀叹自己^[1]过去每吃一餐有四簋的食物，如今却每次吃不饱。从此可见西周时代确实把食物盛在簋中吃的，而且用簋确是偶数。《周易》损卦卦辞：“二簋可用享。”

清代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发现窖藏铜器一百二十多件，其中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大克鼎高九十三点一厘米，有铭文二百九十字，七件小克鼎的铭文相同，都是七十二字，大小不同而成为一系列，大的高五十六点五厘米，最小的高二十一点七厘米。

近年湖北京山宋河坝发现的西周、春秋之际曾侯墓，墓已残破，出土有鼎九件，鬲九件，簋七件，豆、壶各两件，甗、盘、匜、盉各一件。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有盖鼎九件、镬鼎两件以及簠、敦、壶、缶、尊、豆、鬲、甗、盘、匜等。九鼎原是天子使用的礼器，这时由于天子权威衰落，诸侯就有用九鼎为礼器的。

相传西周王朝的周天子有九鼎，据说这是克商时得到并迁到洛邑的。《左传·桓公二年》记臧哀伯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左传·宣公三年》载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到达洛水，周定王遣使王孙满加以慰劳，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答说：夏代铸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即指洛阳，郏是洛北山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这是说九鼎原为夏代所铸，夏代灭亡为商所得，商代灭亡又为周所迁。《逸周书·克殷解》也说周武王克殷后，“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史记·周本纪》作“命南宫适、史佚展九鼎保玉”。又说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居九鼎焉”。这个九鼎作为历代天子传位重器的传说，影响是很大的，直到战国时代还成为强国争取的目标。据说张仪建议秦惠王伐韩，认为“下兵三川”，“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战国策·秦策一》）。秦武王为了进窥周室，谋求“挟天子以令天下”，就谋求取得代表天子权力的九鼎。武王原是个大力士，他把大力士请来做官和比武，派兵攻取宜阳，并派大臣进入东周，他自己就带着大力士孟说到达洛阳比武，他举起“龙文赤鼎”，两目出血，绝膑而死。秦武王这样亲自到洛阳举起周鼎，就是为了挟天子以令天下。《史记·甘茂列传》载，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秦武王这样亲自到洛阳举起周鼎，当然不是一般的鼎，而是代表天子权力的九鼎。据此可知战国时代周朝王室确有九鼎作为代表天子权力的重器，只是不知什么时候铸造的。

商代的铜乐器是三件一组的编铙（或称“钲”）。铜钟是西周时创制的，这在音乐发展史上是个杰出的创造。这种钟是椭圆形的，钟口呈显弧形弯曲，经过锉磨以调整音律。这与欧洲和印度等地所流行的圆形的钟不同。宋代沈括已经指出：“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圆”原误作“扁”，今改正），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这是说圆钟在演奏旋律较快的曲子时，会发生音波干扰，不成音律，用扁钟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而确认了扁钟的优越性。

当时一个大钟独挂而敲打奏乐的，称为“特钟”。几个不同音阶的钟挂成一排而敲打奏乐的，称为“编钟”。这种钟一般都能发出两个音，一个在鼓部（钟下边沿钟口的部位）的正中，即所谓“中鼓音”；另一个在鼓的旁边，即所谓“鼓旁音”或“侧鼓音”。西周是乐钟的创制和发展时期，编钟从初期的三件一组，发展到晚期的八件一组。一九八○年马承源对上海博物馆所藏一百零七枚钟进行了频率实测，通过对振动模式的激光全息摄影的观察，证实每钟确能发出两个频率音。^[2]

西周王畿所在的陕西关中地区，多年来从西周窖藏中发现了八十多件甬钟。由于扶风齐家村两套八件成组的编钟——柞钟、中义钟的出土（传世虢叔旅钟七件，第七件铭文未完，故可知缺一钟），可知编钟八件成组已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方式。八十年代蒋定穗曾对其中七十三件完整的甬钟加以测音，证明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的两组残缺的钟（一套四件，一套三件），原来也应是八件，按大小构成“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的音序。同时，逆钟四件原来也应是八件成套。因此认为西周后期八件成套的编钟，都是由宫、角、徵、羽四声骨干所组成，这可能与“雅乐”常用这四种调式有关。《周礼·大司乐》说：“圜钟（夹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又说：“函钟（林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又说：“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可知当时贵族的“雅乐”以四种调式为主，每种调式又是以不同的律高为主音的。

图四十八 柞钟及铭文

一九六○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一套八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通高五十二厘米，甬长十六厘米，铣间三十三厘米，鼓间二十四点五厘米，舞纵二十七厘米，舞横二十点五厘米，重二十六点六五千克，钲间有铭文四十五字。前四件各有一篇内容相同的铭文，后四件合铸一篇铭文。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古代贵族十分看重音乐的作用，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贵族内部的交际和对外的征伐，都要听从音乐的格调和节奏。《荀子·乐论》说：“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所讲还是自古相传的见解。《史记·律书》说：“武王伐商，吹律听声。”《国语·周语下》记司乐官伶州鸠说：“王（指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厎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反及羸内（地名），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羸乱，所以优柔容民也。”这是说，武王伐商，当出征、布阵、布令、布宪的时候，要根据夷则、黄钟、太蔟（簇）、无射等音律发出的“宫”声，然后配合“角”、“徵”、“羽”声的音律。

西周编钟虽然只有四声的音律，但是与其合奏的管弦乐器是有五声或七声的音律的。当时宗庙举行祭祀、行礼等仪式，所奏的“雅乐”，是以钟、磬、鼓等打击乐器为主，而以管弦乐器伴奏的，用以造成庄严隆重的气氛。例如《诗经·周颂·有瞽》所说的宗庙大合乐，就以打击各种鼓、磬等乐器为主，而以箫伴奏。

磬的起源很早，山西夏县东下冯原始居住遗址中曾出土一件。商代已有编磬，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曾发现三件一组的编磬，形制是一头大、一头小，即所谓“鲸鱼头”类型，“股”和“鼓”两部分不分明。到西周晚期，编磬已发展到十三件一组。一九八○年陕西扶风召陈村的周原遗址，发现石磬碎片六十八块，均为青黑色石灰石磨制而成，经整理拼合，可知原为十五件。其中十三件同样刻有“象头龙身”的夔纹，形制相同，大小递减。这套编磬的形制，已分明有“股”和“鼓”两部分，在两部分之间的上边有一圆孔，以便悬挂而敲击“鼓”部。这种石磬敲击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因而编磬可以与编钟合奏，成为演奏雅乐的主要乐器。这种磨光的石磬比过去未经磨光的石磬制作精致，不仅发音敏捷，而且音调比钟声更加清澈，使得金石之音交相应和。

图四十九 陕西扶风召陈村出土的西周石磬

[1] 《陕西长安张家坡周墓清理简报》，《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九期。

[2]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