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期的乡遂制度与社会结构

时间：2023-09-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乡遂制度，是西周春秋间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乡遂制度，《周礼》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周礼》虽是春秋、战国间的著作，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时代的本来面目，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的部分，但是其中所记的乡遂制度，基本上还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六乡和六遂是分布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六乡”虽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

西周春秋时期的乡遂制度与社会结构

乡遂制度，是西周春秋间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乡”与“遂”不仅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而且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的居住地区。

这种乡遂制度，《周礼》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周礼》虽是春秋、战国间的著作，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时代的本来面目，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的部分，但是其中所记的乡遂制度，基本上还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因此，要在这方面作深入探索，还必须从《周礼》谈起。

《周礼》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分为“国”和“野”两大区域，对整个王畿的经营布置，称为“体国经野”。在这“国”和“野”两大区域中，“郊”是个分界线，“郊”以内是“国中及四郊”，“郊”以外即是“野”。“郊”的得名，就是由于它是“国”和“野”的交接之处。

“国”的本义，是指王城和国都。在王城的城郭以内，叫做“国中”；在城郭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做“郊”或“四郊”。在“国”以外和“郊”以内，分设有“六乡”，这就是乡遂制度的“乡”。从“郊”的广义而言，所有“六乡”地区，都可以称为“郊”或“四郊”^[1]。对“野”而言，以王城为中心，连同四郊六乡在内，可以总称为“国”^[2]。

在“郊”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内，分设有“六遂”，这就是乡遂制度的“遂”。此外，卿大夫的采邑称为“都鄙”，细分起来，有甸、稍、县、都、鄙等名目。就“野”的广义而言，指“郊”外所有的地区，包括“六遂”和“都鄙”等。

大体说来，王城连同四郊六乡，可以合称为“国”；六遂及都鄙等地，可以合称为“野”。六乡和六遂是分布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周礼·比长》载：“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郑注：“圜土者，狱城也”）”。这因为“国”和“郊”属于同一地区，六乡的居民，要在“国中及郊”的范围内迁居，手续比较简便；如果要迁出这个地区，就要郑重其事，“为之旌节以行之”，没有节是要被拘捕的。

“乡”和“遂”，不仅所居地区有“国”和“野”的区别，而且居民的身份亦有不同。在《周礼》中，“乡”和“遂”的居民虽然都可以统称为“民”，但是“六遂”的居民有个特殊的称呼，叫“甿”、“氓”或“野民”、“野人”；“六乡”的居民则可称为“国人”。

《周礼·遂人》载：

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婚）扰甿（注：“扰，顺也”），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注：“铸作耒耜钱镈之属”），以强予任甿（注：“强予，谓民有余力，复予之田，若馀夫然”），以土均平政。

郑注：“变民言甿，异内外也。”这里谈“治野”的方法，一连串谈到七次“甿”，其中大多数是关涉农业生产的。“甿”，古本或作“氓”，或作“萌”^[3]，本是指“田民”、“野民”或“野人”^[4]。《墨子·尚贤上》说：“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国中之众”即是“国人”，“四鄙”即是“野”，“萌人”即是“甿”或“萌”。《周礼》也称“六遂”的居民为“野民”，如《周礼·县正》说：

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野民”也即“甿”或“氓”的别称，古书上或称为“野人”、“鄙人”。如《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六遂”因为处于“野”的地区，其居民被称为“甿”、“氓”或“野民”、“野人”。那么，六乡处于“国”的地区，其居民就可以称为“国人”了，《周礼·泉府》载：“国人、郊人从其有司”，贾疏：“国人者……即六乡之民也。”^[5]

“六乡”和“六遂”居民的社会组织也有不同。《周礼·大司徒》载六乡的乡党组织是：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周礼·遂人》载六遂的邻里组织是：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从“六乡”的乡党组织，分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来看，可知“六乡”居民还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统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从“六遂”的邻里组织，分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来看，可知“六遂”居民已完全以地域关系、邻居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6]。

为什么“六乡”组织还多保持血统关系，而“六遂”组织已多是地域关系呢？因为“六乡”居民都是“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属于当时统治阶级，依旧沿用传统习惯，用血统关系作为团结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甿”或“野人”，是劳动者、被统治者。据《周礼》所载，所有统治“六遂”的各级官吏，都有监督耕作之责，如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遂师“巡其稼穑，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遂大夫“正岁，简稼器，修稼政”；县正“趋其稼事而赏罚之”；酂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六遂”居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有一套分配耕地的制度。《周礼·遂人》载：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亩），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

对“六遂”居民所以要如此平均分配耕地，无非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均分对贵族的负担。“六乡”虽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周礼·小司徒》载：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周礼·大司马》也有类似的记载：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郑注引郑司农云：“上地谓肥美田也。食者参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顷，岁种二顷，休其一顷。下地食者参之一，田薄恶者所休多”）

“上地食者参之二”，即是《遂人》所说“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亩”。这里所说“中地”、“下地”也和《遂人》所说相同。可知“六乡”居民和“六遂”同样有平均分配“份地”制度，但是“六乡”居民主要的负担是兵役和力役。

因为“乡”和“遂”的居民，地位不同，负担也大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该是根据旧有的制度来说的。六乡居民主要提供的是军赋，而“六遂”居民主要负担的是农业生产上的无偿劳动，即所谓“助”，亦作“耡”，又称为“耤”或“籍”。《周礼·里宰》载：“以岁时合耦于耡。”“合耦”是指相互合作，实行“耦耕”；“耡”当即指井田制中的“公田”，即一里二十五家共同耕作的田。这种“合耦”于公田的办法被称为“助”，即孟子所谓“唯助为有公田”；因为这种“公田”是实行“助”法的田，就称为“耡”，犹如实行“籍”法的田，称为“籍田”或“籍”。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就是按农业时令的需要，督促里中居民在“公田”上集体耕作。在“公田”上集体耕作所有的收获，实际上已是贵族和官吏的剥削收入，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所以《周礼·旅师》说：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耡粟”即是“合耦于耡”而收获的粟，在春荒时借出，秋收时收回，名义上“施其惠，散其利”，也就是《周礼·遂人》所说：“以兴耡利甿”^[7]。实际上，“六遂”居民在“公田”上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公田”上的收获已完全为贵族和官吏所占有。

《周礼·遂人》说：“以下剂致甿”，郑注：“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好像在征发力役方面，“六遂”要减于“六乡”，凡是家七人受上田的，家六人受中田的，一律按照家五人受下田的役法征调，即每家抽二人。其实，对贫苦人民来说，每家要抽二人去服役，已是很苛刻了。

“六遂”居民不仅要在“公田”上从事无偿劳动，即所谓“助”；所耕“份地”（即上田、中田、下田），也还要出贡赋。《周礼·司稼》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司稼根据在“野”所巡视的结果，按照年成上下所定的“出敛法”，其征敛的对象显然是在“野”的居民。“六遂”居民除了提供力役（即“野役”）之外，还要提供贵族祭祀所需的牺牲，提供在野的一切物产，包括鸟兽、草木、玉石之类，有所谓“野牲”、“野职”、“野赋”。可知“六遂”居民的负担是繁重的。

“六乡”居民对国家最主要的负担是军赋、兵役和力役。《周礼》上军队的组织编制，完全是和“六乡”居民的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周礼·小司徒》说：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据规定，在“六乡”居民中，“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五家为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为“五人为伍”。依此类推，“五比为闾”，就成“五伍为两”；“四闾为族”，就成“四两为卒”；“五族为党”，就成“五卒为旅”；“五党为州”，就成“五旅为师”；“五州为乡”，就成“五师为军”。这样，“六乡”居民就可编制成“六军”，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不仅用于战争，还用于田猎和力役，用于追捕“寇贼”；同时对“六乡”军赋的征收，也在这个组织中进行。

“六乡”居民是编制成“六军”的基础，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六遂”居民则不同，他们没有经常的军队编制，没有被编入正式的军队^[8]，他们被征发去参加“师田行役”，只是随从服劳役而已。

由于“六乡”居民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柱，国家有重大事故，就要被召集去从事保卫工作。《周礼·大司徒》说：“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令者不行于天下。”“万民”，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专指六乡之正卒”，对的；把他们召集到宫门来，就是担任保卫的。《周礼·小司徒》说：“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国之大事是指军事和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致民”也是指召集六乡的正卒。“大故”，郑注：“谓灾寇也”，“致馀子”是指召集六乡的馀子羡卒。

国家有重大事故时，不仅要召集六乡正卒去保卫，还常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周礼·乡大夫》载：“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郑注：“大询，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郑玄这个注解是根据《周礼·小司寇》的。《小司寇》说：“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询国危”是说国家遇到重大危难时征询意见，“询国迁”是说国家需要迁都时征询意见，“询立君”是说国君继立发生问题时征询意见。这三个方面，确是古代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大事。从这点，也可见“六乡”居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至于“六遂”居民，就不能享受这种权利。

“六乡”居民还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周礼·大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六乡”居民主要的教育课程，在“六艺”之中尤以“礼”和“射”为重要。《周礼·乡师》说：“正岁，稽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周礼·党正》说：“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可知“六乡”居民对于昏、冠、丧、祭、乡饮酒等礼，都很重视。在这些礼之中，尤以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为重要。《周礼·党正》载：“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所谓“饮酒于序”即指乡饮酒礼。《周礼·州长》又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射于州序”即指乡射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是以“乡”为名，“乡饮酒礼”或者单称为“乡”，很明显是“六乡”居民所行的礼。乡饮酒礼不仅是尊敬长老和加强团结的酒会，而且具有商定大事的议会性质，是一乡的咨询机关。乡射礼不仅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而且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详见第六编的《“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和《“射礼”新探》。所有这些礼的举行，都是和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兵役义务密切有关的。

“六乡”居民更有被选拔的权利。《周礼·乡大夫》载：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在“六乡”中三年有一次“大比”，由乡中官吏挑选出贤者、能者，写在书上献给国王，又要“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通过乡射礼来请群众评议，可知选拔的“贤能”还是武艺高强的人。因为“六乡”本是战士集居之区，选拔出来担任乡中的各级官吏，同时也是军中的各级将领^[9]。至于“六遂”居民，虽然同样也“三岁大比”，《周礼·遂大夫》载：“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但是不能像“六乡”那样郑重其事，推荐到国王那里去，担任“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官职。

根据上面的探讨，不难看出，“六乡”和“六遂”的居民，显然是不同的两个阶层。“六乡”居民是自由公民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六遂”居民则没有这些权利，而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并提供种种生产物品和服劳役，是被剥削者。

春秋时代有许多国家保留有这种乡遂制度，其中以齐国最为显著。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在桓公时，管仲施行“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管子·小匡》作“士农之乡”）十五个。十五士乡即相当于《周礼》的“六乡”。他又把“鄙”分为“五属”，“鄙”相当于《周礼》的“野”，“五属”即相当于《周礼》的“六遂”。

十五士乡和《周礼》的“六乡”一样，以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的。以五家为轨，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为里，就成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四里为连，就成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为乡，就成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五乡一帅，就成一万人为军，由五乡之帅统率。如此，十五士乡编制成三军，中军由齐桓公亲自统率，上下两军分别由上卿国子、高子统率。当时齐国主要军队就是这三军，全部由十五士乡居民编制而成。与《周礼》的六军全部由六乡居民编制而成，性质相同^[10]。

当时齐国在鄙野地区，以三十家为邑，邑设有司；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五属分设五大夫。这与《周礼》“六遂”的组织，性质相同。“五属”居民和“六遂”居民一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管仲对于“五属”的政策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这样主张按土地等级征赋，平均分配耕地，减轻徭役而不夺民时，不略取家畜等等，对“五属”居民作安抚措施，无非为了发展农业生产。

管仲在“国”的“乡”中有选拔人才的办法，基本精神也和《周礼》“六乡”中“三年大比”相同。其选拔的标准有二，一叫“明”，即“为义好学、聪慧质仁”；二叫“贤”，即“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由乡长推举，桓公亲自接见，使担任官职。一年之后，由官长书面报告其工作成绩，并挑选其中贤者向上推荐，由桓公召见，当面识别。再退而问其乡，察看其平日的才能行为，如果和做官时的作为不相违背，便可升为“上卿之赞”。这叫做“三选”。“五属”虽然也有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没有这样上选为“上卿之赞”的“三选”办法，显然是因为“五属”居民身份低下的缘故。

十分明显，齐国这种“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是巩固其原有的“国”“鄙”分治制度的。这种“国”“鄙”分治的制度，基本上是和《周礼》的乡遂制度相同的。

春秋时代其他各国，虽然在这方面缺乏系统的记载，但是从其全国总动员的事件中，也还可以看出它们保留有乡遂制度。

例如宋国，《左传·襄公九年》载：

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华臣具正徒（注：“华臣，华元子，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县为隧，纳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随火所起往救之”）……二师令四乡正敬享（注：“二师，左右师也。乡正，乡大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这时宋国因火灾，实行全国总动员。由执政乐喜派担任“司徒”的华臣准备好“正徒”，司徒所直接调遣的“正徒”，当即“国”中“四乡”的正卒；又命令“遂”的长官“隧正”调遣役夫纳入郊内从事保卫^[11]，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同时左师、右师又命令四乡正去祭祀，四乡正即是“国”中“四乡”的长官。于此可见宋国在这时还保留有乡遂制度。

再如鲁国，从西周初期起，就有乡遂制度。《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即是三乡三遂。《史记·鲁世家》引“遂”作“隧”。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依然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

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

这时臧孙担任司寇之官，所调遣的“正夫”，当即“国”中“乡”的正卒，即宋国所谓“正徒”^[12]。《左传·襄公七年》载：

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这时叔仲昭伯担任“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

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具体措施是：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注：“使军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则公家倍征之，设利病欲驱使入己，故昭五年传曰：季氏尽征之。民辟倍征，故尽属季氏”），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叔孙氏使尽为臣（注：“尽取子弟，以其父兄归公”）（《左传·襄公十一年》）。

后来“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由此可知鲁国的军队组织是和乡邑组织密切结合，军队即抽调乡邑的父兄子弟组成，军赋也在这个组织中征取。“三分公室”的时候，季孙氏用加倍征赋的办法，迫“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就是迫使军队成员带着提供兵役的乡邑组织（即役邑）一起臣属于季孙氏，做到了“尽征之”。“四分公室”的时候，孟孙氏和叔孙氏就仿效季孙氏的做法，做到了“皆尽征之而贡于公”^[13]。

又如郑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

火作……（子产使）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

这时郑执政子产在大火中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宋执政乐喜所采取措施相同。所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如同乐喜“使华臣具正徒”一样，“伍列登城”的“城下之人”，当即城外“乡”中的正卒。所谓“使野司寇各保其征”，如同乐喜“令隧正纳郊保”一样，野司寇从“野”所征发来的役徒，当即“遂”的居民。所谓“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等等，也如同“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郊人”即是郊内“乡”的长官^[14]，犹如宋国的“乡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乡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能够在乡校中议论执政之善否。这都是郑国存在乡遂制度的明证。

春秋时代各国保留乡遂制度，还有显著的一点，就是像《周礼》所说“六乡”居民性质的“国人”在各国普遍存在。

春秋时代各国军队的编制，除了由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为骨干以外，主要是由“国人”编制而成的。“国人”有纳军赋的义务，壮丁必须充当甲士，一旦遇到战争，要召集入伍时，只须“授甲”或“授兵”。《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伐卫，因卫懿公爱鹤，鹤有乘轩的，“国人受甲者”都说“使鹤”，结果卫军大败。又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伐许，曾“授兵于大宫”。这和《周礼》所说“六乡”居民编制成的军队，武器平时由国家保藏，到战时“授兵”，完全相同^[15]。由于“国人”是当时国家的战士，各国很注意对他们的训练。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国栾武子说：楚国自从灭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治）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

春秋时各国军队主要由“国人”编制而成，“国人”是各国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支柱。因此各国国君和大臣遇到危难，就召“国人”来征询意见。《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邢和狄伐卫，卫文公要把君位让给父兄子弟，朝见“众”来征询意见，“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这些反对卫文公让位而“从师于訾娄”的“众”，即是“国人”。《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卫灵公苦于晋国逼迫，企图反抗，朝见“国人”而使公孙贾征询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都回答说：“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国决定反抗晋国。《左传·哀公元年》又载：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派人来召陈怀公，要求陈国服从吴国，怀公朝见“国人”而问道：“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结果“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国危”^[16]。从“陈人从田，无田从党”的情况看来，当时陈的“国人”，既有田地，又有乡党组织，只是当时他们占有田地已不均，有的已“无田”了。

春秋时各国贵族在君位继承上发生问题时，也常征询“国人”的意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俘虏后，派郤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且说：“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指太子圉）也！”“众”因此都哀哭，晋国于是“作爰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君位，晋景公派士景伯到周，“立于乾祭（王城北门）而问于介（当从王引之校作“其”）众”，从此晋国便和王子朝断绝关系。《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又载：越国接受卫侯辄的请求，派兵护送他回国。卫大夫公孙弥牟召集“众”而问道：“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都说：“勿纳。”公孙弥牟又说：“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都说：“勿出。”结果卫侯辄不敢进入卫国。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立君”^[17]。

当时不仅国君的废立要征询“国人”意见，卿大夫的废立也常征询“国人”意见。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由大尹（阉官之长）专权，常假托君命以遂其私欲，“国人恶之”。这年十月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养子启为君，然后再发丧。大司马皇非我、司城乐茷等“皆归授甲”，图谋驱逐大尹，并且“使徇于国”说：“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都说：“与之。”大尹又“徇于国”说：“戴氏（即乐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都说：“无别（杜注：“恶其号令与君无别”）。”结果由乐得“使国人施（加罪）于大尹”，迫使大尹带着启出奔楚。

春秋时代有些国家国君的废或立，“国人”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莒国为例，如莒纪公的被杀（《左传·文公十八年》），展舆的杀莒犁比公而自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郊公的被逐和庚与的被迎立（《左传·昭公十四年》），庚与的被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都是由于“国人”的向背。

春秋时代有些国家的贪暴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逐出或杀死。例如陈国司徒辕颇的被逐（《左传·哀公十一年》），郑国执政子孔的被杀（《左传·襄公十九年》），都是如此。在各国贵族的内讧中，胜负都常由“国人”的向背来决定的，其例不胜枚举。

不仅在春秋时代，“国人”在政治上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在西周时代早已如此。据《国语·周语》记载，由于周厉王的“专利”，弄得“民不堪命”，于是“国人谤王”，周厉王召来一个卫巫，命他检举，大加杀害，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18]。

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代“国人”的性质，基本上和《周礼》的“六乡”居民是相同的，是当时各国的自由公民。

春秋时代各国农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叫“庶人”。所谓“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襄公九年》），“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自庶人而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国语·鲁语下》）。从西周时代起，庶民要在“籍田”上从事集体劳动，统治者在“籍田”上举行“籍礼”之后，要“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前，“籍”仍是对庶人的主要剥削办法（《春秋》三传）。这又和《周礼》的“六遂”居民要“合耦于耡”，基本上相同。

根据本节所分析，春秋时各国还多保留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其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构。把它和《周礼》作比较，可知《周礼》的乡遂制度不是没有来历的，还基本上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西周时代存在有乡遂制度是无疑的。《尚书·费誓》说：“鲁人之郊三遂”，说明鲁国在西周初年已有三乡三遂的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诸侯国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实行着这种制度。

《周礼》所说王畿的乡遂制度，其中基本特点该西周时已有，但是许多具体制度已被改变、扩大和增饰，并加以理想化和系统化。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周礼·夏官·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实，“军”的编制在西周时还没有。据西周文献看来，当时只有六师而没有六军。如《尚书·顾命》：“张皇六师”；《诗经·小雅·瞻彼洛矣》：“靺有奭，以作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到春秋时，诸侯才有“军”的编制，大国都编三军，于是有“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就是根据这种说法的。

西周文献中的“六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六”。如：

唯巢来，王令东宫追以六之年。（贮簋）

王乎（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南宫柳鼎）

“六之外，还有“八”，如：

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之年。（小克鼎）

有称“殷八”的，如：(www.xing528.com)

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小臣簋）

有称“成周八”的，如：

王乎尹氏册命曶曰：更（赓）乃且考，作冢司土于司成周八。（曶壶）

有简称“成周八”为“成”的，如：

唯白屖（辟）父以成即东，命伐南尸（夷）。（竞卣）

有以“六”和“八”并举的，如：

王册令尹易（锡）盠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司）六、王行，参（三）有（司）：土、马、工。王令盠曰：六眔八（盠尊）。

还有以“西六”和“殷八”并举的，如：

王迺命西六、殷八曰：“□伐噩（鄂）侯驭（御）方，勿遗寿幼。”……弗克伐噩。武公迺遣禹率公戎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惠）西六，殷八，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禹鼎）。

“西六”当即“六”，因“六”屯驻于西土的都城丰镐，也称“西六”。据此推类，那么，“殷八”该因屯驻于殷（即卫）而得名，“成周八”该因屯驻于成周而得名^[19]。

西周在西土和东土都建立有统治中心，屯驻大军，不仅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而且是为了征服附近的夷戎部落。如“成周八”曾被用于征伐南夷，见前引竞卣；“殷八”曾被用于征伐东夷，见前引小臣簋。不仅如此，西周在统治中心屯驻大军，是用来统治当地人民及附近夷戎部落的。如兮甲盘，载：

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畮（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母（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命），则即井（刑）、（扑）伐。

成周既是西周在东土的统治中心，屯驻有“成周八”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又是“征司四方责”的中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于达到“四方责”的“征司”。凡是夷戎部落一经征服，即成为西周国家的“畮人”或“畮臣”（即是贡纳之“臣”）。既要贡纳币帛、积贮，更要“进人”（即进贡供奴役的劳动者）。“进人”一定要送到指定的军队驻防地（即“次”），贡纳积贮一定要送到有管理监督买卖和收税官吏的“市”。如果不服从这样的规定，就要受到讨伐。师簋就是记载淮夷因不服从这种规定而命令师讨伐的事。

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称王室的师旅为“”。其经常的驻防地称为“某”，“”上一字即是原有地名，“”则因经常驻“”而得名。古书上称国都为“京师”，西周金文作“京”（见克钟、晋姜鼎、晋邦），亦当由于“”的拱卫而得名。

西周金文对统率“”的军官称为“师氏”，简称为“师”；又常连同人名，称为“师某”。其职务除统率师旅出征或防守以外，还参与重要的射礼，担任贵族子弟的军事教练。更重要的，他们还亲自掌管乡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师酉簋载：

王乎（呼）史册命师酉：（司）乃且（祖）商（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尸（夷）、舂尸（夷）、京尸（夷）、畀□尸（夷）、新。

询簋又载：

今余令女（汝）商（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尸（夷）、舂尸（夷）、京尸（夷）、尸（夷）、师笭侧新、□华尸（夷）、由□尸（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询是师酉之子，世袭师氏的官职，所以两人所司大体相同。这里“邑人”与“虎臣”同为师氏所职掌，“虎臣”是武官名，“邑人”亦当为官名，乃乡邑的长官。乡邑的长官称“邑人”，犹如齐称乡的长官为“乡良人”，《礼记·乡饮酒义》称乡大夫为“乡人”。师簋载：“王乎（呼）内史吴册命师曰：……今余唯先王命，女（汝）官（司）邑人、师氏。”^[20]这里“邑人”与“师氏”同为师所职掌。“师氏”是师旅的长官，同时又是乡邑的长官，因为当时师旅即抽调京师近郊乡邑公民编制而成。同样的，“邑人”这个乡邑的长官，同时又是师旅的长官。所以“邑人”可以成为“师氏”所属的主要官员，地位在“虎臣”之上。同时，“邑人”与“师氏”可以同为某些高级军事长官所属的主要官员。

特别值得重视的，师鼎载：

王乎（呼）乍（作）册尹令（命）师疋师俗（司）邑人隹（与）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

这里周王命令师帮助师俗掌管“邑人”和“奠人”之官，可知“师氏”所属，除了“邑人”之外，还有“奠人”。“邑人”之官下有小臣、善夫等，而“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等，可知“奠人”是和“邑人”相类的官。“奠人”当读为“甸人”，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经典释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素问·六节藏象论》王冰注引作“甸”，“田”、“甸”古通用。《周礼·春官·序官》郑注和《通典·凶礼》引《礼记》卢植注，都说：“郊外曰甸。”以此与《周礼》郊外称“遂”相比较，可知“甸”即是“遂”。“甸”就是因“治田”而得名^[21]，这和《周礼》把“遂”作为治田之区，把“遂”的居民称“甿”，也正相合。

师鼎的“邑人”和“奠人”，职掌有“邑”与“甸”之别，亦即“国”与“野”之别。“邑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乡大夫，“奠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由此可见，西周确实存在着乡遂制度。但是西周的“邑人”和“奠人”都属“师氏”掌管，这是和《周礼》不同的。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之外，又要掌管“奠人”呢？因为郊外的“甸”是征发力役和物产的对象，可以从中征发军队所需的力役和物资。据《尚书·费誓》所载，伯禽率师征伐淮夷徐戎，对“鲁人三郊三遂”，也是都征发到的。

图四十二师鼎铭文

宜侯簋载：“易（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易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是地名，“奠”当读作“甸”，指宜的郊外地区，“七伯”当指当地土著的首领，“厥……又五十夫”，是指属于“七伯”的人。

询簋“先虎臣后庸”的“庸”，当是奴仆，即是指西门夷以下许多夷族部落^[22]。这时这些夷族部落已都降而为“庸”，亦归“师氏”所掌管。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还要掌管这些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族部落呢？因为，除了可以奴役之外，还可以用来充当警卫队。警卫队原来也是属“师氏”指挥的。《周礼·师氏》载：

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注：“跸，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

《周礼·司隶》也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这种“四夷之隶”或“四翟之隶”，就是询簋所说包括各种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们“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监督行人，就是警卫队的性质。

在古代雅典，统治用的军队也是由自由公民编制而成的。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也是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当时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区叫“得莫”，十个“得莫”构成一个部落，这种“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王城和诸侯国都中“乡”的组织，性质上是和雅典的“地域部落”相同的。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编制成的军队以外，也有由奴隶编制的警察部队。西周时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

西周时代的“六”和“八”，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统率这些军队的长官“师氏”，既是高级的军事长官，又具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性质，其直属的主要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周礼》上的“六乡”和“六军”制度，也是地域组织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但是，乡邑的长官已和“师氏”不发生关系，“师氏”已不是“六军”的长官，“师氏”的职务仅是警卫队长，仅能指挥警卫部队，随时担任天子的侍从和贵族子弟的教师了。

西周时代“六”和“八”，是一种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我们从他们设有“冢司土”等官职也可看出。前引壶记述：国王命令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司，“作冢土于成周八”。“司土”原来主要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征发徒役的事，后来也称“司徒”^[23]。“成周八”既然设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驻屯地有关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礼》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大司徒主要掌管整个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则主要掌管“六乡”的土地和居民，主要工作在于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所谓“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郑玄注说：“司徒掌六乡”，如同“遂人掌六遂”一样，基本上是对的。我们认为，“成周八”的设有“冢司土”，其职掌也当如此，因为“成周八”同样是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盠尊说：“六眔八。”于省吾认为：“”是“蓺”的初文，像双手植草木于土中，本义为种植草木而加以扶持，典籍中“艺”训种植者习见，这是说王令盠掌管六及八的谷类种艺之事，“司蓺”当为“冢司土”的属官。

南宫柳鼎称：“王乎册尹册命柳，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于省吾认为：史与事古字通用，佃史即佃事。这是说，命柳掌管“六”放牧于阳、大□等地，和羲、夷、阳等地农佃之事。

于省吾根据“六”和“八”设有“冢司土”、“司蓺”、“司牧”、“司佃事”等官职，以掌管土地和有关生产事务，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而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典籍所称，以为我国屯田制开始于汉代昭、宣之世的一贯说法，而现在应该把它提早到西周时代了”^[24]。我们认为，于省吾对“六”和“八”设有掌管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对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就此断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是可以商讨的。西周“六”和“八”设有“冢司土”等掌管土地和生产的官，只是因为“六”和“八”是军事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尚书·牧誓》载：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鸣盛认为此处周武王所列举的，全是各级军事长官，司徒、司马、司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25]，这与壶所说成周八设有冢司土之官，正相符合。此处以“师氏”为师旅的长官，亦与西周金文符合。此处以“师氏”以下的军官为“千夫长”、“百夫长”，可能相当于金文所说的“邑人”。因为当时乡邑组织和军队编制相结合，乡邑组织的长官“邑人”，列入军队编制即为“千夫长”、“百夫长”了。当时乡邑组织是由十进制的氏族组织转变而成，所以其军队编制也都采用十进制。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从西周初期起，直到春秋时代，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存在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结构。

这种乡遂制度，有些清代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兵农分治的制度。江永《群经补义》的《春秋》部分有一段说：

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管仲参国伍鄙之法……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故桓公问伍鄙之法，管仲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岂非兵农已分乎？十五乡三万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于伍鄙，则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似后世之军田、屯田，此外更无养兵之费也（按：江水此说是根据《文献通考》所引林氏之说，而加以阐释的）。

这里，江永认为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兵农分治的制度，而“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犹如后世的军事屯田制。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更进一步把《周礼》的乡遂制度和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结合起来考察，他说：

天子六军，取之六乡。……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他国军制大约相似。虽云寓兵于农，其实兵自兵而农自农；虽云无养兵之费，而六乡之田即是养六军之田。犹后世之屯田也。六乡之民，六军取于斯，兴贤能亦取于斯，齐之士乡亦如此，则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

江永确认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是乡遂制度，目光很是锐利。他一方面认为“乡”“军”合一的制度犹如后世的屯田制，一方面又认为与屯田制大不相同。

朱大韶有“司马法非周制说”（《实事求是斋经义》卷二），曾竭力称赞江永之说“发前人所未发”，认为《周礼》的乡遂制度即是兵农分治，他说：“六军之众出于六乡……其六遂及都鄙尽为农，故乡中但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兵自为兵，农自为农。”其实，这样把乡遂制度归结为兵农分治，只是从表面现象来分析，并未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这种“乡”和“遂”对立的制度（也即“国”和“鄙”或“野”对立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的制度。国都附近“乡”中居民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因而他们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的义务。郊外鄙野之中“遂”的居民，是当时被统治的阶级。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成为正式战士。

西周春秋间被称为“国人”的“乡”中居民，是具有完全公民权的统治阶层。他们的社会组织，长期保留有“村社”的因素，“村社”的一切成员都被视为有平等的权利，其主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土地。他们还保留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每个成员可以有一块质量和数量大体相等的份地。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统治广大群众，很注意这群公民的团结一致，防止他们中间发生显著的财产分化，特别是占有耕地不平均。所以《周礼》记载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要按每家人口多少授以上中下三等之地。这和古代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人公社”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成员用抽签法分得一定“份地”的同时，还要分得耕种这块“份地”的人；而当时的“国人”所分得的只有“份地”。

这种“国人”有时被称为“士”，即是甲士、战士。管仲实行“参国伍鄙”之法，就把这种“国人”所居之乡称为“士乡”（《国语·齐语》），又称为“士农之乡”（《管子·小匡》）。因为这种“士”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礼记·曲礼》说：“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吕思勉先生解释说：“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26]这是对的。《礼记·少仪》说：“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可知“士”这个阶层从幼就要学习农业生产。因为士大多参与农业生产，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必须于农隙举行。《左传·隐公五年》载：“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西周春秋间称为“国人”的这种自由公民，虽然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有参加“民众大会”表决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是，遇到国家有危难、国君要改立等大事，国君或执政者常召集“国人”来征询意见，有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还有“大蒐礼”，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常把建置或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国家大事，在大会上公布，这都是对“国人”政治权利的尊重。同时，他们还享有被选担任低级官职的权利。

当时“国人”所以要建立经常的军事组织，这是由于加强对居民统治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对外战争上的需要，只有这种自由公民是当时政权的有力支柱。他们的军事组织，所以要和乡里组织密切结合，一方面，是沿袭氏族制末期的老习惯，一方面是为了便于训练指挥和加强团结^[27]。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加强其战斗力，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许多“礼”的举行就是为了加强团结和加强战斗力的。在“乡”中所以特别要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目的也是如此。

居于“遂”或“野”、“鄙”的居民，也长期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有平均分配耕地的习惯，前面所引《周礼·遂人》“以颁田里”的制度，平均分配上中下三等之地，充分表明了这点；管仲的“伍鄙”之法，主张“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也足以说明这点。所谓井田制度，就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这些村社农民不仅要在“籍田”或耡田上提供集体的劳动，还要提供繁重的劳役，提供家畜和在野的一切物产。

一九八六年陕西安康出土的史密簋，足以证明齐国确实推行乡遂制度。史密簋载：“唯十又一月，王令（命）师俗、史密曰：‘东征，南夷。’卢、虎会杞尸（夷）、舟尸（夷）、雚不遂（坠），广伐东国，齐（师）、族土（徒）、遂人乃执鄙宽亚（野）。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釐（莱）白（伯）、僰、周伐长必，隻（获）百人。”按师俗见于师永盂和师鼎，师永盂作于周恭王二十二年，师鼎作于周孝王三年，可知师俗曾经历恭王、懿王、孝王三世。史密簋当作于懿王时。当时因卢、虎、杞夷、舟夷等南夷结合起来，广伐东国，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东征，调发齐国军队和附近的少数部族，于是“齐师”和“族土（徒）”以及遂人在鄙野广泛调集，即所谓“遂人乃执鄙宽亚（野）”，于是师俗统率齐师、遂人从右路进攻，并由史密统率族人、莱伯、僰等少数部族从左路进攻。由此可见，齐国确实推行乡遂制度，所说“齐师”当是齐国的常备兵，所谓“族徒”或“族人”当指齐国都中“乡”间征发来的“国人”，因为“乡”中“国人”都是聚族而居的，称为“族徒”或“族人”。居于鄙野“遂”中的“遂人”，是分散的，因而需要广泛调集。

根据西周的乡遂制度，可知当时社会结构，主要是由贵族、国人、遂人、奴隶组成：

（1）贵族贵族聚族而居，实行宗法制度，把同一血统的贵族连结一起，分别为大宗小宗，建立有嫡长子继承制，并推行分封制，由天子以下，分成诸侯、卿大夫等级，分封统治地区，给予世袭官职，从而建立各级政权。天子为天下同姓贵族的大宗，又为最高政权的领袖。诸侯为天子所分封，在本国为大宗，对同姓的天子为小宗，他们以国名为氏。卿大夫为诸侯所分封，在本家为大宗，对同姓诸侯为小宗，他们以世袭官职、辈分为“氏”。“氏”就是各支宗族的称谓。各支宗族保留有“同财共居”的礼俗，共同占有土地、财富和掌握统治的权力。实际上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即宗族长，全权掌握本族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上的一切权力，成为本族集中权力的首领。每个贵族男子，幼年由父亲取“名”，成年时要“结发”举行冠礼，由贵宾取“字”，表示正式成为贵族成员，开始有参与政治活动和统治的特权，同时有参与本族祭祀的权利，并开始有服兵役的责任，成为国家军队的骨干。

（2）国人 “国人”是天子的王城和诸侯的都城中“乡”的居民，具有自由公民的性质，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国家有危难和改立国君等大事，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他们经常可以评论国君，甚至流放暴虐的国君。例如“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使用卫巫“监谤者”，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韦注：避难奔邵公也），国人围之”（见《国语·周语上》）。“国人”是贵族中基层的下层，属于“士”一级，既是国家军队中的甲土、战士，又是贵族基层的支柱。

（3）遂人 “遂人”是王城和都城郊外“野”、“鄙”、“遂”的农民，也包括卿大夫所属采邑的农民，亦称为“庶人”、“庶民”、“野”、“鄙人”或“氓”。他们要集体耕种“井田制”的“大田”（或称“甫田”），又要耕种“井田制”的“私田”（即份地），更要对贵族随时贡献和服役，贡献包括纺织品和猎得物，服役包括修屋和贵族家中杂务。同时还要接受贵族的召集，参与狩猎和防守及出征，如史密簋铭文所说“遂人乃执鄙宽亚（野）”，随从师俗伐长必。

（4）奴隶贵族占有大量奴隶，既有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等，又有婚配成家的奴隶称为“臣”，更有整个氏族或部族被用作奴隶的，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奴隶主要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生产事业。

[1] 段玉裁《四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收入《经韵楼集》）说：“郊之为言交也，谓乡与遂相交接之处也，故《说文》曰：‘距国百里为郊’，此郊之本义也，谓必至百里而后为郊也。而《尔雅》曰：‘邑外谓之郊’，《说文》冂下本之，亦曰：‘邑外谓之郊。’邑者，国也，是则自国中而外，至于百里，统谓之郊矣，此引伸之义也。何以引伸也？国外郊内六乡之地，故《周礼》立文，多言‘国中及四郊’，以包六乡。其有单言六乡者，其事不涉国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乡……《费誓》三郊三遂，即三乡三遂。”

[2] 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上说：“隐公五年传云：‘郑人伐宋，入其郛，公闻……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按公闻其入郛而使者对以未及国，公以其绐己而怒，则当时谓郛内为国也。”又说：“《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云：‘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周礼·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准此，则近郊远郊为国中也。”又说：“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

[3] 宋本《经典释文》作“氓”，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三“给授田第十六”引作“氓”，《说文·耒部》“耡”字下引《周礼》：“以兴耡利萌。”郑注亦作“萌”。清代学者都认为古本应作“萌”。

[4] 《说文·田部》把“甿”训为“田民”，《战国策·秦策》高注：“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赵注：“氓，野人之称。”《管子·山国轨》尹注也说：“萌，田民也。”“甿”或“氓”、“萌”的身份和地位远较“国中”的“乡人”为低。《周礼·旅师》载：“凡新甿之治皆听之”，这对新迁来的农业生产者叫“新甿”，因为其身份地位亦低。《吕氏春秋·高义》载墨子说：“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萌”即是“新甿”。至于“民”是通称，“六乡”居民可称“民”，“六遂”的“甿”亦可通称为“民”。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八《释民》认为“甿”、“氓”、“萌”与“民”相同，说：“萌与民义同，而郑谓异外内，则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师虽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即民，民即萌，无他义也。”这是不正确的。

[5] 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案国即国中，谓城郭中；郊，六乡外之余地。经言国人，以晐国外之六乡，言郊人，以晐郊外之六遂公邑。秋官，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

[6] “六乡”的乡党组织中，族、党等名称显然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所谓“五闾为族，使之相葬”，更是同族合葬的传统习惯。《周礼·大司徒》所载“以本俗六安万民”中，其二曰：“族坟墓”，也是指同族合葬。“六遂”的邻里组织，邻、里、酂、鄙、县、遂等名称，都是表现邻居关系和地域关系的称谓。

[7] 《周礼·遂人》载治野之法，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周礼·小司徒》又载“井牧其田野”之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据此，认为《遂人》所载是乡遂之制，用沟洫法；《小司徒》所载是采地都鄙之制，用井田法。后人对此，聚讼纷纭，大体不外三说：（一）从郑玄之说，认为乡遂用沟洫制，即用贡法，都鄙用井田制，即用助法。（二）反对郑玄之说，认为全用井田之制，并据《周礼·遂人》“以兴耡利甿”，以为遂亦用助，与都鄙相同，而与乡用贡法不同。（三）以为《小司徒》所说“九夫为井”，其中无公田，《周礼·司稼》又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都鄙所用的应为彻法。这些说法中，从第二说为是。古时所谓井田之制，并非限于八家同井、其中有公田的制度，这原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除了集体耕作的公田之外，每家都分到大体相同的“份地”，“份地”分布的方法可以有种种方式。关于“遂”用助法，宋人叶时《礼经会元》卷二“井田”说：“案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言乡，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乡用贡法，遂用助法矣。盖六乡于王畿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赋其粟而藏之仓人。六遂于王畿为远，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则聚于旅师。……故遂人曰：以兴耡利甿，谓兴起众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岁时合耦于耡，谓合众力耦耕公田也；旅师曰：掌野之耡粟，谓公田所收之粟也。……助之一字，惟见于六遂之官，是六遂为助法明矣。”

[8] 《周礼》中没有“六遂”的军制，郑玄注：“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这是毫无根据的。

[9] 俞正燮《乡兴贤能论》（《癸巳类稿》卷三）说：“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人使治之，用为乡吏也。其用之止此。……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周则王族辅王，公族治国，余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与诸侯，所谓兴之为伍长乡吏者，于其中兴之，而无美仕大权，此则周之制也。”

[10]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已说：“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崔述《三代经界通考》说：“《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崔氏以“参其国而伍其鄙”为乡遂制度，是对的；把乡遂混而为一，认三军出于乡遂，是错的。

[11]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保谓小城也。……谓纳国外及县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月令》‘由鄙入保’，《晋语》‘抑为保障乎’，郑韦注并曰：小城曰保。”

[12] 杜注：“正夫，隧夫。”是错误的。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正》卷七认为“正夫”是“乡遂之正卒”。按此当指乡之正卒。

[13] 江永《群经补义》说：“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是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虽专，亦惟食其采邑，岂能使通国之农民皆属之己哉。鲁君无民，非无民也，无为民之兵耳。以此观之，兵农岂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

[14] 孔颖达正义：“《周礼》乡在郊内……郊人当谓郊内乡之人也。”今案：郊人当为官名，是乡的长官。以宋国“令四乡正敬享”例之，郊人即相当于乡正。

[15] 据《周礼》记载，车由车仆掌管和供给，兵器由司兵、司弓矢、司戈盾等掌管和供给。出兵时有“授兵甲之仪”。

[16] 这点，江永、孙诒让等已见到。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17] 这点，惠士奇、孙诒让等已见到。详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18] 《逸周书·芮良夫解》虽然出于战国时人的拟作，也该有根据的。它记述芮良夫劝谏周厉王和执政者说：“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又说：“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

[19] 一说“殷八”即“成周八”，因“八”是用殷的投降军队编成，故称“殷八”，又因屯驻于成周，故称“成周八”。但尚无确据。

[20] 《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第二四页。

[21] 古代有所谓“甸服”，即是从“甸”引申出来的。《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甸服者祭”。《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又说：“昔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内曰甸”（注：“服治田出谷税”），又说：“千里之内以为御”（注：“御谓衣食”）。“甸”的得名，由于“治田”。《尚书·禹贡》说：“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因为“甸”是“治田”之区，“赋纳”都要粮食。这样把王畿之内整个地区（除了国都和近郊）称“甸”，“甸服”是指畿内封国，《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子产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

[22] 参看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收入《文史论集》。

[23] 司土原为掌管土地之官。有的专门掌管籍田，簋称：“王曰：，令（命）女（汝）作（司）土，官耤田。”也有掌管林、虞、牧等官的，如免簠称：“令（命）免作土，奠还（林）、眔吴（虞）、眔牧。”因为当时贵族政权已圈占山林川泽之区，设置林、虞、牧等官，掠取山川之利。如同簋载：“王命同：差（左）右吴（虞虢之虞）大父，（场）、林、吴（虞）、牧，自淲东至于（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既然林、虞、牧等官要圈占大块土地，所以他们也归司土隶属。“司土”在西周后期金文中又作“司徒”，见扬簋和无鼎。因为司土又兼征发徒役之职。《诗经·大雅·緜》记述公亶父迁到岐周营建的情况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郑笺：“司空掌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