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的奴隶生产及从事工作

西周的奴隶，主要有三大类：

（1）第一类是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以“夫”或“人”计数，是战争中的俘虏。盂鼎记载有赏赐“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人鬲千又五十夫”，两共一千七百零九夫，令簋记载有赏赐“鬲百人”，他们以“夫”或“人”来计数，分明是单身奴隶。当时战争的俘虏也或称为“磿”，古时“磿”和“鬲”声同通用，可知“人鬲”和“鬲”确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鬲”或“磿”呢？因为他们是战争的俘虏，除了被强迫劳动外，不劳动时就要戴上手铐，用绳索牵着，和家畜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鬲”和“磿”，就是后来所谓“枥”。古时木制的手铐叫做“枥（櫪）”，把俘虏、囚犯戴上手铐也叫做“歷”或“磿”；古时建有木栏栅的屋子叫做“磿”，关有家畜、俘虏、奴隶的监牢也叫做“枥”，也即后来所谓“栏”，当时俘虏和奴隶的称为“磿”或“鬲”，该就是由于他们经常戴着手铐被关在牢中的缘故^[1]。同时战争的俘虏也叫做“讯”，《诗经》和西周金文叙述战果时，常提到“执讯”^[2]，就是捉到俘虏的意思。“讯”字金文作“”，像人被活捉后反手被缚的样子，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解释说：“古讯字从系从口，执敌而讯之也。”因为“”读“允”声，“允”和“”声近，后人又写作“讯”字。师询簋说赏赐有“尸（夷）允（当读作“讯”）三百人”，因为“讯”也是俘虏的单身汉，所以也以“人”计数。所谓“夷讯”，当是在征伐夷族战争中俘来的。

（2）第二类是婚配成家的奴隶，叫做“臣”，以“家”计数。该是俘虏时把他们全家俘来的，或者是为了减省养活奴隶费用和生育下一代奴隶，才把他们婚配成家的。当时周王和大贵族把“臣”赏给臣下，有“臣五家”、“臣十家”、“臣卅家”等，更有多到“臣二百家”的。有称“尸（夷）臣十家”的，因为他们原是被俘的夷族人或其后代。有称“者臣二百家”的，“者”当是一种夷戎部落名称^[3]。

（3）第三类是把整个氏族或部族作为奴隶。井（邢）侯簋说：“易（赐）臣三品：州人、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当是西周所灭亡的三个氏族或部落，全部被当作了奴隶，“州人”等当是他们原来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大克鼎记载赏赐有“井（邢）、、人”和“井（邢）人奔于”，也该是这类奴隶。

从上述情况看来，三类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掠夺和征服的战争，是无疑的。西周在战争中很重视捕捉俘虏，所有西周文献叙述到战功时，没有不谈到“执讯”和“俘人”的，因为西周重视战俘，还有献俘典礼。小盂鼎记载盂奉命征伐鬼方，第一次捉到“兽”（酋）二人、获得“馘”（战争中杀伤的俘虏）四千八百一十二人、俘得“人”（战胜后俘得敌国人民）一万三千零八十一人、马若干匹、车三十辆、牛三百五十五头、羊三十八头，第二次又捉到“嘼”一人、获得“馘”二百三十七人、俘得“人”若干人、马一百零四匹、车一百多辆，接着盂就献俘给周王，有一套献俘的典礼。敔簋也说敔奉命出击淮夷，结果“（裁）首百，执讯，夺孚（俘）人四百”，接着就向周王“告禽（擒）：馘百、讯”。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代也还沿用，例如公元前五九四年和前五九三年晋国灭了赤翟的潞氏、甲氏、留吁，曾两度“献翟俘于周”。他们所以会如此重视战争中捕捉俘虏，并有隆重的献俘典礼，因为这是他们的奴隶的主要来源。上述三类奴隶，到春秋时代也都还存在。例如晋国在灭赤翟的潞氏后，曾赏给荀林父“翟臣千室”；齐国在灭莱夷后，也曾赏给叔夷“釐（即莱）仆三百又五家”。整个宗族被灭亡为奴隶的，在春秋时也不少，有不少卿大夫的宗族在火并中被灭亡后就降为奴隶，《国语·周语下》记述周太子晋的话，曾指出这种情况说：“人夷其宗庙，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就晋国来看，到晋平公时，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个宗族都已“降在皂隶”。

西周上述三类奴隶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例如盂在征伐鬼方的一次战争中就俘得一万三千零八十一人，这些人被俘后当然被作为奴隶了。又如周王赏给盂的“人鬲”，一次就有两批，共一千七百零九人。又如宜侯簋说：“易（赐）才（在）宜王人□有七生（姓），易（赐）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些以“夫”计的人，也该是“人鬲”一类的。这儿所谓“庶人”，即是盂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庶人”，“庶人”和“王人”都是指他们被俘前的身份，因为这时已被俘来作为“人鬲”，所以用“夫”来计数。当时大贵族赏给臣下的“臣”的家数，以“十家”较多，有多到“二百家”的，可知此类成家的奴隶也不在少数。井（邢）侯簋和大克鼎都记述一次赏给的氏族或部族的奴隶有“三品”，可知这类奴隶也不少。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西周有关奴隶的资料，只是零星出土的铜器的铭文，是一鳞半爪的，已无法看到全貌，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贵族占有奴隶的数量是相当大的。

当时奴隶主要是战争中掠夺来的，有相当大的数量，因而在交换中价格是很低廉的。据曶鼎记载，当时七块“田”和五个奴隶，只能抵偿“禾十秭”，就是收割下来的“禾”二千“秉”（“秉”就是收割时连同禾梗在内的一把）。当时五个奴隶的身价，只值“金”一百“寽”，或者相当于一匹马和一束丝。那么，每个奴隶只值二十“寽”，古时一“寽”重半两，二十“寽”即相当于战国时魏的“当寽”布币二十枚^[4]。同时以奴隶和马来比较，每个奴隶的身价只不过好马的四或五分之一。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西周的奴隶有三大类，有相当大的数量，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在交换中价格很低廉。

我们说西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有确切的证据。当时国王赏给臣下的土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土”、“采”、“邑”、“里”，“土”和“采”的范围大，可以包括若干“邑”和“里”，这类土地赏赐时是连同居民在内的，国王有时可以收回来改赏他人。这在西周金文中有明证。另一类土地叫做“田”，一般都以“田”为单位，称为“一田”、“十田”、“五十田”等。不但周王用来分赏臣下，大贵族也有用来分赏臣下的。分赏时“田”上都不附带有居民，偶或有连带“臣妾”的。这类“田”的性质不同于“邑”和“里”，贵族间可以转让、交换和作赔偿之用，其中比较大块的“田”，也有不以“田”作单位计数，而以封疆为界的。在这类可以转让、交换和作赔偿用的“田”上，同样不附带有居民。格伯簋记述格伯以良马四匹交换得“卅田”后，曾亲自踏查田的疆界，而不见点查耕作者。散氏盘铭文是国把“田”转交给散国的一件契约，契约上详细记载了这块“田”的封疆，记载了双方派员勘定疆界和点交经过，点交方面的田官还立了誓，除了点交“湿田、壮田”以外，还点交了“田器”（田上附属器物），又转交了“图”（“田”的地图），独没有谈到耕作的人。曶鼎记述匡季先用“五田”和四个奴隶来赔偿“禾十秭”，曶不答应，再次控告到东宫，接着匡季加赔了“二田”和奴隶“二夫”，共赔给“田七田、人五夫”了事。由此可见，这类“田”上不附着居民，转让时不附带有耕作者，用来抵偿时“田”和奴隶是要分别计数的。这类不附带有耕作者的“田”，原来由谁耕作的呢？贵族在转让或交换中得到后使用谁耕作呢？无疑的，是使用奴隶耕作的。曶鼎记述匡季赔偿“禾十秭”时，用“田”和奴隶一起赔偿，不簋记述伯氏赏给他“臣五家，田十田”，以“臣”和“田”一起赏赐，该就是因为这类“田”是使用奴隶耕作的。大克鼎说：

易（赐）女（汝）田于匽，易（赐）女（汝）田于渒，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其臣妾，易（赐）女（汝）田于康，易（赐）女（汝）田于匽，易（赐）女（汝）田于原，易（赐）女（汝）田于寒山。……易（赐）女（汝）井（邢）、、人，易（赐）女（汝）井（邢）人奔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王赏赐给克许多地方的“田”中，只有在的“邢家田”上是“与其臣妾”的。可知一般赏“田”上不附带有人，只有这块“田”上连带有“臣妾”，因而特为说明。为什么独有这块赏“田”上会连带有“臣妾”呢？看来是有特殊原因的，这块在的“田”原来属于“邢家”贵族的，这时不知为了怎样一件事，“邢家”贵族被灭亡了。这块田，原来“邢家”是使用“臣妾”耕作的，这时周王一起没收来了，因而赏给克的时候，独有这块田是“与其臣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在赏给克这么许多“田”的同时，赏给了克“井（邢）、、人”，这三批氏族或部族奴隶，该就是给克在许多“田”上充当农业奴隶的。其实，西周有大量农业奴隶是不足怪的，在西周之前的殷代，已使用俘虏来的羌人耕作，在甲骨文上有明文记载，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时代也还有农业奴隶，叫做“隶农”，《国语·晋语一》记述郭偃说：“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

曶鼎记载曶与限交易五个奴隶的事：曶先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向限购买“五夫”，限失约；后来曶再用金百寽向限购买“五夫”，经过诉讼，才成交。据记载，在交易完成之后，“曶乃每于□（曰）：我其舍矢五秉，曰：弋尚卑处厥邑，田□（厥）田”。谭戒甫在《西周（曶）器铭文综合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读“每”为“谋”，解释说：“此曰下二句应是向谋议转求相助的语。弋尚，此读‘必当’，因‘必’本从弋声，‘当’本从尚声，故皆通用。卑，同俾，谓使五夫。处，居住。……上田是动字，谓耕种；下田是名词，谓土田。据此二语，可知曶买五夫是用来耕种田地的。”这也是西周时奴隶用于农业生产之一证。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手工业生产是很显著的。伊簋记述周王叫“命尹”（官名）命令伊掌管“康宫”的“王臣妾百工”，该即王所有的“臣妾百工”居住在“康宫”的，其中“百工”当为各种手工业奴隶。师簋记载伯龢父命令他掌管伯龢父家“西、东”的“仆御、百工、牧、臣妾”，该即伯龢父所有的“仆御、百工、牧、臣妾”居住在“西”和“东”的，其中“仆御”该是管理车马与驾御的家内奴隶，“牧”即从事畜牧的奴隶，“百工”即各种手工业奴隶。由此可见，在西周大贵族所有的奴隶中是有分工的，除了“臣妾”大多作为农业奴隶以外，还有称为“仆御”的家内奴隶，称为“牧”的畜牧奴隶，称为“百工”的手工业奴隶，是被集中在某些地方，派有专职官员来管理的。西周的各种主要手工业如冶铜、制造骨器和玉器、纺织等，都是使用奴隶劳动的，这在西周以前的殷代和以后的春秋时代都是如此。我们只要看西周制作的大铜器如盂鼎、大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制作得那么雄伟和精致，就可想见当时冶铜手工业的作坊规模的巨大，其中使用的奴隶一定很多。

当时手工业奴隶中，也有婚配成家的，有个特殊名称叫做“贮”。“贮”原是积贮财富的意思^[5]，也用来指实用的财物。颂鼎说：“王曰：颂，令（命）女（汝）官司成周贮廿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这是说：周王命令颂掌管居住在成周的“贮廿家”，监督管理新造出来的“贮”，以供王宫中应用。该是由于这种手工业奴隶是专门替贵族制造“贮”（实用财物）的，同时这种奴隶本身就是奴隶主贵族的财产，因而“贮”就成为他们的专门名称。

西周的奴隶也被大量使用于山林川泽的开发。从西周后期起，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人民生产技能的提高，开发山林川泽的能力比以前增加，国王和大贵族都设置有场、林、虞、牧等官，圈占原来公共的山林川泽之地，迫使奴隶加以开发。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所谓“专利”，就是这种措施的进一步扩大，古人所谓“专利”向来是指山川之利的。同簋说：周王命令一个叫同的贵族，帮助吴大父管理场、林、虞、牧等官，“自淲东至于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所记的就是圈占山林川泽的事。这种圈占的山林川泽之地是迫使奴隶来开发的，到春秋时代各国还是如此，所谓“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6]。当时不仅周王设置有场、林、虞、牧等官，迫使奴隶从事山林川泽的开发，许多大贵族也是如此。例如散氏盘记述氏派出勘定“田”的疆界的十五个官吏中，就有“豆人”的“虞”和“录”（麓）以及“原人”的“虞”，他们都是掌管开发山林川泽的官。

我们列举了上述许多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有相当大量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林川泽等主要生产。

西周金文中，常有赏赐“臣”和“鬲”的记载。解释清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将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

“臣”在殷周时代，本来作为奴隶的称谓。《尚书·费誓》记述伯禽在费的誓辞，命令所属部队不准追逐逃亡的马牛和臣妾，也不准引诱偷窃人家的马牛和臣妾，很严厉地说：“马牛其风，臣妾逃逋，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赏）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这样把“臣妾”和“牛马”相提并论，其为奴隶的性质，无可置疑。西周金文中的“臣妾”，同样是指奴隶，如大克鼎载：“易（赐）女（汝）井（邢）家田于，以（与）其臣妾。”这个连同田地一起赏赐的“臣妾”，当然是奴隶。西周金文中被用作赏赐物品的“臣”，属于奴隶性质，很是明显。(www.xing528.com)

现在我们所要谈的，就是西周金文中常见赏赐“臣若干家”，这个“臣”的“家”应作如何解释。在西周、春秋文献中，“家”常被用来指贵族的宗族组织，也常被用来称呼贵族的政治组织，因为在宗法制度之下，贵族的政治组织是和宗族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臣若干家”的“家”，是否也能解释为宗族呢？不能。在西周时代，天子只有在分封大块土地时，才会臣民整族的分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曾分赏给“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作为“职事”的人。至于西周金文中有关“臣若干家”的赏赐，都是由于某种恩典或某种功劳而临时分赏的，其赏赐的规模比较小，是不能和分封土地时的赏赐相提并论的。例如令因为“尊俎于王姜”，王姜赏给他“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又如令因为“王归自淇田”，与奋“先马走”，受到王的赏赐“臣十家”。又如不因为对严允作战有功，受到伯氏赏给“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如果把“臣若干家”解释为“臣若干族”的话，那么，令等人仅仅因为“尊俎”、“先马走”等，所受到的赏赐就相当于鲁卫受封时的赏赐，甚至还要超过，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当时各种物品的赏赐，应该是相互配称的。《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受封时，除了赏得“殷民六族”之外，还赏得“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宗司彝器”等，这是相互配称的。令除了赏得“臣十家”之外，只有“贝十朋”和“鬲百人”；不除了赏得“臣五家”之外，只有普通的弓一把，矢一束和“田十田”。如果把“臣十家”和“臣五家”解释为“臣十族”和“臣五族”，就和其他的赏赐物品太不相称了。“田”在西周金文中是一个较小的面积单位，如曶鼎记载匡季用“田七田、人五夫”来赔偿“禾十秭”。如果“臣五家”是“臣五族”的话，这和“田十田”显得太不相称了。如果不仅因一次战功，就分赏得“臣五族”，何以分赏得的“臣”如此其多？而同时分赏得用来生产的田只有“十田”，何以又如此其少？还有麦尊说：“侯易（锡）者臣二百家”，不管是把“臣二百家”赏给也好，交给管理也好，如果把“臣二百家”解释为“臣二百族”，这个数字就未免太大了。从种种方面来考察，这个“臣若干家”是不能解释为“臣若干族”的。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组织是以宗族为主要单位的，因而贵族的所谓“家”是指宗族而言的。至于国都中的“国人”和在鄙野的劳动人民，则以小家庭为其基本单位的，则其所谓“家”应该是指小家庭而言的。例如《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定国都和鄙野的户口编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在“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这些“家”都该是指小家庭的。西周金文“臣若干家”的“臣”，既然是奴隶的性质，他们的“家”当然也只是小家庭。所谓“臣若干家”，正确的解释，应该就是成家的奴隶若干“户”。在西周金文中，“田”是田地中较小的单位面积，分赏时，有时很零碎，东“一田”，西“一田”，有时用整数来分赏，赏给“十田”或“五十田”，其中以“十田”较多。同样的，“臣”的“家”是指小家庭，是较小的单位，分赏时，也常用整数，有赏给“五家”、“十家”以至“二百家”的，其中以“十家”较多。

西周金文中，确也有把“臣”整个族来赏赐的。例如井（邢）侯簋说：“井（邢）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就是指三个品种的“臣”，也就是指州人、人、墉人等三个部族的人。因为井侯簋所载，正是周天子赐封邢侯时的大赏赐。中方鼎说：“中，兹人入史（事），易（锡）于珷（武）王作臣，今兄（贶）畀女（汝）土，作乃采。”这里说：因为“人”的臣服于周武王，作为“臣”，周王把“土”赏给了中，作为中的采地。很明显，周天子把“土”赏给中作采地时，是连同作为“臣”的“人”在内的。这个“人”如同“州人、人、墉人”一样，是指整族的人。因为中方鼎所载，是赏给采地，也是个大赏赐。这样以整族的“臣”来赏赐的例子，在西周金文中不多见。

从西周金文看来，当时作为奴隶性质的“臣”，被用作赏赐或赔偿的物品时，多数是以“家”（小家庭）为单位的，也有以整个部族为单位的，同时也还有以“夫”为单位的。曶鼎载：“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又说：“匡稽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曰、曰奠、曰用兹四夫。”这里把“臣”和“众”同样以“夫”来计数，而且同样用作赔偿物资，同样属于奴隶性质，但是，“臣”的身份要较“众”低一等。前引令簋说王姜赏赐“臣十家，鬲百人”，又把“臣”和“鬲”同样作为赏赐的物品，但是有“家”的“臣”，其身份要较“鬲”高一等。“臣”在西周金文中，除用作一般奴隶的称谓以外，也用来专指某一种奴隶，其身份要比“众”低一等，比“鬲”高一等。

上面解释西周金文中有关“臣”的记载完毕，接着解释有关“鬲”的记载。

“鬲”又称“人鬲”，大盂鼎载：“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许多学者都认为“鬲”就是《逸周书·世俘解》的“磿”，《世俘解》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按古时“鬲”确与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书·大诰》：“嗣无疆大歷服”，魏三体石经“歷”作“鬲”。

从来解释“磿”和“鬲”的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人鬲”即《尚书·大诰》的“民献”，如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卷二说：“鬲疑献之省，《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另一种，认为“磿”和“鬲”是俘馘的名册。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周礼正义》、《古籀余论》，就是如此主张。他引《周礼·地官·遂师》：“抱磿”（郑注：“磿者，適歷执者名也”），来证明“磿”是名册；又认为“磿”和“歷”同声假借，取其历历可数之意，并引《礼记·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礼记·郊特牲》“简其车赋而歷其卒伍”作为佐证。因此认为《世俘解》的“馘磿”是“谓所执俘馘之名籍”，而大盂鼎的“鬲”也即《世俘解》的“磿”。

上述两种解释，我们认为都是不确切的。《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应作“文”）武图功。”又说：“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书大传》“民献”作“民仪”，《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仿造的《大诰》作“民献仪”，注引孟康说：“民之表仪为贤者。”所谓“民献有十夫”，很明显，是指周公最重要的十个助手，即十位大臣，犹如古本《泰誓》所说：“予有乱（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虽少，同心也”）。可知“民献”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赏赐物品的“鬲”，性质根本不同，两者不容混为一谈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师》“抱磿”的“磿”，性质上也和《逸周书·世俘解》“馘磿”的“磿”不同，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如果把“馘磿”作为“所执俘馘之名籍”解释，那么，武王攻伐九十九国，所得的将不是俘馘，而仅仅是俘馘的名册，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们认为，《世俘解》所载武王攻伐所得“馘磿亿有七万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战争中所得俘虏，至于“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那是战胜之后俘得的一般敌国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犹如师簋记载师征伐淮夷，除了在战场上“折首执讯”之外，还曾“殴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

关于“鬲”和“磿”的旧有解释既然都不确切，现在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

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们认为即是《尚书·梓材》的“歷人”。《尚书·梓材》说：“肆往奸宄杀人歷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孙诒让《尚书骈枝》解释说：“歷人谓搏执平民而歷其手（《说文》木部云：枥，柙指也。歷即枥之省）。《庄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吕氏春秋·顺民》篇云：其手，亦歷之借字也（当从磿，传写误从磨）。”这个解释是比较可取的。《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也说：“考囚具谓之枥”。“人鬲”、“鬲”、“歷人”、“磿”的名义，该就是由“枥”得名的。殷墟曾出土三件陶俑，双手都是用手铐铐起来的，同时甲骨文“执”字正像俘虏被执后双手用手铐铐住的样子，甲骨文“圉”字又像双手铐住后被关住的样子。

枥原是指并列着的木条，在古时不仅用来作手铐，也还用来作为关闭俘虏和奴隶的栏栅，这种栏栅就被称为“枥”或“枥”。《墨子·备城门》说：“城四面四隅，皆为高枥（原误作“磨”，从王引之校正）。”洪颐煊认为“枥即栏槛”（《读书丛录》卷十三），这是正确的。这是指当时城上四角所建的高栏栅，是为了防御用的；但是在古时，这种栅栏的建置，多数是用来养家畜和关闭俘虏、奴隶的。《方言》卷五说：“枥，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樎，或谓之皂。”《方言》卷三又说：“苙，圂也。”“苙”、“枥”声同，猪圈叫做苙，犹如马栈叫做“枥”。《方言》郭注说：“皂隶之名于此乎出”，这个解说是正确的。皂隶之所以称为“皂”，就是因为被关在称为“皂”的栏栅里。由此可见，西周的俘虏和奴隶的所以称为“鬲”或“磿”，该是由于这种俘虏和奴隶，被称为“枥”的手铐铐起来，和被关在称为“枥”的栅栏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种这样被监禁着的俘虏和奴隶，他们都是单身汉，所以用“人”和“夫”来计数。

[1] 详本章附录《释“臣”和“鬲”》。

[2] 见敔簋、师簋、虢季子白盘、不簋、兮甲盘及《大雅·文王》等。《小雅·出车》和《小雅·采芑》都说：“执讯获丑”，《大雅·常武》说：“仍执丑虏”，“丑”也是俘虏和奴隶的名称。

[3] 见不簋、令簋、耳尊、令尊、簋等。“者臣二百家”见麦尊，以叔夷钟所说“釐（莱）仆三百又五十家”比较，可知“者”是夷族名称。

[4] 关于寽的重量有两说，一说“百寽重三斤”，每寽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古尚书说。一说“二十两为三寽”，每寽重六两大半两，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夏侯阳说。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认为：十一铢有奇为一寽，“其数奇零，非立名之法，疑当为十二铢”。“两之为两锊，即半两十二铢也。盖百锊凡三斤二两，一锊重十二铢，或举其成数三斤，故百分之而成十一铢有奇耳”。这个推断很有见解。作为货币重量单位的“寽”，确应重半两。战国时魏的布币即以寽为重量单位，而秦的圆钱作半两，半两即是一寽。《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可知古代的衡（天平）确以十二铢为单位，亦即以寽为单位，“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两寽为一两。由于秦以两、铢为单位，废除了两、铢之间的寽，改称寽为半两，后人就不再清楚寽的重量了。战国时魏国有四种布币，都以寽为重量单位，其中“梁正尚金尚（当）寽”一种，比较重，可能铸造较早，最重的在十六、十七克左右。参见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四章《布钱下》。

[5] 例如它簋（或称沈子簋），说他用“贮积”来制作这铜器。

[6] 《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