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第四章：籍礼新探，探索起源和性质，维护籍制度

“籍”是西周、春秋时代贵族对农业生产者的一种主要使用办法。要探明这种使用办法的起源和性质，必须对“籍礼”作一番探索。“籍礼”原来不仅是一种统治者亲耕的仪式，更重要的，它就是维护“籍”这种使用办法的制度。“籍”这种使用办法，就是贯串在“籍礼”的举行中的。

根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当周宣王即位时，忽然废止“籍礼”，即所谓“不籍千亩”，大臣虢文公为此大加劝谏，在劝谏中详细叙述了“籍礼”的仪式及其作用。据他说，“籍礼”的仪式，有下列五个礼节：

（1）行礼前的准备：在立春前九天，由太史观察天时和土壤的变化，把情况报告给稷（掌管农业的官），由稷再报告国王，说：“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随后，由国王派司徒通告公卿、百吏、庶民，做好行礼的准备。由司空在“籍田”上设坛，命令农大夫准备好农具。在立春前五天，由瞽（乐师）报告有“协风”来到，国王和百官分别到所斋之处，斋戒三天。

（2）举行“飨礼”：到举行“籍礼”的日期，由郁人（官名）把鬯（香酒）陈列出来，牺人把醴（甜酒）陈列出来，于是“王祼鬯（灌香酒），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飨礼”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目的在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整顿好行礼的秩序，以为举行“籍礼”的序幕。

（3）正式举行“籍礼”：举行时，由后稷（官名）负责监督，膳夫、农正负责布置，太史作为王的引导。主要礼节是：“王耕一，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王耕一”，就是王执耒耜耕田，掘起一土块；“班三之”，就是公卿百吏依次增加三倍，如公耕三，卿耕九等；“庶人终于千亩”，就是由庶人把这块“籍田”一直耕作到终了。当“庶人终于千亩”时，公卿百官要严加监督和检查，所谓“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后稷省功”就是由后稷视察耕作成绩，“司徒省民”就是由司徒监督庶民劳动。“司徒”在西周金文中多作“司土”，原是掌管土地的官。这时国王所有土地中，“籍田”是主要的一部分，因而“籍田”就成为“司土”所掌管的主要田地，如鼎载：“女（汝）作司土，官司耤田。”这种“籍田”的耕作，是征发庶人来担当的，因而这项征发和监督庶人耕作的任务，主要也要由“司土”担任，“司土”因而又称作“司徒”。

（4）礼毕后的宴会：由宰夫负责布置，膳宰加以监督，膳夫作为王的引导。主要礼节是：“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就是先由王闻一下太牢（三牲）的香味，再由公卿百官依次“尝”一下滋味，最后由庶人全部吃完。令鼎载：“王大耤农于淇田，餳，王射，有司眔（暨）师氏小子（合）射。”所谓“王大耤农于淇田”，就是说国王在淇田举行“籍礼”；餳，杨树达说：“当读为觞，《吕氏春秋·达郁》篇云：觞，飨也”（《积微居金文说》卷一），就是指“籍礼”完毕后的宴会。“王射”云云，又是在宴会之后举行“大射礼”。

（5）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庶人耕作：在“籍田”举行“籍礼”完毕后，“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众）曰：徇（巡行）”。这是说：要在广大地区普遍通告贵族，去监督庶人耕作，如果土地有未开垦好的，就应由司寇严加判罪处罚。司寇原是当时负责镇压人民反抗、搜捕“盗贼”和掌管刑狱的官，这时他的主要任务在于责罚那些“土不备垦”的庶人，可见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不仅如此，各级官员还要分批不断出动巡查，所谓“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韦注：“大徇，帅公卿大夫亲行农也”）。这样由低级到高级，一级级官吏出动巡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九，最后由天子亲率大臣出来大巡查。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于此又可见^[1]。

上述这种“籍礼”，不但在开始春耕时要举行，在耨耘、收获时也要举行，只是举行的仪式略有不同。《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耨获时如之。”仲山父也说：“王治农于籍”，“耨获亦于籍”（韦注：“言王亦于籍考课之”）。当时贵族就是运用“籍礼”对庶人的各种农业劳动进行监督，从监督春耕，而监督耕耘，直到监督收获，没有放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于此更可见。

“籍礼”具有监督庶人从事无偿劳动的性质，十分明显。当开始作行礼的准备、稷把行礼日期报告国王时，就说：“王其祗祓，监农不易”，明确地指出行“籍礼”的目的在于“监农不易”。王引之解释说：“易当读为慢易之易，易者轻也……监农不易者，民之大事在农，监之不敢轻慢也”（《经义述闻》卷二○）。虢文公谈“籍礼”时，确曾说过“民之大事在农”，又曾说“王事唯农是务”，好像当时“籍礼”的举行，确是为了“民之大事在农”，其实这完全是幌子，我们只要从他们对庶人的监督如此严厉，就可明白。所谓“监农不易”，就是要对庶人的农业劳动严加监督，丝毫不得放松。当“籍礼”举行时，“王耕一，班三之”，所谓“亲耕”完全是象征性的仪式，贵族们如此象征性地耕一或几，却要“庶人终于千亩”，把“籍田”上全部艰苦的农业劳动自始至终地负担起来，十分明显，贵族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强制庶人进行无偿的劳动。而且在行礼完毕后，还要普遍通告贵族去监督庶人耕作，要司寇去责罚“土不备垦”的庶人；更要派出各级官吏四出巡查，天子也要亲率大臣出外大巡查。不仅在春耕时要如此进行监督，耨耘时，收获时，都要如此。不难看出，当时天子诸侯举行“籍礼”的实际目的，不仅在于强迫庶人在天子及诸侯的“籍田”上作无偿劳动，更重要的是要迫使庶人在所有贵族的田地上作无偿劳动。《吕氏春秋·上农》说：

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

这时举行“籍礼”，说是为了“教民尊地产”，这只是幌子，其目的实际上是迫使庶人全到田野去劳动，使“农不见于国（都邑）”，努力于“当时之务”。

在西周、春秋间，不仅天子、诸侯有籍田，有这种称为“籍”的收入，所有贵族都是把“籍”作为其主要的一种收入的。《国语·鲁语下》载孔子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认为按照周代的土地制度，是采用“籍”的办法来使用庶人的劳动力的。孔子又认为这种“籍”法是出于周公制定，如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韦注：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2]《春秋》三传，也都认为在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之前，实行的是“籍”法：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左传》）。

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公羊传》）。

古者什一，籍而不税。初税亩，非礼也（《穀梁传》）。

三传都采取顽固的立场，反对“初税亩”的改革，主张维持原来的“籍”法，认为“初税亩，非礼也”。“籍”确是西周、春秋间对庶人的一种主要使用办法，“籍礼”就是维护这种称为“籍”的办法的。

古时“籍田”上的收获，按礼是要用于祭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礼曰：诸侯耕助（籍），以供粢盛。”《礼记·祭统》也说：“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供）齐（齍）盛”；“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据说天子诸侯所以亲耕，把亲耕的田上的收获用来祭祀，是以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如《礼记·祭义》说：

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祖先），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3]

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载的“籍礼”上，特别重视对上帝的祭祀。在行礼之前，由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且把“籍田”称为“帝籍”。行礼时，由天子“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为什么要叫“帝籍”呢？高诱注说：“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当时祭祀的不仅是上帝，又为什么独称“帝籍”呢？《周礼》贾公彦疏说：“籍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籍者，举尊言之。”“籍田”的收获，既然按礼是祭祀鬼神用的，因此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或称为“神仓”。如《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季秋纪》说：“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仓。”高诱注说：“于仓受谷，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谓之神仓。”

春秋时代各国都设有“甸人”掌管“籍田”。《左传·成公十年》杜注：“甸人，主为公田者。”“甸人”在《周礼》称为“甸师”。《周礼·甸师》说：“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共齍盛。”这里虽然把“籍田”称为“王籍”而不称为“帝籍”，依然认为其收获主要是供给祭祀的。春秋时鲁国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虽然称为“御廪”而不称“神仓”，名义上还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据说当时“籍田”上收获的粟，先要由甸人送纳到“三宫”，经过“三宫”舂成米，再送入“御廪”保藏。《穀梁传·桓公十四年》载：“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甸粟而内（纳）之三宫，三宫米（舂成米）而藏之御廪。”范宁注：“甸，甸师，掌田之官也。三宫，三夫人也。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

“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供给祭祀以外，据说还要随时布施给穷困的农夫，用于救济方面。《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

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

俞樾认为这三句是错简，“于农”二字是衍文，三句应该接连在下文“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之上，“于农”二字涉下句“恪恭于农”而衍。他还提出理由说：“且王所籍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于农乎？”（《群经平议》卷二八）其实，俞樾这个校勘完全错了。最初“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以奉齍盛”之外，确是还要“时布之于农”的。虢文公在下文中谈到“籍礼”的作用时，就曾说：“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享祀时至”就是指“以奉齍盛”，“布施优裕”就是指“时布之于农”；“媚于神”是指“享祀时至”的效果，“和于民”是指“布施优裕”的效果。由虢文公看来，“籍礼”的举行，表示“王事唯农是务”，在“籍礼”举行后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劳动，可使庶人“恪恭于农”和“不懈于时”，达到“财用不乏，民用和同”；“籍田”的收获用来享祀和布施，可以“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做到“媚于神而和于民”。

“籍田”的收获，其次的用途就是提供国君“尝新”之用。《左传·成公十年》载：“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周正的六月，正是夏正的四月，这时麦刚熟，晋侯要甸人从“籍田”上收取新熟的麦来吃，就是“尝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夏纪》载有这种“尝新”之礼说：“农乃登（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高诱注：“升，献。麦始熟，故言尝。”

这样把“籍田”上剥削所得，宣称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和他们宣称“籍礼”是表示“王事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同样是掩饰其剥削行为的一种欺骗手段。他们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欺骗手段，是有其来历的。这个来历，和“籍礼”这种仪式的起源一样的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末期。“籍礼”如同当时贵族所实行的许多“礼”一样，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礼”转变而来。

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氏族聚落中，当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时，所有集体耕作，都是由族长和长老带头进行的。在每种重要的农业劳动开始时，往往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组织和鼓励成员的集体劳动。因为当时确是“民之大事在农”，而族长的主要任务确是“唯农是务”，有着“教民尊地产”的责任。我们以海南岛黎族在一九五○年以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为例。“合亩”在黎语中是“有血缘关系的集体”的意思，原先本是父系的血缘亲属组织，基本上统一经营土地，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每个“合亩”有个“亩头”，黎语叫“俄布笼”，意即“家长”，他们原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又是富有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的人，负有传授经验和知识的责任。黎人的各种农业劳动，开始时都有一定的仪式和禁忌，“亩头”又是各种仪式的主持者，当耕田仪式举行时，“亩头”要先做几下象征性的挖土动作。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周天子在举行“籍礼”时要带头“耕一”，就是起源于这样的耕田仪式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集体生产所得，除了部分留作公共开支以外，是平均分配的。黎族“合亩”的集体产品的分配也正如此，他们除了“留谷种”、“留公家聚餐的谷子”、“稻公稻母”、“留公家粮”以外，原是按户平均分配的。所谓“稻公稻母”，名义上作为祭祀用的，实际上已成“亩头”的剥削收入^[4]。“留公家粮”是补助、救济用的，如补助亩众结婚、盖屋、救济缺粮户等。“留新禾”是作为“亩头”的“尝新”用的^[5]。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我国古代贵族宣称“籍田”收获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作为掩饰其剥削行为的欺骗手段，确是有其来历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随着经济不平衡的增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父系家庭公社崩溃，分化出了个体的家庭单位，形成了以个体生产为主的村社制度。从此不再采用集体耕作和平均分配的办法，只有公共开支的需要还是依靠集体耕作所得。在村社中，土地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于各户，由各户独自耕作和收获；别一部分则仍由村社成员集体耕作，其收获储藏起来以供各种公共开支之用，包括祭祀、聚餐、救济、尝新等。也就是把过去集体生产所得，留作公共开支的部分，现在仍然由村社成员集体生产来解决。在村社的集体耕作地上，村社的首脑仍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各种耕作仪式的主持者，既要带头从事耕作，又要带头执行仪式，如同过去的族长差不多。等到贵族所组成的国家出现，原来村社集体耕作的土地被贵族所侵占，原来集体生产的成果变为贵族的收入，原来在集体耕作地上举行的鼓励大家生产的仪式，这时也转变为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了。我国古代的“籍田”，就是贵族所侵占的村社集体耕作的公有地，“籍”的剥削办法就是由此产生的。“籍礼”就是贵族把原来的鼓励耕作仪式，经过改造，使成为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但是他们为了掩饰其剥削行为，外表上仍以“村社”最高共同体的代表者身份出现，也还宣称“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甚至“籍田”的收获在名义上还作为祭祀、救济、尝新之用^[6]。

我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本是一种变质的村社制度。井田制度也把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于各户耕作，即所谓“私田”；一部分是集体耕作的，即所谓“公田”；只是“公田”已被贵族侵占去，其生产物已成为贵族的剥削收入。这种剥削办法叫做“助”，也叫做“籍”。孟子解释井田制度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又说：“惟助为有公田”，“助者籍也”（《孟子·滕文公上》）。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井田制度中有“公田”，不是孟子一家之言。《夏小正》记载：正月“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管子·乘马》也说：“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泽，耕始焉，芸卒焉。”所谓“初服于公田”，“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当即孟子所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既说“惟助为有公田”，又说“助者籍也”，所以“公田”也叫“籍田”。《吕氏春秋·上农》引古农书《后稷》的话，把“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和“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相提并论，可知在这时，“籍田”和“公田”性质是相同的。这时贵族所有的“籍田”，所以又称为“公田”，就是因为它原来就是村社中的“公田”，还沿用着旧名称。

“籍”这种剥削办法的产生，由于贵族侵占原来村社中的“公田”，并迫使原来村社成员进行无偿的劳动。这个变化，我们从“籍”这个称谓的来源及其演变中，也可看到。(www.xing528.com)

“籍田”和“籍礼”的“籍”，古时或作“藉”，原来应作“耤”。从来注释家对此有三种不同解释：

（1）“籍”是“耕”的意思。《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引《五经要义》说：“藉，蹈也。言亲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月令》卢植注说：“藉，耕也。”《汉书·文帝纪》颜注引臣瓒说：“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藉谓蹈藉也。”

（2）“藉”是“借”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耤，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诗经·周颂·载芟》郑玄注说：“籍之为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其他类似的解说很多，从略。

（3）“籍”是“典籍”的意思。《汉书·文帝纪》颜注引应劭说：“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

在上述三说中，除第三说出于牵强附会外，第一、第二两说都是有根据的。清代学者大都赞成第二说而反对第一说，其实第一说正是“耤”字的本义，甲骨文“耤”字正像一人执耒蹈着耕作的样子。“耤”字本来是躬亲耕作的意思，“耤田”原是由领导带头而集体耕作的田，“耤礼”原是由领导带头而鼓励集体耕作的仪式。等到“耤田”被贵族侵占，“耤田”成为迫使庶人提供无偿劳动的田地，“耤礼”成为征发和监督庶人耕作的仪式，于是“耤”就有了“借民力治之”的意思。

“租”的名称的起源和变化，看来也和“籍田”收获的用途及其变化有关。在最早的文献上，“租”字仅写作“且”，与“祖”同字。如攸从鼎载：“廼（乃）使攸卫牧誓曰：我弗其付从其且（租），射（谢）分田邑，则殊（诛）。”这是说：经过诉讼，使得攸卫牧向攸从宣誓说：如果我不付给攸从田租，来酬谢分给田邑，情愿受到严重的处罚。为什么最早的田租会称为“且”（祖）呢？看来，“且”原来是指“籍田”上集体生产出来的粮食，主要是用来祭祀祖宗的，如同黎族旧时把共同生产出来的祭祖用的稻子，称为“稻公稻母”一样。后来为了区别于“祖”字，才应用有“禾”旁的“租”字。高翔麟《说文字通》引《长笺》说：“且古祖字，田赋以给宗庙，故从且。”高氏这个解说是正确的，“租”原是指“公田”上集体生产出来、供祭祖用的粮食，后来“公田”被贵族所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成为贵族的剥削收入，贵族也还宣称这种收入是供祭祖用的，仍然称为“租”。再后来，贵族把这种剥削收入认为是应得的利益，于是“租”字的本义渐渐不为人所知道，而解释为租税了。但是，剥削阶级也还时常宣称租税收入主要用于祭祀，例如《墨子·贵义》就说：“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

“助”的称谓的起源和变化，看来也和“籍田”上的集体耕作有关。“助”字和“祖”字同从“且”，“助”字的原义，该是指“籍田”上协作劳动。“籍田”上的协作劳动，主要是为了提供祭祖用的粮食，因而称为“助”。自从“籍田”被贵族侵占，贵族迫使村社成员进行无偿劳动，仍然称为“籍”或“助”，“助”就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的称谓。“助”字也或作“耡”，见于《周礼》和《说文解字》。

前面我们谈到，原来在村社制时期，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田”，其收获主要用于祭祀和救济的。进入古代社会之后，“公田”多数被贵族侵占。许多贵族夺取了原来“公田”上集体生产的收获，依然把用于祭祀作为幌子。或者夺取了原来“公田”上集体生产的收获，以救济为幌子，而实际上多用于放债。《周礼》上记载：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而征敛其财赋。

遂人……以兴耡利甿。

旅师……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这里“合耦于耡”、“兴耡”、“耡粟”的“耡”，杜子春读为“助”，解释为“相佐助”，郑玄又把“合耦于耡”的“耡”，解释为“里宰治处”。孙诒让《周礼正义》说：“谓里宰治处名耡者，亦兼取合耦相佐助之义，以里宰为亲民之官，合耦于民事尤重，故因以耡名其处。犹王侯亲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即谓之籍也。”我们认为，“合耦于耡”的“耡”，当指贵族所侵占的“公田”，它之称为“耡”，犹如“籍田”的称为“籍”。这时“耡”田既被贵族侵占，里宰仍然按照老习惯，“以岁时合耦于耡”，其生产的粟，就称为“耡粟”，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实际上已成为借贷性质，要通过借贷手续来借给里民，所谓“以质剂（债券）致民”；而且明白规定：在春荒时借给，到秋收时收回，所谓“春颁而秋敛之”。这种借贷，虽说要“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即所谓“以兴耡利甿”，江永解释说：“此粟补民不足，贷而无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农民皆蒙惠利也”（《周礼疑义举要·地官二》），但是这不免是空话，在古代社会中，代表贵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官吏怎可能通过借贷来惠利人民呢？这种“合耦于耡”而生产的“耡粟”，操纵在地方官吏手中，只会成为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

上面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下列四点：

（1）“籍田”或称“公田”，原是原始社会末期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有地，其收获是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公共开支的。由于国家的产生，这种公有地被贵族和国家官吏侵占，其生产物连同被掠夺，原来在这公有地上的劳动者变成被剥削者，要从事集体的无偿劳动。

（2）“籍”、“藉”原本作“耤”，本是躬亲耕作的意思，“耤田”原是指集体耕作的田；等到“耤田”被侵占，其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耤”便成为一种剥削办法，于是“耤”就有“借民力治之”的意思。“耤田”上的生产物，原来主要是供给祭祖用的，所以称为“且”（祖）或“租”；等到这种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就成为租税的“租”了。“耤”又称为“助”，原是指“耤田”上的协作劳动，主要是为了提供祭祖的生产物，等到这种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助”便和“耤”一样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的称谓。

（3）“籍礼”原是村社中每逢某种农业劳动开始前，由首脑带头举行的集体耕作仪式，具有鼓励集体耕作的作用。等到“籍田”被侵占，其生产物被作为剥削收入，“籍”成为一种剥削办法，“籍礼”就被加以改造，变成贵族监督庶人从事无偿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了。通过“籍礼”的举行，对各种农业劳动进行着严厉的监督，并对贵族所有田地上所有农业劳动进行着严厉的监督，以确保“籍”这种剥削办法的执行。同时还利用这种仪式，掩饰其剥削行为，仍然虚伪地宣称其目的在于鼓励耕作，并虚伪地宣称其生产物仍然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

（4）原来村社中集体耕作的公有地，有些被国家官吏侵占，其生产物名义上仍然用于救济，实际上已被用于放债了。

上述这种变化，并不是我国古代独有的现象。至于“籍礼”，不仅我国古代有，古代埃及也是有的。在埃及极古时代权杖的一个碎片上，就画有举行“籍礼”的仪式：国王头戴王冠，手拿着最古的农具——锄头，准备锄第一道垄沟。在国王面前低身鞠躬的人手里拿着篮子，他准备把其中的种子撒到国王犁出的第一道沟里。仪式是在水渠的岸上举行的。这和周天子在举行籍礼中亲执耒耜，“耕一”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根据本文的论证，“籍礼”是贵族用行“礼”的方式，在“籍田”上监督“庶人”进行无偿的农业劳动，以确保其称为“籍”的剥削制度的。当时贵族推行“礼”的目的，本来在于“安上治民”。《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说：

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后世不明此旨……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

其实，“礼”就是贵族用来束缚人民的工具，企图使人民遵循他们所制定的“规矩”，“习惯而成自然”，使反抗的斗志“潜消于不觉”，俯首听命，忍受种种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不起来“犯上作乱”。当时贵族举行“籍礼”的目的就是如此。由此可见，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的功用，并不是“不下庶人”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只是指那些在贵族内部举行、用来巩固贵族组织的“礼”，不允许庶人参加而已。

这种“籍礼”的历史很是悠久，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都曾按照故事举行“籍礼”。因为当时早已不采用这种“籍”的剥削方法，其目的只是为了虚伪地表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已。

[1]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也载有这种“籍礼”：“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陈昌齐、王念孙谓“三”字涉上而衍），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吕氏春秋·孟春纪》略同，惟“于参”作“参于”，“卿诸侯九推”作“卿诸侯大夫九推”。这和《国语·周语上》虢文公所谈“籍礼”不同的是：这里不是“王耕一，班三之”，而是“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里在礼毕后不采用当场举行宴会的办法，而是采用回到太寝“劳酒”的办法。这可能因为《月令》的著作年代较迟，它所记的已是春秋、战国间的“籍礼”，所以和虢文公所谈西周的“籍礼”不同。

[2] “籍”又或称“助”，孟之认为助法起于殷商时代，曾说：“殷人七十而助。”又认为周文王时已行助法，如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下》）。“耕者九一”就是指助法，孟子曾劝滕文公说：“请野九一而助”（《孟子·滕文公上》），可证。

[3] 《礼记·乐记》也说：“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

[4] 黎族旧风俗，收获时由亩头到每块田捆取一两把稻子（多则六把），在捆扎处放一小团饭粒，表示给祖宗吃的，认为祖宗吃饱了才能帮助子孙看管稻谷，使来年稻谷丰收、牲畜兴旺和人口平安。他们把这种祭祀用的稻谷，称为“稻公稻母”；实际上，这种“稻公稻母”已被亩头收取去，成为亩头的一种剥削收入了。

[5] 黎族旧风俗，每年稻谷初熟时，由亩头妻子到田中割取一二十把稻子（每把约有净谷二斤八两），用来酿酒，煮饭，以供亩头夫妻一天的食用，作为“尝新”，余下的由亩众在次日同吃。

[6] 《续汉书·礼仪志》刘注引《周礼》干宝注说：“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于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