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揭示的贵族土地制度

西周金文中所见到的有关土地的事，主要有两种，一是天子和公卿对臣下赏赐田地，二是田地的转让交换以及作赔偿之用。

当时天子赏赐土地，范围大的称为“土”，也或称为“采”，其次是“邑”，再其次是“里”和“田”。康王时的宜侯簋载：“易（锡）土：厥川（甽）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这是“土”中包括甽、宅邑等。昭王时的召卣载：“赏毕土方五十里”，毕为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北。当时有以地名与“土”连称的习惯。昭王时的作册旂尊、作册旂方彝和作册旂觥都载：“令作册旂兄（贶）望土于相侯。”望当为地名。

昭王时的尊，和卣载：“易（锡）采曰。”这是称“采”而地名。“采”是当时天子分封诸侯的一个等级。《尚书·康诰》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雒，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礼记·礼运》说：“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厉王时的从，详细记载了先后赏赐许多邑的名称，结句说：“凡复友（贿）复友（贿）从田十又三邑。”这是以邑来作为赏赐田地的单位的。

夷王时的十二年大簋盖载：“易（锡）里”，这是说赏赐以原属于的“里”。这是以“里”为单位来赏赐的。

孝王时的大克鼎载：“易（锡）女（汝）田于埜，易女田于渒，易女井（邢）家田于以（与）其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原，易女田于寒山。”这是一起赏赐埜、渒、、康、匽、原、寒山等七处的“田”，其中只有一处原是“井（邢）家田”，连同原有附属的邢家臣妾一起转赏给了善（膳）夫克。由此可见其余六处的“田”是不连带有臣妾的。大克鼎下文还载有：“易（锡）女（汝）井（邢）、、人，易女井（邢）人奔于。”这是说赏给了原属于邢家的人和人，还赏给了原属于邢家而奔于的人。看来邢家原是一个诸侯，不知何故被周天子没收了田地以及所属许多地方的奴隶，这时又转赏给善夫克了。

厉王时的敔簋记载敔击退南淮夷的入侵，取得大胜，周王在成周太庙接受敔“告禽（擒）”的献俘礼，王使尹氏赏给圭瓒以及“贝五十朋”，“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贝是以“朋”来作为计数单位的，地是以“田”作计数单位的。这个“田”当有一定面积，当指百亩之田。

贤簋载：“隹（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见于卫，贤从。公命吏畮（贿）贤百亩，用作宝彝。”“百亩”下一字不识，当为百亩田所生产的食物，可知当时已以“百亩”田作为生产单位，可见古文献以“百亩”田为分配生产者的单位，是真实的。

图十 敔簋铭文

根据大簋盖记载，天子有权把原来赏赐给臣下的“里”收回，改赏给别人。周王为了把原属的“里”改赏给大，命令善（膳）夫豖告知，经同意后，由豖把这个“里”交给大。

据恭王时的师永盂记载，周王赏赐田地，要经过执政大臣传达“王命”。这次赏赐给师永“田阴阳洛疆”以及“师俗父田”，先由执政大臣益公入宫接受天子之命，出来传达给井（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中（仲）付诸实施。接着益公命令郑司徒函父等六人付给永这块田。尹氏即太史。西周王朝的大臣有公、伯两级的爵位。益公是当时朝廷最高的大臣，邢伯、荣伯、尹氏是次一等的朝廷大臣，师俗父和遣仲所以要传到，因为这次所赏赐给师永的田中就有“师俗父田”等在内。

这时不仅天子赏赐田地要用册命，公卿赏赐臣下田地，也还要用册命礼的仪式。据宣王时的不簋盖记载，当时虢季子白奉命讨伐严允（狁），得胜回来举行“献禽（擒）”的献俘礼，他因而命令不迅速追击，不经过激烈战斗，擒获和杀敌很多。于是虢季子白发表册命加以赞扬，赏赐弓矢和“臣五家、田十田”。懿王时的卯簋盖记载了荣伯对属臣卯的册命之辞，也举行了册命礼，由荣季作为“右”者，伴同卯立于中廷，听荣伯的册命，赏给瓒璋、宗彝、马牛以及“一田”。

图十一 不簋盖铭文

古时“田里不粥（鬻）”（《礼记·王制》），是不能买卖的，也是不能随意相互交换的，田地必须是天子授予的。从西周金文看来，恭王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田地可以论定价格进行交易了，但必须要经过法定的手续，订立契约，得到官方认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裘卫制作诸器的铭文。

图十二 卫盉及铭文

一九七五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通高二十九厘米，口径二十点二厘米，重七点一千克，盖内有铭文一百三十二字。现藏岐山县博物馆。

恭王三年制作的卫盉载：

矩白（伯）庶人取堇（瑾）章（璋）于裘卫，才（裁）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琥）两、（韨）两，一，才（裁）廿朋，其舍田三田。

这是说矩伯的庶人从裘卫取得瑾璋，裁定的价值是贝八十朋，裘卫以这样的价值从矩伯交换得“田十田”。矩伯又取得赤琥等物，裁定的价值是贝二十朋，裘卫又交换得“田三田”。据此可知这时“田十田”的价格八十朋，“田三田”的价格二十朋，每“田”的价格约八朋或七朋。

卫盉接着又载：“裘卫乃彘（矢）告于白（伯）邑父、荣白（伯）定白（伯）、白（伯）、单白（伯）。”伯邑父等五人都是执政大臣。接着就由五位执政大臣命令行政官员司土（徒）、司马、司工（空）等人“受（授）田”。说明这个交换经过了政府的认可，手续十分隆重。

恭王五年制作的五祀卫鼎载：

惟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井（邢）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白（伯）、白（伯）俗父，曰厉曰：“余执龚（恭）王（恤）工（功），于邵（昭）大室东逆（朔）营二川。”曰：“余舍女（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女（汝）贮田不（否）？”厉乃许曰：“余审贮田五田。”井（邢）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白（伯）、白（伯）俗父乃顜，事（使）厉誓。乃令参（三）有司司土（徒）邑人、司马人邦、司工（空）矩、内史友寺刍，帅（率）眉（堳）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宇）于厥邑厥逆逆（朔）疆眔厉田，厥东疆眔散田，厥南疆眔散田、眔政父田，厥西疆眔厉田。邦君厉眔付裘卫田。厉叔子、厉有司季、庆癸……卫小子逆其，卿（飨）。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惟王五祀。(www.xing528.com)

这是说裘卫和邦君厉报告井（邢）伯、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厉为了执行恭王的“恤功”，要在“昭大室”东北面治理两条河流，自愿拿出“田五田”来和裘卫交换。官员因而问厉田的价值是否相当，厉表示许可，认为确实价值相当，因此井（邢）伯等执政大臣认为可以成交，叫邦君厉立誓，命令司土（徒）等官员勘定了厉“田四田”的四面疆界，最后由邦君厉付给裘卫田。可知这时田地交换必须经执政大臣认可和勘定田界。

恭王九年制作的九年卫鼎载：

惟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才（在）周驹宫，各（格）庙。眉敖者肤卓吏（使）见于王，王大黹。矩取眚（省）车（）、……舍矩姜帛三两，乃舍裘卫林里。！厥惟颜林。我舍颜陈大马两，舍颜姒（縢）（），舍颜有司寿商裘、盠（猭）（幎）。矩乃眔粦令寿商眔啻曰：“湄（堳），付裘卫林里。”则（质）乃成，封四封，颜小子具（俱）（惟）封。

图十三 九年卫鼎铭文

这段金文从“矩取”以下，讲到裘卫用“帛三两”，从矩和妻子矩姜交换取得了林里，因为林里主要有颜林（颜氏林园），是颜陈和妻子颜姒所有，裘卫又以大马两匹交给颜陈，以女服装交给颜姒，以裘、幎等物送给颜氏有司寿商，从而交换取得了颜林。矩因而和粦命令寿商和啻“堳”（勘定田界），付给裘卫林里，于是“则乃成，封四封”。“则”当读作“质剂”的“质”，就是说交易的书契于是写成，并且四边筑起封土作为田界标帜。

恭王时制作的倗生簋（或称格伯簋）载：

惟正月初吉癸子（巳），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取良马乘于倗生，厥贮卅田，则（质）析。格白（伯），殹妊彶（及）仡从格白（伯）（按）彶（及）甸：殷谷杜木、谷桑，涉东门。厥书史戠武立成，铸保簋，用典格白（伯）田。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篇铭文中，“格白（伯）”一句难解。“”字不见于字书，或者认为当读作“蔑”，有轻慢之意。从下文“殹妊彶（及）仡厥从格白（伯）（按）彶（及）甸”来看，格伯是在别人伴同下察看巡行田的疆界的。殹妊是殹氏家中的妊姓妇女。因为倗生和格伯“卅田”的交易，早已订立书契，经剖析而各执一份，即是铭文所谓“则（质）析”。看来殹妊及仡就是曾经参与这个契约的订立者，为此有责任促使格伯守约而完成交易。

铭文末尾载：“厥书史戠武立成，铸保（宝）簋，用典格白（伯）田”。其中“”字和“”字，都不见于字书。“”也或释作“”。看来“书史戠武”就是原来书写契约的书史，散氏盘所载铭文原是国和散国所订立边界契约，末尾说：“厥左执，史正中（仲）农。”所谓“左执”就是左执券，史正仲农就是那个契约的书写者。这个书史武不但书写了原来交易的契约，而且在完成田地交易之后，进一步主持“铸保（宝）簋”，用来作为主管这块“格白（伯）田”的依据。《周礼·秋官·司寇》的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具有官方的代表性质。《周礼》又说：“凡大约剂书于宗彝”。这里所说书史武“铸保簋”，就具有这种性质。

图十四 倗生簋及铭文（器铭）

一名格伯簋。高三十一厘米，口径二十一点九厘米，重八点九千克。传世共三器，各器铭文皆不完整，三器相合，应为八十三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这里特别要指出，倗生簋所谓“则析”，“则”不是虚词，“则”当读作质剂的“质”，“质”就是买卖的书契。《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曰听称责以傅别”，“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所谓“傅别”、“书契”和“质剂”，都是双方协定的文书，经剖析而各执一份的。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礼记·曲礼上》说：“献粟者操右契”，“献田宅者操书致”。王引之《经义述闻》说：“致读为质剂之质。”《左传·文公六年》：“由质要”，杜注：“质要，书契也。”散氏盘所载“左执”，“”就是质要的“要”。战国时代风俗，三晋和秦以右契为贵。《商君书·定分》说：“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战国策·韩策三》或谓韩公仲曰：“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楚人以左契为贵，《老子》第七十九章云：“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散氏盘所载“左执”，也是以左为贵。

同时要指出，随着土地交易的发生和发展，土地也被用于赔偿。懿王时制作的曶鼎铭文末段讲到由于荒年，匡季的“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二千秉）”。“臣”是奴隶，“众”也是低级的家臣，这是说匡季的“众”和“臣”二十人抢取了曶的禾二千秉。曶把这件事告到了东宫，东宫判决“求乃人，乃弗得，女（汝）匡罚大”，就是要匡季把抢掠的人负责交出来，如果弗得，就要大罚。匡季于是“用五田”，用“众一夫”和“臣”三人来赔偿，并且说：“余无卣（由）具寇足〔秭〕，不出鞭余。”这是说我无从具备抢来的足数的秭，如果我有而不交出，甘愿受鞭刑。曶又告到东宫，东宫判决：“赏（偿）曶十秭，遗十秭，为廿秭。来岁弗赏（偿），则付（四十）秭。”就是说既要赔偿十秭，还加罚十秭，共要赔偿廿秭，如果来年不赔偿，要付四十秭。于是匡季又“用田二又臣〔二夫〕”加赔，总共由匡季付给曶“田七田，人五夫”结案。

上述记载有关田地交易的金文，既有交易的书契性质，又有田地所有权的凭证性质，因此都很注意到田地的“封疆”的勘定和加筑。如五祀卫鼎，记载邦君厉同意拿出“田五田”来和裘卫交换和立誓之后，执政大臣就命令勘定四面疆界，勘定朔疆（即北疆）和“厉田”交界，东疆和散田交界，南疆和散田、政父田交界，西疆和厉田交界。又如九年卫鼎记载裘卫从矩取交换取得林里，又从颜陈夫妇交换取得里中的颜林，最后由矩取等人命令颜氏属吏寿商等人勘定田界，然后写成交易的书契，并在四边筑起封土。又如倗生簋记载倗生从格伯交换取得“卅田”，在订立契约、剖析而各执一份后，由于格伯有轻慢之意，于是由殹妊等人伴同格伯巡察田的封疆，从“殷谷杜木、谷桑，涉东门”。杨树达《格伯簋跋》指出“杜木”、“桑”，“以树木表田界，所谓封树也”。杨树达《散氏盘跋》还认为散氏盘铭文，在叙述田地封疆所经历的地点，讲到“至于边柳”，“封于城楮木”，“此盖所谓封树也”（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周礼·地官·封人》载：“封人掌诏王之社，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封其四疆，造封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郑玄注：“谓坛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正义云：“若今时界矣者，汉时界上有封树，故举以言之。”这是说周代王国四边有封疆，诸侯的封国也是“封其四疆”，封邑的封域也是如此，都是利用天然的山地、高岗、河流、谷地再加上新建的封土和新种的树林连结而成。古代都城的建设也是如此，都城都以小城和大郭结合而成，小城有城墙的建筑，大郭就是利用原有山川加工连结而成。清代学者焦循《群经宫室图》在“城图六”下所作说明，认为西周东都成周，“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邙山）”（《逸周书·作雒解》），就是依据洛水和邙山加工连结而成。他并依据《左传》证明春秋时代郑国都城新郑，郭郛也是“依水而成”，虽然设有“梏柣之门”和“纯门”等郭门，“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其实规模较大的农田，其封疆也是利用天然的河流、谷地再加道路、封土、树木而结成的。倗生簋所说：“殷谷杜木、谷桑，涉东门”，就是这样的结构。所谓“涉东门”，东门当是城邑外郭的门。四川青川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秦木牍《为田律》载：“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当沿用西周以来的封疆制度的。

从散氏盘由国交付给散国的眉田和井邑田来看，有称为“一封”、“二封”和“三封”的“封疆”的路线的，这个所谓“封”就不是指一个封土堆。散氏盘载：

眉，自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涉，二封。至于边柳，复涉，陟（徂）以西，封于城楮木，封于刍，封于刍。内（入）陟刍，登于厂湶，封、陵、刚，封于（单）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以东，封于东彊（疆），右还，封于眉道。以南，封于道。以西，至于堆莫眉（堳）。

所谓“一封”，当是第一道封锁线，“二封”当是指第二道封锁线。叙述封锁线经历的地方，有称为“涉”的，是越过河流的；有称为“陟”或“登”的，是升登高岗或高地的，说明所谓封疆是利用河流和高地再加封土、树林连结而成。所说“封于城楮木”，是说在这个地方利用楮木的树林来封锁的。所说封于什么“道”的，如单道、原道等，是说利用加高所筑道路来堵塞的。散氏盘又载：

井（邢）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东，一封；还，以西一封。陟刚（岗）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刚（岗），登，降棫，二封。

很明显，这块田是利用道路和高岗来建设封疆的。

这种贵族私有的土地，当是井田制以外贵族所占有的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