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周族的起源和兴起

周族比起夏族、商族来，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族。相传从始祖后稷起，到周文王，只有十五代。《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王克安之。”又载卫彪傒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根据《史记·周本纪》和《世本》（《尚书·酒诰》正义、《史记·周本纪》的索隐和集解所引），十五王的世系有如下表：

《史记》所载十五王的名字，《世本》的记载有些不同。公非，世本作公非辟方；高圉，《世本》作高圉侯侔；亚圉，《世本》作亚圉云都。皇甫谧《帝王世纪》（徐宗元辑本）以为辟方、侯侔、云都是公非、高圉、亚圉的字。但是《汉书·古今人表》第六等却说：“辟方，公非子”；“夷竢，高圉子”^[1]；“云都，亚圉弟”。如果班固著《汉书》另有依据，就比《史记》多三个王，成为十八王。

《史记·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这是根据《尚书·尧典》和《尚书·皋陶谟》的。《尧典》和《皋陶谟》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都以“曰若稽古”开头，是依据古史传说的拟作，并非实录。《国语·鲁语上》记载展禽（即柳下惠）的话：“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祭法》载有相同的语句，只是“夏之兴也”作“夏之衰也”。“兴”字当是“衰”字之误^[2]。《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太史蔡墨的话也相同，只是说：“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太史是掌管历史记载和图籍的，蔡墨的话，该有依据。后稷该是商代周族人的祖先，把他说到夏代衰世，甚至说到虞、夏之际，都不免是增饰之辞。

如果后稷在虞、夏之际，经历十五个或十八个王怎能到殷、周之际呢？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代从禹到桀，经历十四世，十七个王，共四百七十年；商代从汤到纣，经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共四百九十六年。这个商代的年数，恐怕还不足。孟子说：“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左传·宣公三年》记周大夫王孙满对楚庄王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夏商二代共有三十一世，四十八个王，至少在一千年以上。如果后稷在虞、夏之际，到文王，要经历夏商二代，只经历十五个或十八个王，就差得太多了。过去早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另外提出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后稷之后世系有脱落，从后稷到公刘不是四代而是十多代。例如汉初娄敬对汉高祖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史记·刘敬列传》、《汉书·娄敬传》）另一种解释，认为后稷原是官名，是指在虞夏世代担任后稷官职的周的祖先，不是指一个人。《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三国时谯周因此说：“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史记·周本纪》索隐引）。其实这两种解释都没有可靠依据。周太子晋明确说从后稷到文王“十五王”，到康王才“十八王”，不可能从后稷到公刘就有十多世。所谓“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也不可信。后稷原是稷神的称谓，不是官名。西周时代确曾以后稷为农官之长，该是由于推崇后稷的缘故。稷神的称为“后稷”，犹如土地之神的称为“后土”，“后”原是对地下神祇的尊称，如同“帝”原是天上最高之神的尊称一样。古书上常常以“后帝”连称，或者把上帝称为“上天后”^[3]。后稷作为虞、夏之际的官名，是后起的古史传说；把后稷以后说成世代做后稷之官，更是后起之说。

《山海经》中保存有不少关于后稷的神话：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大荒西经》）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耕（“耕”字上原衍“牛”字）^[4]。大比赤阴（当有误字），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海内经》）

有系昆之山者……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郝懿行云：亡谓善逃逸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大荒北经》）

《山海经》所保存的这些后稷神话，比较复杂，有不同的来源，但也反映了周人把后稷作为农神的一些实际情况。所说“帝俊生后稷”，前人对《山海经》的帝俊，或者解释为帝喾，或者解释为帝舜，其实就是殷墟卜辞的高祖夋，原来出于上帝的神话（参看拙作《舜与帝俊帝喾大皞》，收入拙作《中国上古史导论》，刊于《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所说“稷降以百谷”，把百谷的种子说成是由稷从天下降下来的，当然是神话，也正是因为他是稷神。

《大荒西经》说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传位给其子叔均，叔均继承了稷和台玺的播种百谷的职司，并且“始作耕”。台玺的台，郭璞注：“音胎。”“台”即“邰”字，即后稷及其母姜嫄所在的有邰氏。《路史·发挥四·周世考》：“后稷封台，故其后有台玺，有叔均。既有台玺、叔均，则知稷之后世多矣，不窋不得为稷子明矣。”“邰”一作“”或“漦”，在今陕西武功西南。《路史·后纪·高辛纪》说：有邰氏姜嫄生弃，“虞帝乃国之漦，号后稷，勤百谷而山死。取（娶）姞人，是生漦蠒，世济其德。漦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谷，是为田祖”。《路史》“台玺”作“漦蠒”，以漦作为邑名，是有根据的。《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县，自注：“周后稷所封。”颜注：“读与邰同，音胎。”可知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仍以邰为氏。后稷传位给其弟的继承法，和商的兄终弟及之制相同，反映了周族父系氏族制阶段初期的一些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大荒北经》所说叔均“乃为田祖”的神话。这是说黄帝用能够“蓄水”的应龙进攻蚩尤，蚩尤用能够“纵大风雨”的风伯、雨师来反击，于是黄帝又从天上请下天女魃来制止，才把蚩尤杀死。可是魃下来之后不能再回到天上，她所住的地方就不下雨，闹旱灾。叔均因此报告上帝，把魃迁到赤水以北地方，从此叔均就成为“田祖”，他驱逐闹旱灾的魃，开通了水道。所谓“田祖”，就是周人所崇拜的稷神。《诗经·小雅·甫田》和《大田》都讲到了周人对田祖的崇拜：

琴瑟击鼓，以御（祭祀）田祖，以祈甘雨，以介（祈求）我稷黍，以穀（养活）我士女。（《甫田》）

去其螟（吃禾心的青虫）螣（吃禾叶的青虫），及其蟊（吃禾根的虫）贼（吃禾节的虫），无害我田稺（嫩禾）。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谓把害虫捉来交付火烧死）。（《大田》）

《甫田》讲的是祭祀田祖，祈求甘雨，从而求得丰收。《大田》讲的是除去虫害，要依靠田祖之神，把害虫烧死。正因为田祖是稷神，要通过祭祀田祖来祈求丰年和除去虫害。《周礼·春官·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豳是周的祖先公刘迁居之地，在今陕西旬邑西南。这里所说的豳，即是《籥章》文中所说的“豳籥”和“豳诗”，豳籥是指豳地用苇制作的吹奏乐器，豳诗是豳地的诗歌。“雅”即“夏”，周人自称其所居地区为夏，是指周原有的乐章和诗歌。这样吹奏周人故土的音乐、打击瓦制的鼓，来向田祖祈求丰年，该就是周人传统的礼俗。周人所崇拜的田祖，当然就是后稷以及叔均。这从《山海经》所讲后稷及叔均的神话，可以证明。

《山海经》讲的是神话，是由于周人把后稷、台玺、叔均作为稷神而产生的神话。但是不能否认，这些神话反映了周族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一些史实。后稷等三人，该是周族从母系氏族制转变为父系氏族制的初期，积极领导族众从事发展农业生产的领袖人物，曾经对周族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从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或国家，都要以社神和稷神作为重要的崇拜对象。因为社神是土地之神，稷神是百谷之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白虎通·社稷》）。这种礼俗起源很早，流传时间很长。这种被尊为社神、稷神的崇拜对象，往往都是那些部族中有功于平治水土或农业生产的祖先。上面我们引述蔡墨等人的话，说烈山氏之子名柱，因“能殖百谷百蔬”而被尊为稷神，接着后稷也因同样原因而被祀以为稷神，应该是可信的。

西周时代著作的《尚书·吕刑》，保存有比较原始的神话传说。它讲到了刑罚的起源：古时蚩尤作乱，延及平民，苗民由此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人民。被冤杀者控诉到上帝那里，上帝嗅到刑杀的腥臭，哀怜人民，于是灭绝苗民的种族，“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这里以伯夷、禹、稷作为“三后”而“恤功于民”，禹是姒姓夏族的始祖，稷是姬姓周族的始祖，伯夷是姜姓之族的始祖。《国语·郑语》说：“姜，伯夷之后也。”《吕刑》之所以把伯夷和禹、稷并列为三后，因为这是姜姓吕国君主奉命制作的有关刑法的文告。《国语·郑语》记载周的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彰）”，曾列举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为例，并说：“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又称禹、皋陶、后稷为“三公”，认为三公“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后稷的功劳就是“降播种，农殖百谷”。这种看法，在古代贵族中十分普遍。大家认为各族始祖之所以能够建国立业，就是由于他们“有功于民”。因此当时贵族对始祖举行的祭祀典礼，具有报答性质。

周代有禘、郊、祖、宗、报五种重要祭礼，“禘”祭的是帝喾，“郊”祭的是后稷，“祖”祭的是文王，“宗”祭的是武王，“报”祭的是高圉、大王（公亶父）。展禽说：“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他还指出，后稷之所以会被周族作为“郊”祭之神，因为“稷勤百谷而山死”，如同冥之所以会被商族作为“郊”祭之神，因为“冥勤其官而水死”一样（《国语·鲁语上》）。正因为后稷“勤百谷而山死”，“有功烈于民”，才会被作为稷神而用“郊”祭。“郊”和“禘”是差不多的大祭，所以展禽说：“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要“用牲”于宗庙，剌鼎载：“王啻（禘），用牡（用牡即用牲）于大室，啻（禘）邵（昭）王。”“郊”祭要“用牲”于南郊。《尚书·召诰》记载营建洛邑时“用牲于郊，牛二”。《逸周书·作雒解》作：“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这样以后稷配合上帝祭祀，就是《礼记·大传》所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谓郊祀天也。”

周族既然把后稷这个祖先作为稷神来祭祀，当然会有一套稷神的神话。《诗经·大雅·生民》描写的，就是他们自古相传的后稷神话。诗共八章，前五章讲的是天生后稷的神话：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通作“祓”）无子。履帝武敏（通作“拇”）歆，攸介攸止，载震（通作“娠”）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能作“丕”）宁，不（丕）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通作“庇”）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通作“颖”）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这首诗之所以叫“生民”，就是说周族人民出于上帝和姜嫄所生。因为周族的始祖后稷，就是上帝和姜嫄所生的。据说姜嫄原来没有儿子，祭祀上帝，祈求除去“无子”的灾难（以弗无子）。她到野外踏到了上帝足迹的大拇指而感到喜悦（履帝武敏歆），马上就怀孕而很早长育（载震载夙），这样就生了后稷。怀胎满月，分娩很顺利，没有什么破裂（不坼不副），也没有什么灾害（无菑无害）。这是上帝神灵显现的结果（以赫厥灵），上帝因而大为安乐（上帝丕宁）。这是上帝安乐地接受姜嫄祭祀的结果（丕康禋祀），这样就安然生下儿子后稷（居然生子）^[5]，接着婴孩被放置到狭隘的小巷，路过的牛羊就保护养育他；再被放置到树林里，恰巧遇到很多来伐木的人照料他；又被放置到河中寒冷的冰面上，又有飞鸟用翅膀来覆盖他。鸟一飞去，他就呱呱地泣叫，哭声长而宏亮（实覃实），一直传播到大路上（厥声载路）。他长到能够爬行，已有智慧（克岐克嶷），能够自己找寻东西吃。长大之后，就会播种荏菽（大豆）、禾（小米）、麻、麦、瓜瓞（小瓜），都很茂盛，得到丰收。他种庄稼，很有一套帮助庄稼成长的方法（有相之道），除去田中杂草（茀厥丰草），使谷苗长得美茂（种之黄茂），吐芽又含苞（实方实苞），长得茁壮而渐高（实种实褒），茎长而谷花开（实发实秀），秆子坚而穗子结得好（实坚实好），穗子垂长而谷粒饱满坚实（实颖实栗）。于是他就在有邰建立家室（即有邰家室）。

《生民》前五章所讲后稷神话，描写姜嫄如何得到上帝神灵保佑而生下后稷，后稷生下以后又如何得到上帝神灵保佑而成长，又如何播种百谷得到丰收，因而在有邰成家立业。《史记·周本纪》有关后稷出生的情节，就是依据这诗篇而叙述的，所说姜嫄到野外见到巨人足迹，忻然践了就怀孕，“巨人”就是上帝。至于《周本纪》所说：姜嫄“生子以为不祥弃之”，后来她又“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为弃”。这就不见于《生民》。从《生民》来看，姜嫄生下后稷的过程，得到上帝神灵的充分保佑，生来顺利安全，因而上帝也很安乐，没有什么“不祥”，而且所生胎儿也没有什么特异。至于放置到隘巷、平林、寒冰，正是用来显示他的灵异，并不是“以为不祥弃之”。“弃之”之说出于后人误解。《生民》之诗也没有说后稷名“弃”，“弃”之名该是由于误解而来。这种误解，春秋战国之际当已产生，所以周弃之名已见于《左传》和《国语》^[6]。

后稷是“勤百谷而山死”而被尊为稷神的，原来他只有“后稷”这个稷神的称谓。“弃”这个名字，显然是后人增添的。周族之所以尊后稷为始祖，不仅是由于他“勤百谷”而成为农耕技术的开创者，而且还把他看作举行上帝祭礼的创始者。农业固然是周族向来重视的大事，祭祀同样是周的贵族生活中的大事。《生民》的后三章，就是讲由于上天降下多种粮食嘉种（诞降嘉种）使得丰收，于是后稷创始祭祀（以归肇祀）；他又把米粮蒸得热气上腾（烝之浮浮），把香蒿涂上脂肪作祭品，又把牡羊用烈火焚烧（载燔载烈），使气味上腾，以求来年丰收（以兴嗣岁）。最后说：终于使香气上升，为上帝所领受（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因此后稷创始的祭祀上帝之礼，直到当时庶民还享受其福（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据说孔子曾经称赞：“后稷之祀，易富（通作“福”）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礼记·表记》）。“庶无罪悔”就是说使得庶民没有罪过而享受福禄。

西周时代著作的《生民》诗篇，所讲的后稷神话，清楚地说明了周族所以要把后稷作为稷神、同时作为始祖来崇拜的原因。因为鲁国贵族是周公后裔，故有着同样的神话和礼俗。鲁僖公时写作的《诗经·鲁颂·宫》，概括地讲到后稷神话，也说后稷是姜嫄“上帝是依，无灾无害”而生，也歌颂后稷播种百谷的功劳，还说他“奄有下国，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这个说法也还比较原始，只说他据有天下，继承了禹的事业，并没有说他担任虞、夏的后稷之官。

因为周人推崇后稷，重视农业，后稷就成为西周时代主管农业的官名。古史传说里把后稷作为虞、夏或商的农官，应该在西周把后稷用作官名之后。《尚书·舜典》把弃和禹、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并列为臣，弃的官职是后稷。《尚书·益稷》又把稷和禹、益、皋陶、夔并列为臣，稷的功劳是“播（播种食物），奏庶艰食、鲜食（“艰”通作“”，是说给庶民熟食生食）”。《孟子·滕文公上》也把后稷和益、禹、契、皋陶并列为舜臣，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这样把姬姓周族始祖后稷，和姒姓夏族始祖禹，子姓商族始祖契，姜姓之族始祖伯夷，嬴姓之族始祖益，偃姓之族始祖皋陶，同样作为舜的大臣，各居要职，济济一堂，是符合当时周人的政治要求的，也是符合周王朝以姬姓贵族为主、联合诸多异姓贵族进行联合统治的需要的。

相传姜嫄是帝喾元妃，是有邰氏之女，见《世本》、《史记·周本纪》等。从后稷神话来看，后稷是姜嫄踏了上帝足迹而感生。姜嫄作为帝喾之妃，是后起的传说。鲁国有单独祭祀姜嫄的宗庙，叫做“宫”。《诗经·鲁颂·宫》：“宫有侐（清静），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邪辟）。”《毛传》：“，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为什么周、鲁要特设宗庙来祭祀姜嫄呢？因为姜嫄是周族的先妣。《周礼·春官·大司乐》列举祭祀用的乐舞，先是祭天神、地、四望、山川，其次是享先妣，再次是享先祖。先妣在祭礼中的地位，在天神、地、四望、山川等自然界的神祇之下，而在先祖之上，地位尊于先祖。郑玄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灵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配），是以特立庙而祭之，谓之宫。，神之。”周族所以这样为姜嫄单独设庙祭祀，把先妣看得尊于先祖，因为依据后稷神话，先祖是由先妣所生。周族这个先妣生先祖的神话传说，祭祀上先妣尊于先祖的礼制，反映了周族在以先祖为主的社会以前，曾经历尊重先妣为主的社会，即母系氏族制阶段。

姜嫄是有邰氏之女，《说文》说邰是“周弃外家国”。但是《生民》又说后稷“即有邰家室”。因此《史记·周本纪》说舜“封弃于邰”。相传邰即汉代右扶风县（《汉书·地理志》），在今陕西武功、扶风间，后稷这样在娘家的氏族建立“家室”，而且相传后稷所娶元妃是姞氏而不是姜氏。《左传·宣公三年》记石癸说：“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当时西北地区有姞姓的部族和国家分布，例如后来被周文王灭亡的密须（一作密），就是姞姓，在今甘肃灵台西^[7]。这种情况，反映了后稷所处的时代，正从母系氏族制阶段过渡到父系氏族制阶段。

从后稷传说，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周族很早就是个重视农业生产的部族。虽然它比夏族、商族后起，它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就是由于重视发展农业的结果。正由于它重视农业生产，是沿袭后稷以来的传统，所以西周的农官之长就叫后稷，在职官中居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组织。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因此进谏，大谈籍礼的重要性。他认为，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的祭品，人民的蕃殖，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是故稷为天官”（《国语·周语上》，“天”原误作“大”，从汪远孙改正）。籍礼举行前，立春前九天，要由太史把天时和土壤变化情况通知给稷，再由稷报告国王（即天子）。等到籍礼开始举行，要由“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等到仪式完毕，由庶民在“籍田”上集体劳动，要由“后稷省功，太史监之”。“省功”就是视察耕作成绩。最后由稷“遍诫百姓，纪农协功”；还要由各级官吏分批出动巡查，“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国语·周语上》）。韦注：“农师，上士也。农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农师。后稷，农官之君也，故次农正。”可知当时农官有三等，后稷是农官之长，其次农正（即田大夫），再次农师。最基层的农官叫农师，该是比较懂得农业技术的。西周所以会有这样有组织的农官系统，该是继承了后稷以来重视农业的优良传统。

后稷重视发展农业的措施，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战国时代，人们还把后稷作为最高明的农业生产者的代表。例如《韩非子·喻老》说：“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则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吕氏春秋》保存有四篇农家著作，即《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任地》一开头就以后稷名义提出了十大问题，所讲的农耕技术就是答复这十个问题的，当是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著作的农书。

后稷神话反映了周族的原始社会情况，那时正从母系氏族制转变为父系氏族制，同时周族的经济生活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时正当商代前期，它比中原地区先进的夏、商等族，还是落后的，还是要被看作戎狄的。《国语·周语上》说：周的祖先世代做虞、夏后稷的官，等到夏代衰落，不窋失去官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过是后来周的贵族粉饰的话。

周族始祖实际上有两个，就是先妣姜嫄和始祖后稷。周人对这两人都有特别的隆重的祭典。姬姓的周族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太王（公亶父）之妻是太姜，迁居到周原时，是“爰及姜女”的（《诗经·大雅·緜》及《毛传》）；武王之后是邑姜（《左传·昭公元年》）。周昭王时的令簋、作册睘卣等，都述及很有权力的“王姜”。在原始社会末期，姬姜两姓该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直到西周时代，两姓贵族的关系还十分密切。姜姓贵族原来出身于羌族。姜姓的始祖相传是伯夷，而《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姜姓又以四岳为其祖先，这个西岳该是四岳之一。《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姜姓之族原来就住在靠近羌族的地区。《国语·晋语四》说：“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根据《水经·渭水注》，岐水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姜水东注雍水。姜水是雍水的支流，雍水又是渭水的支流。姜氏城在今陕西扶风东。《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宣王三十八年“戎人灭姜侯之邑”。雷学淇以为姜侯之邑可能就是姜氏城（《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六）。姜氏城正当后稷所居的邰（今陕西武功西南）的西北，太王迁居的周原（今陕西岐山东北）的东南。可知姬、姜两姓居地原是紧密相邻的，都在渭水上游的渭水以北地区。这一带当时就是戎狄之区。

上面讲过，《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传给其子叔均，都继承后稷播百谷的事业。《山海经·海内经》又说叔均“是始为国”。后稷是周族从母系制转变为父系制后的第一代祖先，这样相传两代就创建国家，也还是个疑问。叔均之后的世系不明，而《世本》和《史记》所说后稷生不窋，当然不可信。因此叔均与不窋之间的世系脱节。《左传·文公二年》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武（王）不先不窋。”这样以不窋与商的始祖契相提并论，竟然把不窋看作周的始祖了。可能在周的早期世系传说中，不窋以前的人物多富有神话色彩，因此有人就从不窋算起。《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地也。”唐代弘化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这个地方在邰以北（略偏西）四百多里，恐怕不窋不会迁得那么远，该是后人因不窋有自窜戎狄之说而附会上去的。相传不窋之子名鞠，鞠之子就是公刘。关于鞠的事迹无可查考。从后稷神话来看，后稷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开始时期。从公刘的事迹来看，公刘时代正是创建国家的时期。究竟怎样从后稷时期过渡到公刘时代的历史，在文献上无从查考。

公刘时期惟一的大事就是迁都到豳。《诗经·大雅·公刘》就是描写和歌颂这件大事的诗篇。《毛传》说公刘原来居邰，是从邰迁到豳的。此说应有依据。看来从后稷到公刘之间没有迁移过，《山海经》说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路史》又作漦蠒，漦即，“邰”“”音同通用，说明后稷之后仍留于邰。

为什么这时公刘要迁都到豳呢？从来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扩展农业生产。《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多耕种，行地宜”，因而迁移。第二种说法认为由于自己“变于西戎”而迁移。《史记·匈奴列传》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第三种说法认为是由于避乱、避难而迁移。《史记·刘敬列传》记娄敬说：“公刘避桀居豳。”《毛传》又说：“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这三种说法中，第二种是不可信的。这是把相传不窋失去稷官而窜于戎狄之说附会到了公刘身上来。第三种说法更加不可信，从《公刘》这首诗的内容来看，没有一点像避乱、避难的样子。只有第一种说法是可取的。《公刘》开头说，公刘迁移是由于“匪居匪康”。“匪”通“非”，“居”和“康”都是安居的意思。郑笺：“不以所居为居，不以所安为安。”朱熹《诗集传》：“不敢宁居。”就是说，公刘是为了振作有为，不敢安居晏息而迁移。他的迁都的行动，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振兴周族，巩固和扩大这个新建的国家。所以《周本纪》对此作出结论说：“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的诗共六章，其第一章描写出发前的准备情况：

笃公刘，匪（非）居匪（非）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这是说，公刘不敢安居晏息，整治好原来的田地疆界，把粮食积储起来进仓；又把粮食装成大大小小的粮袋，大家和谐而感到光明；于是把弓箭张开，把干（盾）、戈、戚（斧）举起，就开始出发。孟子曾经引用这段话，说“公刘好货”，还说：“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孟子·梁惠王下》）。《史记·周本纪》也说：“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的确，公刘这次迁都，不同于那些受逼迫或灾难的国家的“迁国”，并没有把原地的居民全部迁走，是留一部分而迁走一部分，按计划进行的。他的“迺埸迺疆，迺积迺仓”，整治好田疆，积储好粮仓，不仅是为了使“居者有积仓”，更是为了便于居者继续耕作。他的“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不仅是为了使“行者有裹囊”，更是为了便于行者开垦新地而扩大生产。孟子所说“公刘好货”，是说公刘爱护和善于管理财货，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所以他借此劝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农业生产已有发展，收获的粮食已有不少积蓄，这为迁移和建设新的国都准备好了物质条件。

从《公刘》这首诗，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选定一个新的国都，是有许多必要条件的。首先周围要有肥美的平原，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可以就近解决国都居民以及官署的供应问题。因此《公刘》的第二章，讲的就是考察和选定肥美平原的情景：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通作“巡”）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通作“周”）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这是说，公刘考察这个平原^[8]，草木长得丰满而又茂盛，巡视得很周到，不会再感到懊悔而叹息。既登上小山去瞭望，又走下平原去观察。他带着嵌有美玉和宝石的带子，佩着刀鞘（鞞）上有玉质装饰（琫）的刀子，到处走动。说明他通过周密的考察，终于选定这大块肥美的平原作建造新的国都的地方。

选定一个新的国都，仅仅找到大块肥美平原便于发展农业生产还不够，还必须从地理形势上找到适宜建筑京师的地点。因此《公刘》的第三章，讲的就是考察和选定建筑京师地点的情况：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涉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这是说，公刘既看到许多奔流的水泉，又望到广阔的原野，更登上南向的高冈，再视察一大片高地，这就是可以建筑京师的地点。于是这个京师的地点，就成为众人安居之处，众人聚集谈论之所。

在选定京师地点而定居之后，首先要建立政治上的统治秩序。古代贵族用来建立统治秩序的方法，主要就是通过宴会中尊敬族长和宾客的礼节。《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乡饮酒礼和飨礼就是由此而发展形成的。乡饮酒礼讲究“少长以齿”（《礼记·乡饮酒义》），“所以明长幼之序也”（《礼记·射义》、《礼记·经解》）。因为通过宴会的仪式和礼节，可以达到分别贵贱、长幼等次的目的，这样就可以起到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公刘》的第四章，就是讲通过族众的宴会来达到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过去经学家对“于京斯依”的“依”字，不得其解。郑笺：“公刘之居于此京，依而筑宫室，其既成也，与群臣士大夫饮酒以落之。”郑玄把“依”解释为“依而筑宫室”，未免牵强。《毛传》又解释“既登乃依”的“依”为“依几”。我们认为，“依”当读作“殷”，古时“殷”“依”声同通用。例如《尚书·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按礼书记载，四方诸侯会集京师朝见天子，叫做“殷见”或“殷同”；诸侯会集京畿朝见天子，叫做“殷国”（参见金鹗《会同考》，《求古录礼说》卷十三）。各国派遣卿一起聘问天子，叫做“殷覜”。《周礼·春官·大宗伯》：“殷见曰同”，“殷覜曰视”。郑注：“殷犹众也。”《广雅·释诂》：“殷，众也。”所以称为“殷见”、“殷同”、“殷覜”，“殷”都是众人会集的意思。西周金文中，不见有“殷见”、“殷同”、“殷覜”的称谓，只见有“殷”或“”。例如传卣：“王……令师田父殷成周。”士上盉（另有尊与卣铭文相同）：“王令士上眔（逮）史黄于成周。”殷见之礼，据彝文，乃大合内外臣工而会见之，《尚书·康诰》所谓“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公刘》所说的“依”，即指“四方民大和会”，就是所有迁到豳的贵族的大和会。

《公刘》这一章“于京斯依”，和第六章“于豳斯馆”文例相同。“馆”指居住的宫室，“依”当读如“”，指族众集会的厅堂。“既登乃依”的“依”，当读作“殷”，是指举行族众会见并参与宴会之礼。这一章说，在京师建筑的集会厅堂里，族众来到很多（跄跄济济），陈设有许多席位和几，等到公刘登上厅堂就举行“殷见之礼”，请众人按席次就位（乃造其曹），于是捉来了猪准备作为食品，用剖开的葫芦作酌酒之器，通过饮食的礼节（食之饮之），达到了推崇公刘为君长兼宗族长的效果（君之宗之）。

新建国都是需要对整个布局作出适当的安排的。《公刘》第五章，是讲怎样选定军队营地、耕作田地以及居住地区：

笃公刘，既溥（通作“铺”）既长（通作“张”），既景（通作“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这是说，公刘对国都的布局很是铺张，在高冈上用测量日影的方法确定方向，既观察其阴面，又观察其阳面，还考察流动的泉水，在这里驻屯了三支军队（其军三单）。还丈量低湿之地和平原之地，开垦田亩生产粮食（彻田为粮）。同时还丈量了西部地区（度其夕阳），说明豳这个地方可以建筑居处的面积是很宽敞的（豳居允荒）。“荒”是宽敞之意。

接着，《公刘》第六章就讲对豳的居处的如何建设：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通作“砺”）取锻（一作“碫”）。止基迺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止旅迺密，芮（通作“汭”）鞫之即。

这是说，公刘在新都建筑居住用的房舍，从渭水中流横渡（涉渭为乱），取得了石材和金属材料（取厉取锻），于是就成为定居的地方（止基迺理），从此人多、财物也多（爰众爰有），这个地方正好被“皇涧”夹着，逆流而上还有过涧（夹其皇涧，遡其过涧），众人住在这里很安定（止旅迺密），都就水流曲折处和水边居住（芮鞫之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族早期世系中，公刘第一个称“公”，后来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公叔祖类，《世本》又称太公祖绀诸盩。或者说“公”是爵名（伪古文《尚书·武成》孔传），或者说“公”是号（《公刘》正义引王肃说）。从后来季历称王季、或称公季来看，“公”和“王”应该同样是称号。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

关于公刘所处的时代，有人说与夏桀同时，这个说法不可信。上面我们已经分析，“公刘避桀居豳”之说出于附会。从公刘到文王的世系只有十一世或十三世来看，应该已在商代中期了。相传公刘所迁的豳，在汉代右扶风栒邑县，见《汉书·地理志》，即今陕西彬县西北、泾水以东地方^[9]。《公刘》说：“于豳斯馆，涉渭为乱”，“乱”是横流而渡，这是说为了在豳营建宫室，需要磨刀石块（石厉）和坚硬大石块（碫），要横渡渭水去取得。《周本纪》又说：“自漆沮度（渡）渭取材。”因为豳并不靠近渭水，要从漆水、沮水通到渭水，才能渡渭取材。朱熹《诗集传》说：“涉渭取材，而为舟以来往。”其实不必用船，用结成的筏子来运送更是方便。建筑材料用水道运送，是一个进步的方法，可以减轻不少艰苦的劳役。

公刘不仅是周族所建立的国家的第一个国君，而且是第一个有计划地营建国都的人。选择营建国都的地点是比较周密的，既要有肥美的广大平原，又要有奔流不息的水源，还要有向阳的高冈，更要有适宜建筑都邑的高地。都邑的建筑必须靠近河流和许多小溪，因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必须有充分的水源供应，但是又必须防备水灾的破坏和损害，因此必须有大块的向阳的高地。公刘把豳选定为国都，基本上是符合上述的要求的，既讲到“于胥斯原”，“复降在原”，“瞻彼溥原”；又谈到“逝彼百泉”，“观其流泉”，“夹其皇涧，遡其过涧”，“芮（汭）鞫之即”；又说到“迺陟南冈”，“既景（影）迺冈”，更述及“乃觏于京”，“于京斯依”，“京师之野”。“京”就是大块向阳的高地，适宜营建国都的地点。《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景山与京”，《毛传》：“京，高丘也。”卜辞和金文高字作“”，像高地上半地穴式的建筑结构，下端“”像中有立柱的地穴，上端“”像地穴上出入有土阶、并有屋顶覆盖的形状。

周人把国都称为“京”或“京师”，就是起源于公刘时代。“京”就是像高地上造有半地穴式建筑。为什么又称“京师”呢？“京师”在金文写作“京”。“”的原意是土堆，“堆”就是“”的后起之字，有屯聚的意思。因此“”字被用作屯聚军队的地点的称呼，又被用作军队的单位名称，甚至被用作军官的称号。如殷代甲骨卜辞称军队经常驻屯的地点叫“某”，称一些军官叫“某”，还说到“王作三”（《殷契粹编》第五九七片），就是说商王编制了三个“”的军队。西周金文也常把驻屯军队地点称“某”，如“成”（小臣单觯）、“牧”（小臣簋）之类，西周的军队则有“殷八”、“成周八”、“西六”。“六”在文献里就称为“六师”（如《诗经·大雅·常武》等）。因此，“京”或“京师”这个名称，肯定也是由于长期驻屯军队而得名。春秋铜器晋邦：“王命（唐）公（指晋的始祖唐叔虞），冂宅京。”晋姜鼎：“覃京，（）我万民。”所说“京”，都是指晋的国都。《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西周初期把新建的洛邑称为“洛师”，因为洛邑是驻屯军队的东都。

《公刘》把新建国都称为“京师”，同样是因为驻屯军队而得名。《公刘》说“其军三单”。前人对这个“单”字有不同说法。《毛传》：“三单，相袭也。”这是读“单”为“嬗”或“禅”，说是更番征调（俞樾《达斋诗说》、章炳麟《文始》）；郑玄笺解释说：“适满三军之数，单者，无羡卒也。”这是读“单”为“殚”，解释为“尽”。清代学者还有种种说法，都很牵强，没有讲通。“单”在这里用作军队的单位名称是很明显的。我们认为“单”当读“”，与“堆”音近，是“”的假借字。^[10]“其军三单”就是“其军三”，如同殷代“王作三”一样。“其军三单”是和上文“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相连成文，说明驻屯大军的营地也曾经选择，是在郊外有高冈和流泉的地方。既是为了便于防卫，又是为了便于生活。

公刘对于这个新都的建设是经过考察和周密考虑的。在国都中还建筑有族众集体活动用的厅堂，叫做“依”。这种厅堂的起源很早，在原始氏族制的村落中，中部就造有一所较大屋子，供集体活动之用。这种厅堂也就是后来所谓明堂或辟雍的起源，既成为贵族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的地方，又成为贵族弟子学习的处所，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和学校性质。所有族众在这里的活动都有其政治目的。《公刘》说得很清楚，“食之饮之”的目的就在于“君之宗之”，是为了尊敬君长和宗族长，团结宗族和巩固统治秩序。《毛传》解释“君之宗之”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这时公刘既为一国的君长，又为一族的宗子，君长和宗子是合一的，这是古代贵族宗法制度的特点，周族从开始建立国家起，君统和宗族就是合一的。一国的君长，确是一国的大宗。国君与所属大臣，既有君臣关系，又有宗法关系。国内同姓贵族的小宗，应该从属于国君的大宗。

国都的布局是经过丈量而规划的。《公刘》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毛传》：“山西曰夕阳。”《尔雅·释山》同。郑笺：“夕阳者，豳之所处也。”陈奂根据这点，认为“夕阳建国，则豳居在豳山之西”（《诗毛氏传疏》）。我们认为邑不可能造在一座大山的西面。如果造在大山西面，没有朝阳而只有夕阳，对起居生活就很不合适。这里所说的夕阳，该只指作为京师的大块高地的西部地区。这样把主要宫室造在京师的西部，是比较合理的。先秦国都的布局，多数是坐西朝东的，把主要宫殿建筑放在西部，可能就起源于公刘时代。

公刘时代，是周族开始振兴的时期。这时创建了国家机构，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对国都的布局作了适当的安排，在郊外，对平原和低地加以开垦，在高冈一带驻屯了三支军队。在京都，建设了招待族众集会饮食的厅堂，并在西区建造了许多宫室。说明当时新建的国都已具有相当规模。当然，所建筑的厅堂和宫室还很简陋。多数宫室可能是窑洞式的和半地穴式的，直到公刘以后九世（或十一世）的公亶父，在迁到周原以前，还是“陶复（）陶穴”呢。看来厅堂也不过是用树木架起的草棚而已。

从公刘迁豳，到公亶父迁周，中间经历八世或十世，史书上只有世次而没有事迹的记载。在殷墟的第一期武丁时代卜辞中（其中有武丁时贞人的卜辞），述及到商与周的关系，其中较多的是商对周的征伐：

贞令从仓侯璞（）周（《殷虚书契前编》卷七，页三一，片四）。

癸未卜……一令……族璞（）周，叶（协）王事（同上书卷四，页三二，片一）。

贞令多子族眔（逮）犬侯璞（）周，叶（协）王……（同上书卷三，页七，片七）。

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殷虚书契续编》卷五，页二，片二）。

……氐（致）多……仓侯……璞（）周，叶（协）王……（《殷契卜辞》片六四一）。

贞令从璞（）周（《殷虚书契后编》卷下，页三七，片四）。

上列卜辞中的“璞”字，原作“”，郭沫若释“寇”，缺乏根据。今从唐兰之说，认为像在山脚下采掘玉石的形状，即“璞”之本字，读为“”，征伐之意（《殷虚文字记》第四五至四七页）。从上列卜辞，可知武丁多次征伐周国，或者命令多子族带同犬侯前往征伐，或者命令某一将领随从仓侯征伐，曾动用相当多的兵力。犬侯和仓侯的所在地，当离周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武丁卜辞中还有关心周国的记载：

贞（毌）弗周，十二月（《铁云藏龟》页二六，片一）。

癸卯卜，其克周（《殷契拾掇》第二编，片一六四）。

“”是伤害之意，“毌”是一个方国，这是贞问毌国会不会伤害周国。说明商对周又十分关心。卜辞还有贞卜周国有没有灾祸的：

周方弗其有祸（《殷虚文字缀合》片一八一）。

周方弗亡（无）祸（同上）。

周侯今夝（晴）亡（无）祸（《殷虚文字甲编》片四三六）。

这样把周国称为周方或周侯而占卜有无灾祸，说明周已成为与商朝有密切关系的属国。更有占卜周国贡纳巫和美女的：

贞周氐（致）巫（《殷虚文字乙编》片七八〇一）。

丁子卜，贞，周氐（致）嫀（同上书片七三一二）。

“氐”是致送的意思。商代方国贡纳给商王的东西，主要是各国的特产，有贡纳动物的如龟、犬、马、牛、鹿、象之类，也有贡纳贝、珏、鬯（香酒）、舟的，又有贡纳俘虏或奴隶如羌、等。惟有周国贡献的最为特别，是巫和嫀，嫀是美女^[11]。周国这样以巫和美女贡献，是投合商王迷信及荒淫的爱好的，目的在于使得商王更加昏庸腐化。后来殷王纣囚禁周文王，周的大臣闳夭等人就曾用贡献“有莘氏美女、骊戎文马”的办法求得释放的。

卜辞中还有命令周的行动的：

勿令周往于（《殷虚书契续编》卷三，页二八，片三）。

辛卯卜贞，令周从行止，八月（《龟甲兽骨文字》卷一，页二六，片十六）。

十分明显，周在商代武丁时期已被征服，成为商的顺从的属国了。

但是这个周国，是否就是姬姓的周国呢？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收入《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认为“这个周族就应是姜族所建的女国——母系社会的姜嫄国，因为姬姓自邠迁居周原，尚在此时一百余年之后。这个周族当然不是姬族，而是和他们世为婚姻的有邰氏家室。自公亶父迁居周原以后，姬姜世为婚姻，相互促进，姜族女国由母系转为父系，姬姓农业由粗耕进入精耕，于是这两个来源不同的氏族，就逐渐融合为一个新兴的周民族”。的确，公亶父迁居周原是在武丁以后第五个王（共三世）武乙时，据皇甫谧说，是“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的（《史记·周本纪》集解引）。但是要说这个周国是有邰氏。是姜姓女国，也有问题。据《山海经》，后稷传位给台玺、叔均，已是父姓系统。据《世本》和《史记》，不窋以后都是父子相传；而不窋之孙公刘已从邰迁都到豳，早已创建国家，设有军队，怎么可能到武丁时期还存在母系社会的姜嫄女国呢？(www.xing528.com)

从武丁多次调动相当多的兵力征伐周国来看，当时周国已较强大，当即姬姓的周国，不可能另外有个周国。卜辞把周君称为周侯，又称周国为周方，曾命令周的行动，并多方关心它有否伤害和祸害，它又贡纳巫和美女，可知周确已成为武丁所属的封国。“周”的国号，可能就是武丁给予的。商朝之所以称呼它为“周”，因为周族自从后稷以后世代重视农业，农业要比其他部族和方国进步。“周”字卜辞作“”、“田”，金文作“”“”、“”，像在一大块方整而有田界的农田中农作物很茂盛的样子。“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金文或者从“口”，和“君”、“商”字从“口”一样，表示国家政令之所出。

周在商王武丁时期得到这样一个美称作为国号，是名副其实的。从公刘到公亶父之间的许多周的君主，虽然史书上缺乏史实记载，但是他们都继承后稷事业而加以发展，是可以肯定的。《国语·鲁语上》记展禽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这样以周的高圉、公亶父和商的上甲微相提并论，可知高圉也有和公亶父差不多的功绩，只是记载失传了。《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周景王派郕简公到卫国，吊卫襄公之丧，追赐命辞说：“叔父（指襄公）陟恪（升天之意），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可知在周景王的心目中，他的先王中，高圉和亚圉同样是重要的贤君，都是周的创业者。

我们认为“周”的国号早在建都豳的时候已经存在。后来公亶父迁都到岐山之南，称为周原，是沿用旧称。迁移新都而用旧名，这在古代是常见的事。

公亶父如同公刘、公非、公叔祖类一样，以“公”为尊称。《史记》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四字一句，前加“古”字，是“昔”的意思（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称他为太王，是出于文王称王以后的追称。

关于迁都的原因，据孟子说，由于狄人侵扰，服事以皮币、犬马、珠玉，都不得免。又说：“太王事獯鬻”（《孟子·梁惠王下》）。《史记·周本纪》根据《孟子》，就说公亶父是为了避开薰育而迁到岐下的。但是，《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是由于“犬戎寇边”而避于岐下的。从《诗经》来看，当以《后汉书》之说为是。《后汉书》记载殷周之际，周与西方部族的关系，都依据《竹书纪年》，可能这点也是有依据的。《诗经》虽然没有直接讲到公亶父迁都原因，却讲到迁都之后取得了制服混夷或串夷的成效。《诗经·大雅·緜》：“混夷矣，维其喙矣。”“”是急促奔逃之意，“喙”通“”，是疲劳病困之意，就是说混夷因此奔逃而疲困了。《说文》于“”字下，引作“昆夷矣”；于“呬”字下，又引作“犬夷呬矣。”可知混夷即是昆夷，又是畎夷、犬夷。犬夷当即犬戎。犬戎和獯鬻是两个不同部族。孟子是把昆夷和獯鬻区别开来的。《孟子·梁惠王下》：“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昆夷和獯鬻二族显然有大小的不同。孟子又两次说到：“昔者大王去邠，狄人侵之。”这个“狄人”显然是指獯鬻，獯鬻属于北方的狄族。当时侵扰周族的戎狄不止一族，昆夷和獯鬻是其中主要的，文王时都曾来侵扰，太王时也是一样。孟子说“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只是各举一例。孟子说獯鬻对周族的侵扰，应该也有依据。

据《诗经》来看，当时侵扰周族的还有串夷。《诗经·大雅·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路”通“露”，败坏之意。过去经学家都说“串”读如“患”和“混”是一音之转，“串”和“犬”也是一音之转。从上节所引殷墟卜辞来看，过去经学家这个“串夷”即“混夷”之说，并不正确。卜辞中有“”国，“”即“毌”字。《说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段玉裁以为“毌”和“贯”是古今字，“今贯行而毌废矣”。卜辞曾占卜“毌弗周”，贞问毌国会不会伤害周国，足见毌国常侵扰周国。叶玉森《殷契钩沉》认为古毌字，串乃后起字，毌国即是《皇矣》的串夷。我们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串”古读作“患”，即是“贯”字或“惯”字^[12]。

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附录）有“犬侯、亚犬”条，认为商王武丁命令多子族一起“周”的犬侯，即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的畎夷氏，亦即《尚书大传》“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的犬夷，是东夷，与犬戎之为西戎不同。我们认为戎、夷是可以通称的，如果犬侯是犬夷的话，决不可能是东夷。东夷远在东方，怎能来“周”呢？当时文王的力量也不可能越过商朝控制的中原而伐东夷。卜辞中的犬侯可能即是犬戎的一支，曾经一度成为商的属国。等到商朝国力衰落，就不听命商朝而单独侵略周国了。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由于殷朝的国力衰落，失去控制大局的力量，再加上暴虐的统治，引起四方部族向中原侵扰。“犬戎寇边”只是“诸夷皆叛”的结果之一。殷室中衰，固然失去控制四夷的力量，同时也失去统治属国的力量。周国一方面遭到了戎狄侵扰的祸害，另一方面却摆脱了殷朝不少的压力，因此就可以在不断和戎狄部族的战斗之中，逐渐扩大统治地区，逐渐强大起来。这种新形势，就是从公亶父迁都岐阳以后开始的。《诗经·鲁颂·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这样把公亶父在迁都以后，在对戎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看作“翦商”的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

公亶父迁都的岐阳，确实位置已调查清楚。《汉书·地理志》右扶风美阳，“《禹贡》岐山在其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据《水经·渭水注》，“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中水乡在周原以北，与周城并非一地。根据考古调查，周的都城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六十里，东到下樊、召陈二村，西到董家、凤雏村，是宫室的分布区。在凤雏村东南的云塘村，南到齐镇、齐家村，发现有西周的制骨、冶铜、制陶作坊及平民居住遗址。在凤雏村西南发掘出一座早周宫室建筑遗址，出土了文王时代前后的卜甲卜骨。在以东四里的召陈村，又发掘一座西周中期的宫室建筑遗址。在凤雏村的西南不到十里有村名“宫里”，过去早有人指出这一带该即岐周的宫殿所在。

《诗经·大雅·緜》第一、二章描写公亶父从豳迁到岐下的经过：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通作“杜”）沮（通作“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通作“”）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这是说，周族初期生下的子孙如同瓜瓞（小瓜）那样连绵不绝。公亶父带领了周族从杜水前往漆水。原来他们住的都是窑洞（）或地穴，没有建成地上的房屋。公亶父早晨带着奔驰的马出发，沿着西边的水流南下，直到岐山之下。于是亶父之妻（姜女）一起来了，来考察建造宫室的地点。

杜水在汉代杜阳（今陕西麟游西北）的东北。《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杜阳，“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孟子·梁惠王下》又说大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史记·周本纪》又说公亶父“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梁山即今陕西乾县西北五里的唐高宗、武则天陵墓所在乾陵。这次周族的迁都路线，从豳（今旬邑西南）出发，渡过泾水，向西南行，越过乾县的梁山，过杜水，沿漆水南下，再向西折，沿今渭河西行，定居到今扶风北、岐山东北六十里的京当、法门、黄堆等地区。这一带土地肥沃，适宜于发展农业。岐山山脉又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可以防备戎狄的侵扰。^[13]

《緜》的第三、四章描写怎样决定地点和初步开辟的情况：

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通作“跱”），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通作“畎”）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这是说，周原这块地方十分肥沃，种了苦菜也会长成饴糖（麦芽糖）那样甜，于是就开始谋划，在龟甲上钻刻而占卜，占辞（用卜兆而定的吉凶之辞）说：在此定居，在此建筑居室（曰止曰跱）。占卜的结果使大家安心住下（迺慰迺止），从左方和右方开辟（迺左迺右），修起田界和治理土田，开筑田沟和垄亩。这样从西到东，人人都在工作（周爰执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迁都的大事，在根据地理条件选定之后，还得要用龟甲占卜，根据卜兆来决定。用龟甲来占卜之风还曾长期流行，因此在这里能够发掘到大批甲骨卜辞。在决定定居下来之后，就要紧张地展开垦辟的工作，首先是农耕田亩的安排和开垦，因为这是生活上首要的事。

《緜》的第五、六章就描写建设都城的情况：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通作“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通作“偻”）冯冯（通作“凭”），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这是说，命令管理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土地、征发力役的司徒，去指挥监督建筑房屋的工程。施工前，要拉绳作为直线的标准，要立上木柱和捆束长板，筑成夹层板墙，以便填土筑成土墙。首先要建筑的是整齐的宗庙。筑土墙时，先要把土装到筐里，再把土填入筑成的夹层板墙中间，要把填入的土筑得很坚实，筑成之后还要把土墙上隆起突起之点削平。这样有许多土墙同时动土，劳动的响声很大，使得助兴的鼛（大鼓）鼓的声音也听不清。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经同时兴建宗庙和室家，而且宗庙要建筑得很是整齐。当时的建筑，最费力的工程，就是用板筑的技术，大量建筑土墙。

《緜》的第七、八章描写宫门、神社、大道的修筑：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通作“社”），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矣，维其喙（通作“”）矣。

这是说，建筑宫室的外门（皋门），造得很高大；建筑宫室的正门（应门），造得很堂皇；还建筑有祭祀社神的大祭台，这样就能把侵犯的戎狄吓得逃走（“戎丑”是对戎狄的蔑称）。既要警惕敌人，不能抛弃对敌人的愤恨；也要讲究友好，不能取消友人前来聘问。柞（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棫（一种丛生小木）统统拔掉，行走的大道都已开通。从此混夷吓得奔逃，感到疲困。这样通过两道宫门、社神祭台以及大道的修筑，用来加强对敌人的防御。

《诗经·大雅·皇矣》第二章是描写公亶父迁到岐阳以后的开辟情况：

作（通作“柞”）之屏之，其菑其翳（通作“殪”）。脩（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通作“露”）。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这里一连四句排偶的字句，都是讲用各式方法来清除地面上各种枯木和树木的。“作”通“柞”，砍伐树木之意。“屏”，除去。“菑”，直立的枯木，“翳”通“殪”，倒在地上的枯木。“灌”，灌木丛。“栵”，斩而复生的小木。“柽”，木名，即河柳。“椐”，多肿节的“灵寿木”。“”，山桑。“柘”，黄桑。这一连四句，说明公亶父迁都到岐阳，曾经进行艰巨的开荒工作。

从上述迁都的情况来看，公亶父时代的政治设施比公刘时代又前进了很大一步。《史记·周本纪》说：“古公（指公亶父）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緜》只说建立室家，建筑宗庙，没有具体说到营筑城郭。魏源《诗古微》认为《緜》“六章捄之陾陾以下，皆筑城垣之事。城之雉堞，由堵而起，故曰百堵皆兴。若仅家室之墙，上章已言缩板矣。城垣有卫，而朝仪始可立，故七章言皋门、应门、冢土社稷也。岂有迁都不及建城之理乎？”我们认为魏源的推测是有见解的，但是不宜以后世的情况来作比附。既然所筑的宫殿，有皋门和应门两道宫门，肯定整个宫殿建筑四周是有围墙的。所说“百堵皆兴”，只是指宫殿的围墙，不必是整个城的城墙。从文献记载以及目前考古调查的结果来看，还不能说当时已有城墙的建筑。当时建筑宫墙和两道宫门，兴建“冢土”（大社），开通通路，都是为了便于对戎狄的防卫和进攻，同时也还有壮大声势和摆出威严的作用。

周代天子、诸侯的宫室，都有三门和三朝的制度。天子有皋门、应门、路门，与此相应，有外朝、治朝、燕朝。公亶父时，只有皋门和应门，朱熹推论说：“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诗集传》）。皋门是一种高大的门，可能门上有高楼，《緜》：“皋门有伉。”《毛传》：“伉，高貌。”《经典释文》引《韩诗》作“闶，盛貌。”《玉篇》“闶”字下及张衡《西京赋》都作“高门有闶”，都是依据《韩诗》。《毛传》以皋门为郭门，郑笺则以为宫之外门。当以郑玄之说为是，这时未必建有城郭。应门是宫殿的正门。《尔雅·释宫》：“正门谓之应门。”《毛传》同。郑玄注《考工记》、《尚书大传》都说应门是朝门。从《尚书·顾命》“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来看，郑玄之说可信。《緜》：“应门将将。”《毛传》：“将将，严正也。”《西京赋》注又引作“”。《广韵》：“，山高貌。”应门也该有一座或一对高建筑。

公亶父在岐阳建设国都的布局，对此后周代有深远影响。不但王宫有皋门和应门的制度，是这时创始的；而且国都中设置宗庙和社稷的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緜》：“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冢，大。戎，大。丑，众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而后出，谓之宜。”这样解释“戎丑攸行”，牵强附会。《诗经》中所有“丑”字，或者用来指俘虏，如“执讯获丑”（《诗经·小雅·出车》），或者用来指猎得的野兽，如“升彼大阜，从其群丑”（《诗经·小雅·吉日》）。“戎丑”不可能指一般的“大众”，应该是对戎狄的蔑称。这两句诗是说建立大社之后，吓得戎狄都逃走了。建立大社怎么能使戎狄逃走呢？因为社神是主管杀戮罪人的。《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墨子·明鬼下》根据《齐春秋》记载说：齐庄公有两个臣子“讼三年而狱不断”，后来“盟齐之神社”，有罪者被羊角触死。《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因为社神掌管刑戮，战争胜利后举行献俘典礼，杀死俘虏的献祭典礼也要在神社举行。所谓“始用人于亳社”，实际上是恢复使用了原始的礼俗。《左传·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即邾隐公）来，献于亳社。”这也是战胜以后在神社举行杀人献俘典礼。根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克商后举行献俘典礼，也是杀死不少俘虏的殷“恶臣”、“小子”、“家君”来献祭的，既“告于周庙”，“告于天、于稷（后稷）”，还“誓于社”。十分明显，公亶父在新都建造宗庙的同时，还修筑大社，就是准备战胜戎狄之后，举行杀死俘虏来献祭的献俘典礼的。这在当时周的贵族迷信神力的指导思想下，就认为可以起吓跑“戎丑”的作用。

商代已经对社神祭祀，“社”只写作“土”，与《緜》所说“冢土”相同。商代已有对亳社的祭祀。《殷契萃编》第二○片：“于亳土（社）御。”“御”是一种祭祀。亳原是商的国都名称。亳社该设于商的国都。商代已有对社的杀人献祭，曾用羌作为“人牲”。在江苏铜山丘湾，还发现了商代杀人祭祀的遗迹，用十二个人、两个人头连同十二头狗，祭祀以立石的标志为社主^[14]。朱熹《诗集传》说：“大社亦大王所立，而后因以为天子之制也。”其实周人在国都立社，还是继承了商代的礼俗。《墨子·明鬼下》说：“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通作“丛”）社（原误作“位”，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正）。”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公亶父正是在“其始建国营都日”，同时设置宗庙和丛社的。当然，这时周人在新都中建设宗庙与丛社，不仅是为了举行献俘典礼，为了准备战胜侵犯的戎狄，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用来作为统治人民和团结贵族的一种手段。这个设施对此后历代统治者是有深远影响的。

当公亶父迁都的时候，随着事业发展的需要，政治组织显然比以前健全了。《史记·周本纪》说公亶父“作五官有司”。从《緜》讲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来看，该是有依据的。古代有“五官有司”，《礼记·曲礼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这个“五官有司”之制是有远古来源的。相传少皞氏之后郯子说：“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杜注：“鸠，聚也。”郯子所说“五鸠鸠民”，就是《曲礼》所说五官“典司五众”。《曲礼》的“司士”，即是郯子所说“司事”。古“士”与“事”音同通用。郯子所谈的官制确是有远古来源的，所以孔子会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但是公亶父时，除了已设司空（即司工）、司徒（即司土）之外，是否还设有司马、司寇、司事，尚没有史料可以证实。

考古工作者为了探索西周文化的渊源，曾注意到考查周人发祥地关中地区周人克商以前的文化遗存，历年来曾发现下列六种类型的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我们认为其中只有两种是周人克商以前的遗存，现在分别辨明如下：

（1）关中东部的商文化遗存。主要遗址集中在关中东部华县、西安、蓝田、铜川、耀县一带，以华县南沙村和西安老牛坡的发现为代表。出土陶器有鬲、盆、簋、罐等，出土铜器有刀、钺、鼎、爵、斝、觚等，纹饰有饕餮纹、联珠纹、云雷纹、弦纹等。很明显这是商文化遗存，不是周人克商以前的遗存。

（2）黑豆嘴类型遗存。这是以陕西淳化黑豆嘴墓葬出土物为代表，出土铜器有刀、戈、钺、斧、削、镜、鼎、鬲、爵等，纹饰有饕餮纹、云雷纹等，特殊的出土物有金饰如月牙形金片，武器和工具有长条形翘尖刀、銎式斧，这是和陕北、晋西的所谓“光社文化”晚期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但是这种类型文化，在陕西只有淳化一地发现，这种特殊出土物在西周文化中，不见有什么影响的痕迹，因此这种类型遗存，也不可能是周人克商以前的遗存。

（3）郑家坡类型遗存。这以陕西武功郑家坡出土物为代表，曾在二千平方米遗址中，发掘出房基十七座、灰坑和窖穴十八处、陶窑两处。陶器有弧形联裆锥足形的鬲、高领袋足鬲以及罐、豆、簋、钵、尊等。发掘简报以为这是周人克商以前文化遗址，因只见一地，还不能加以肯定。

（4）龙口类型遗存。发现于陕西凤县龙口村嘉陵江边，有上下两层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上层出土的陶鬲与西周早期的形制相似，特殊的出土物有马鞍形口的双耳罐和尖底罐。马鞍形口双耳罐是寺洼文化中最典型的器形，尖底器多见于四川早期蜀文化遗址中。这种特殊器形的陶器的影响不见于西周文化中，因此这种类型文化也不能认为是周人克商以前的文化。

（5）斗鸡台瓦鬲墓类型遗存。这是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瓦鬲墓中首先发现的，后来在凤翔、岐山、扶风、彬县、长武等县都有发现，分布地区在沿渭河流域两岸，西起宝鸡，东到长安附近，北到泾水、汧水流域，出土陶器的主要特征是高领袋足鬲，常有圆肩或折肩陶罐一起出土，也还有瓿、簋、尊、盂之类陶器，随葬青铜礼器有高领袋足鬲、简化饕餮纹甗、夔纹方格乳钉纹簋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文化的墓葬常与西周时代墓葬在同一地点发现，或者以西周墓葬为主，或者以这种类型文化的墓葬为主，说明两者有连带关系。这类文化遗存也还发现在居住遗址中，例如长武碾子坡的居住遗址中，发现有房屋遗迹的平地穴或深土窖式穴，这和长安沣西的西周早期遗址相同。还发现一处窖藏，出土有铜鼎、铜簋等礼器，形制与墓中出土的相同。同时陶窑的结构，由窑室、窑箅和火膛组成，形制也和西周早期的陶窑相同。同时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类的斧、锛、凿、刀、铲，也有少量青铜工具。这种类型文化的分布地区在关中西部沿渭河流域，所有居住遗址、陶窑形制和出土的铜器、陶器，都和西周早期相同，很明显这是周人发祥地的文化遗存，确是周人克商以前的“先周文化”。

（6）刘家“姜戎墓”类型遗存。一九八一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周原地区扶风刘家村南，发现和清理了二十座“姜戎墓”，墓口都开在西周晚期文化层之下，并被西周早期和中期墓葬所打破。其中有四墓形制已毁坏，其余十六墓中有十五墓是洞室墓，出土有高领袋足、分裆较高的鬲，折肩单耳或双耳的罐，陶器出土时其上都有扁平石块盖着。出土的青铜器只有铜管、双联小铜泡和小铜钻等，形制和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不见青铜礼器。这种类型文化分布于宝鸡以西、扶风以北地区，与斗鸡台类型文化交叉存在而略微偏西。扶风以北正是姜氏城所在的地方。很明显，在周人克商以前，姜戎正与周人联合居住在这个地区。

斗鸡台瓦鬲墓类型是先周文化，但是这种瓦鬲墓延续的时间较长，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七篇），曾把这种瓦鬲墓划分为四期：

第一期相当于商代廪辛到乙辛的早期，陶器的组合，主要是分裆或联裆的陶鬲，配合有圆肩或折肩的陶罐。“分裆”是指三足所接的裆是三分的，“联裆”是指三足接裆处是相联的。所出铜器的组合，耀县丁家沟一墓出土有鼎、爵、尊、觚、觯；岐山贺家村出土有鼎、簋、卣、斝、瓿、罍等。玉石骨器，斗鸡台一墓出土有骨刀、蚌饰、贝等，另一墓有绿松石饰、贝等。墓中都没有腰坑和殉狗。

第二期相当于商代乙辛的早期和晚期，陶器组合仍然是分裆或联裆的陶鬲，配合有圆肩或折肩的陶罐；所出铜器，泾阳高家堡一墓有鼎、簋、卣、爵、甗、尊、盉、盘、戈等，长安马王村一墓有鼎、簋、卣、爵、甗、觚、觯、戈、矛等，宝鸡峪泉一墓有鼎、簋、卣、觯及兵器、车马器。都出现有腰坑，或有殉狗。马王村发现一座椭圆形房基，东壁近底有小烧龛，内有鬲、甗、甕、罐、盆、尊、簋等陶片，但无豆片。

第三期正当西周前期成王到昭王时，在长安沣西发现有半穴式住址、窖穴以及制骨、铸铜作坊遗址，在岐山凤雏村发现了宫殿式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址，当为宗庙的基址。沣西的小型墓，墓底一般大于墓口，不少墓都有腰坑和殉狗，有的棺椁俱备，有的有棺无椁；有一批中型或中小型墓有人殉，少则一两人，多则有四人。陶器组合，早期用鬲、簋、罐，较晚用鬲、簋、豆、罐。分裆鬲和联裆鬲仍然共存。主要铜器有鼎和簋，鼎多浅腹和瘦长足，有的下腹外胀而有弦纹，觚、爵、角等酒器流行，斝少见。分裆的罐形盉开始出现，卣盖大多作圈足型。铜戈多有一穿至二穿。

第四期正当西周中期穆王时，小型墓变化不大，中型墓出现夫、妻、妾合葬墓。腰坑和殉狗的葬俗仍存在，中型墓常有人殉。陶器组合以鬲、簋、豆、罐为定式，铜器组合出现了与簋相配合的列鼎，开始流行八件为一组的编钟。铜器的纹饰有很大变化，商、周以来流行的饕餮纹、夔纹渐少见，变形的夔纹、鸟纹、窃曲纹、瓦纹、弦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比较流行。

上述四期瓦鬲墓中，第一、二两期是周人克商以前的“先周文化”。

从斗鸡台瓦鬲墓的文化遗存看来，周人的“先周文化”，高领袋足的分裆或联裆陶鬲，是代表他们文化的器物。陶鬲和陶鼎原是同类的原始烹饪器。《尔雅·释器》说：“鼎，款足者谓之鬲。”“款足”就是指鬲有三个空足，空足可以使鬲中盛的水下注到足中，便于用火加热把食物烧熟。先周文化的陶器组合，是鬲和圆肩或折肩的陶罐，这是主要的食物容器。斗鸡台遗存中作为青铜礼器的高领袋足鬲，当是从高领袋足的陶鬲发展而来的。

先周文化只有陶鬲而没有陶鼎，可知周人的铜鼎是从商文化中学来的，这种铜鼎正是商代式样，与殷墟的铜鼎形制相同。周人的主要青铜礼器如鼎、甗、罍、簋、觚、爵、斝、尊、觯、卣、瓿、盘等，都是商代流行的式样，可知周人的青铜文化，主要是继承了商代的文化，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创造。例如青铜兵器如戈、矛、镞等，都是沿用商代的形制而略有改进，戈的末端显著地往下弯曲，矛作叶形而较商代略长。同时就创造了一种戈矛相结合的武器，叫做“戣”，这就是后来“戟”的先驱形式。戟在春秋、战国时代很流行，见于《左传》宣公二年、襄公十年和二十三年以及《墨子·非攻中》。“戣”这种武器流行于西周初期和中期。《尚书·顾命》讲到四方守卫人员手执武器作为仪仗的，就有“刘”、“钺”、“戣”、“瞿”、“锐”等五种。像“十”字形的“戣”，宝鸡峪泉的先周文化的墓中已有出土。

邹衡《论先周文化》把先周文化中的青铜器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商式铜器如鼎、甗、簋、觚、爵、斝、尊、觯、卣、瓿、盘等，说明先周青铜文化主要来源是商文化；第二类商周混合式铜器如方座簋、圈足罍，铜兵器如戈、矛、镞；第三类周式铜器如罐形盉、广折肩罐，铜兵器如凸刃銎内戈、戣，车马器如歧形当卢，说明先周文化在接受商文化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非常发达的青铜铸造工业。所谓商周混合式铜器，实质上就是先周文化吸取了先进的商文化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混合式和周式固然是周人所铸造，所有商式铜器也该是周人自铸。到商周之际，周人的青铜文化就由学习模仿发展成具有西周自己风格的体系了。例如形制方面有的加上方座，有的加上圈足，如著名的大丰簋（即天亡簋）和利簋都加上方座而形制比较庄严了。

邹衡认为先周文化的联裆陶鬲和分裆陶鬲有不同的来源，联裆鬲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以太原北郊光社遗址为代表，东不越太行山，西包括陕西东北地区在内。分裆鬲的老家在甘肃洮河、大夏河一带，就是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正是氐羌民族的所在地区。邹衡特别指出，商周之际的青铜器上铭文有个族徽“”，就是分裆鬲的象形字，这族所铸铜器曾经见于著录的有一百件左右，其记明出土地点有十八器，有出土于陕西扶风、岐山、长安，山西灵石，河南洛阳、安阳，说明此族由陕西而到山西，克商后有迁到河南的。制作时代大多相当于先周文化时期，少数约在穆王以前至西周初年。姜和羌原本一族，所谓“姜”姓就是羌族中比较先进的一支，姜姓的羌族和姬姓的周族联姻而成为同盟，从而取得克商的成就。

周原遗址横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北以岐山为界，东到扶风黄堆乡上樊村，西到岐山祝家庄的岐阳堡，南到扶风法门乡，东西宽约三公里，南北长约五公里，面积约有十五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内，文化遗迹分布密集，主要的有下列十项。

岐山京当乡凤雏村西南发现有宗庙建筑遗址，南北长约四十五点二米，东西宽约三十二点五米，面积共约一千四百六十九平方米。整个院落分为三进，左右对称，以影壁、门道和后院的过廊为中轴线。影壁古称为“屏”或“树”。《尔雅·释宫》所谓“屏谓之树”。第一进是门道和两侧的东西门房，门道南北长六米，宽三米，门房南北长六米，东西宽八米。门房古称为“塾”，《尔雅·释宫》所谓“门侧之堂谓之塾”。第一进之后有庭院，南北深约十二米，东西宽十八点五米，古称为“中廷”，就是金文所载册命礼中常见的“入门，立中廷”。第二进，中间为大殿，这是宗庙的主体建筑，古称为“堂”，南北长约九米，东西宽约十二米，建筑面积约一百零五平方米。大殿前有西、中、东三台阶，中阶的位置在往东偏离中轴线约一米处。西阶古称为宾阶，东阶古称为阼阶。大殿的前廊有擎檐柱，廊基宽约一米多。大殿西半部有四个窖藏，窖内残存有鸡骨、猪骨和碎陶片。第二进之后，有过廊和东西两侧对称的小院，过廊南北长七点三五米，宽三米，东西两小院略呈正方形，南北长七点八五米，东西宽八点一米。第三进有平列的“室”五间，通宽二十三米，进深三点一米。整个院落的两侧有东西厢房八门，左右对称排列，通长四十三点四米，宽七点二米。《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可知这座三进的建筑是宗庙。在西厢的第二室内出土有大量占卜用甲骨，当是庙中的所谓“龟室”。《周礼·龟人》称“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史记·龟策列传》说：“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这座三进的宗庙建筑于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木柱炭灰，经进行碳-14化学鉴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095±90年，距今约三千一百年。其中所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属于西周中期偏晚，有少数属于西周早期，可知这座宗庙使用时间较长，直到西周中期以后才废弃。

图一 西周宗庙建筑遗址平面图

遗址在陕西岐山京当乡凤雏村，一九七六年进行发掘和清理。（采自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

图二 西周宗庙建筑复原设想图

（采自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

图三 西周圆顶厅堂建筑复原设想图

建筑遗址在陕西扶风法门乡召陈村，共十三处，这是编号“F3”遗址的一座建筑复原设想图。（采自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

扶风法门乡召陈村发现有大型宫室建筑遗址，共十五处，其中下层基址两处，上层基址十三处。这十三处基址分布在甲乙两个区域内。甲区在前，乙区在后而稍偏东。甲区有基址十处，东西分为三排，间距约八米。乙区有基址三处。编号“F5”的台基系夯土筑成，东西三十二米，南北残存七点五米，从其柱础的排列，可知有东西八间，总面宽二十八米。“F8”在“F5”以北十六米处，台基东西约宽二十二点五米，南北约长十点四米，东西有七间，南北有三间，总面宽近二十一米，总进深九米。“F3”在甲区最东边，保存较完整，台基用夯土筑成，东西长二十四米，南北宽十五米，东西有六间，总面宽二十二米，南北五间，进深十三点五米。

这种高台建筑，台基全由夯土筑成。墙分三种，一是夯土墙，二是土坯墙，三是木骨草泥墙。草泥墙是用草拌着泥建成，墙皮抹有二厘米厚的细砂、粘土掺合物，再抹有薄的白灰面。柱础也有三种，既有整块的础石，又有用大块河卵石分层铺筑的柱础，更有夯土的柱础。柱础都较粗大而且筑得很深，为了承重和防水。所使用的瓦，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瓦火候低，有红褐、灰、黄灰三种，中期有板瓦、筒瓦，可分大、中、小三型，中期既有大型筒瓦，又有带瓦当的小型筒瓦。晚期有大、中、小三种瓦当，大型瓦当饰有重环纹，中型瓦当有三周弦纹和重环纹，小型瓦当是素面的。

从西汉以来，周原地区常有铜器出土。清代以来更有不少著名的铜器从周原出土。道光年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岐山礼村（今属京当乡），出土了著名的大盂鼎和小盂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扶风任村出土了大克鼎和小克鼎。道光末年岐山又出土西周金文中字数最多的毛公鼎。大盂鼎初为左宗棠所有，后来左宗棠送给当官为尚书的潘祖荫，藏于苏州潘家。一九五一年潘家后裔潘达于女士把藏在苏州家中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又由上海博物馆把大盂鼎转送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小盂鼎不幸已遗失，不知下落。

估计从清代以来，周原一带所出土西周青铜器达千件以上。周原铜器大多出于窖藏，既有零星小窖，更有集中大窖。窖藏是同一家族所埋藏。一八九○年扶风任村一窖出土大克鼎等一百二十多件。一九三三年扶风上康村一窖出土函皇父鼎等一百多件。一九四○年扶风任村另一窖出土梁其钟、禹鼎等一百多件。一九六○年扶风齐家村一窖出土友父簋等三十九件。一九六一年长安张家坡一窖出土孟簋、师簋等五十三件。一九七五年岐山董家村一窖出土卫鼎、匜等三十七件。一九七六年扶风庄白家村出土微氏家族铜器墙盘等一百零三件。从此可知周都岐邑当在今岐山京当、扶风黄堆和法门三个地区的交界范围内。西到祝家庄岐阳堡，东到扶风黄堆乡上樊村、法门的齐村，北到岐山脚下，南到扶风法门的康家庄、李村等。

一九七七年七至八月，一九七九年五月先后发掘宗庙遗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从两窖中发掘出卜甲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一片和卜骨六百七十八片，其中有字卜甲共二百九十二片。卜甲普遍凿有方孔，卜骨只钻圆孔。有字甲骨二百九十二片，共计有字九百零三个，合文十二个，有一片一字的，有一片数字的，最多有三十多字，可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地名、人名、官名、月相、杂卜等十类。多数为文王、武王、成王时，也有穆王时，其中有七片述及殷、周关系，从此可知在武王克商以前，周确是商的属国，曾祭祀宗主国的祖先。卜辞中述及“楚子”和“楚白（伯）”，述及“密”、“微”等国，还有“伐蜀”、“克蜀”、“征巢”的记载，述及“”（黎）、“毕”、“宬”等地，“河”、“洛”“淲”（滮）、“渭”等水。又有“祠自蒿于周”的记载，“蒿”当即“镐京”之“镐”。记时有春秋两季，与殷墟卜辞相同。记月相有“既吉”、“既魄”、“既死魄”，这是和西周金文相同的。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九年周原考古队在都城遗址发掘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字细小如粟，笔画细如发，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字体有圆笔、直笔、粗笔、细笔之分，中型的字，长二点五至五毫米，宽一点八至四毫米，充分体现了刻者运刀刚劲流利的特点，其中象形字惟妙惟肖，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微雕”的技艺。

岐山贺家村的三个西周墓中曾发现丝织品残迹，一为白色，每平方厘米经二十五根，纬三十根。另一为黄土色，每平方厘米经纬各三十根。还有一为红色，每平方厘米经纬分别是二十二根和二十六根。经鉴定，认为属于家蚕吐丝，并在精练过程中，加入了钙的物质。《考工记》所说用楝木的灰、蜃蛤的粉和水调和，用来练帛，西周时代已经这样做了。红色是因为涂上了丹砂。

岐山贺家村和齐家村一带一百多座西周墓葬和车马坑中，发现了大量漆器、漆片残迹，包括棺椁上的漆皮、木器上和车马饰上的漆皮。漆器彩绘包括红、黄、蓝、白、黑五种基本颜色和各种复色，所用颜料有朱砂、石黄、雄黄、红土、白土等矿物和蓝、靛等植物。

岐山凤雏村宗庙遗址中出土有瓷豆和瓷罍，贺家村的西周早期墓中也出土有瓷豆。瓷豆的口沿外敞，连着粗矮的柄足，成为矮的喇叭形。暗灰色胎而外施黄灰色薄釉。瓷罍仅存碎片，经复原，广肩，鼓腹，平底，肩部有二系，拍印方格纹。

凤雏村宗庙遗址出土有玉佩、玉珠、玉管等，玉佩左右刻有一对夔凤纹。岐山贺家村西周墓中出土有玉鱼、玉串饰、玉贝等，玉鱼头部有小圆孔，刻有眼、鳍、尾。扶风齐家村西周墓中，死者面上覆盖有玉鸟、玉鱼、玉觿等十七件小玉器，都有孔可以串带，作为头部颈项的挂饰。

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琉璃（即玻璃）的制作技术，它的发明可能与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有关。一九七二年河南洛阳庄淳沟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一粒穿孔白色料珠。一九七五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发现了上千粒西周早、中期的料管和料珠。这种料器的外貌特征和化学成分都和西方古代玻璃有区别，经化验，这是一种低熔点的含有铅、钡的玻璃，和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质地轻脆易碎，不耐高温，因而不适宜做饮食器皿，只适宜作项链上的管和珠、剑饰、礼器的环璧、陈设用的瓶盒等。扶风云塘西周墓中出土琉璃串饰，由七十七粒白色料珠和绿色料管串贯而成，放在人骨架的颈部。

中国很早发明冶铸锻炼黄金的技术，安阳殷墟出土有商代金箔。凤雏村宗庙遗址中出土了三片金箔，薄而有纹饰。西周墓中常有包金的铜矛、车饰出土。

以上十项文化遗迹，详见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1] 颜师古注：“竢与俟同。”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认为即是侯侔。

[2] 《尚书·汤誓》正义引《国语》这段话，认为“兴当衰字之误”，是正确的。“夏之衰也”和《左传》所说“自商以来祀之”相合。

[3] 《墨子·兼爱下》引《汤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论语·尧曰》“上天后”作“皇皇后帝”。《楚辞·天问》讲到羿时说：“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后帝亦指上帝。“后帝不若”，与甲骨卜辞“帝弗若”意义相同。

[4] 《海内经》“始作牛耕”的“牛”字当为衍文。《大荒西经》作“始作耕”，无“牛”字，《太平御览》卷八二二引《山海经》亦无“牛”字，此时尚不可能使用牛耕。

[5] 《生民》：“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传》：“赫，显也。不宁，宁也。不康，康也。”郑笺：“康宁，皆安也。姜嫄以赫然显著之征，其有神灵审矣。此乃天帝之气也，心犹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无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惧时人不信也。”正义引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与之子。”毛氏读“不”为“丕”，解释“不宁”为“宁”，“不康”为“康”。马融也读“不”为“丕”，把“不康禋祀”，解释为“大安其祭祀”。只有郑玄仍然释为“不安”，为的要说明姜嫄把后稷抛弃的缘故，但是与诗意不合。胡承珙《毛诗后笺》说：“以赫厥灵云云，乃诗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弃之意，故传以不宁、不康与他诗不显、不时、不警、不盈者同义。疏引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与之子，此则不康之不为巫，其意与毛同，与笺直训为不安者异矣。”又说：“笺以上帝为天帝之气，以不宁为姜嫄不安，一句之中，语气隔断，无此文理。又居有安义，故居然犹言安然，王肃亦云无疾而生子是也。笺以居为居处，然为默然，亦割裂不成文义。”陈奂《诗毛氏传疏》也说：“此承上章言姜嫄克禋祀上帝，而上帝亦将安乐其禋祀，居然生子，谓生后稷也。”

[6] 胡承珙《毛诗后笺》说：“《传》曰：天生后稷异之于人，欲以显其灵，帝承天意而异之于天下。盖以后稷之生不异，不应见弃，弃必有异。今欲求其何以异，则典籍无征。毛公师传甚远，所言即为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传》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异见弃，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其事得为《毛传》作一旁证。”胡氏已经看到“后稷之生不异，不应见弃”，但是为了维护《毛传》，还是曲解为“典要”。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戊种之四，也引《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这些记载，认为“后稷之名得无取于此乎？”并且说：“后稷者，姜嫄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上帝无灾无害以赫其灵而生者也，如之何弃之？隘巷、寒冰云云，乃显其灵迹耳，不可谓之弃也。故后稷得名为弃，必战国时人不明此段神话意义之后，拘牵《生民篇》文字而创立者耳。”

[7] 《潜夫论·志氏姓》：“姞氏女为后稷妃，繁育周先。姞氏封于燕。……姞氏之别，有阚、尹、蔡、光、鲁、雍、断、密须氏。”秦嘉谟《世本辑补》引“光”作“先”，谓与侁、姺同；又以为“蔡”乃“燕”字之误，“鲁”乃“偪”字之误。密须一作密，见《诗经·大雅·皇矣》。

[8] 《毛传》：“胥，相也。”是考察的意思。谭戒甫《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文史》第六辑）认为“于胥斯原”和下文“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句法相同，胥该与京、豳同样是地名，可备一说。

[9] 豳一作邠，古通用。《孟子·梁惠王下》：“昔王大王居邠。”《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郑志》答张逸问（《诗经·大雅·緜》正义引）：“豳地今为栒邑县，在广山北，沮水西，北有泾水，从此西南行，正东乃得周，故言东西云。”晋代栒邑并入漆县，徐广、杜预因此都说豳在漆县东北。唐代又为新平县，《括地志》：“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同上：“豳州三水县西三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刘为名”（贺次君辑本）。三水即今旬邑，豳在今旬邑西南。《说文》：“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又“豳”字下：“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美阳在今扶风东。齐思和《西周地理考》（收入《中国史探研》）根据“涉渭为乱”，以为豳地滨渭，《说文》以为在汉代右扶风美阳，即今扶风东，最可信据，其实不确。汉的县即邰，美阳在以北不过二十多里，如果公刘从迁美阳，不可能出现《公刘》所说的场面。

[10] 《说文》：“，小也，象形。”段玉裁《注》认为“魁”、“追”都是“”的假借字，“堆”是“”的俗字，“堆”行而“”废，“敦”、“墩”都是“”的音转。郭沫若也认为“堆”是“”的后起字，“追”、“魁”为“”的假借字，又音转为“敦”，借用“屯”字，“”作为师戍所在处，当即屯聚之屯（《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三页）。

[11] 参看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二、三期。

[12] 《经典释文》：“串一本作患，或云郑音患。”李黼《毛诗义》：“案《尔雅·释诂》云：串、贯，习也。《释文》贯作惯，云：本又作贯，又作。《玉篇》串，云或作惯、，是串即惯字，通作贯也。”雷浚《说文外编》：“《大雅》：串夷载路，《毛传》：串，习也。《说文》无串字，部首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宝货之形。俗作串者，即毌字横书之，非有二字也。”

[13] 参阅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刊《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14]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刊《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刊《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五期；王宇信、陈绍棣：《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刊《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