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歌：韩愈、孟郊与白居易

以韩愈为领袖的“韩孟诗派”，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诗歌主张。文学史上，韩愈与孟郊并称“孟诗韩笔”。

韩愈（768—824 年），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其诗意象峥嵘奇特、壮伟瑰怪，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突兀怪诞，有些意象由生新奇特转入怪异险恶。韩诗还“以文为诗”，常常把散文、骈赋铺陈排比的手法及章法结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如《南山诗》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又连用50 多个“或”和“若”，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发生了曲折变化，有新奇之感。散文化的另一表现是以议论入诗，如《山石》和《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的结尾都是议论，增加了诗歌的思想性。在语言上，遣词用字避熟就生，喜用奇字，令人耳目一新。

孟郊（751—814 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诗多写世态炎凉，民间苦难，主旋律是自身的穷愁孤苦和中下层文士对社会的怨怼情绪。有些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游子吟》写母子之爱，全诗平易近人，清新流畅，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人情的浓厚真淳。孟郊尚古好奇，刻意求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入深履险。如《秋怀十五首》之二“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可感受其生活的凄苦和诗风的峭硬。

李贺（790—816 年），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18 岁时以色彩瑰丽而不凝滞，气势悲壮而不衰凉，节奏沉郁而不纷乱的《雁门太守行》获得大诗人韩愈的赞赏。可是贫寒的家境，不幸的命运，使李贺的精神极度抑郁，呈现出早衰的心态。《赠陈商》中说：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开愁歌》：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浪漫的理想和困顿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使得李贺吟咏人生短促、光阴易逝别有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他写怀才不遇的苦痛，写人生的短暂飘忽，情绪忧郁激愤。他写丑恶、黑暗的现实世界天昏地暗，以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与天国风光，如《天上谣》《梦天》，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也描绘“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和“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的鬼魅世界，在虚无缥缈的神鬼世界里表达极度的迷茫苦闷，寄托解脱痛苦的希望。后人称他为“诗鬼”。(www.xing528.com)

刘禹锡（772—842 年），字梦得，洛阳人，诗文俱佳，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诗豪”之称。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赋予秋天以生气，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显得既清峻又明朗，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

白居易（772—846 年），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晚号香山居士。白居易最为人称道的是以《秦中吟》十首及《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的新乐府诗。《重赋》《缭绫》等描述了贫富不均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卖炭翁》则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白居易的乐府诗切中时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主题明确，意绪流畅，节奏明快，形象生动，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

后期感伤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白居易写《长恨歌》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但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时又服从了爱情中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将二人爱情悲剧写得缠绵悱恻，特别渲染了二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苦恋之情，因而诗具有双重主题，揭露与歌颂统一，讽喻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琵琶行》，善于在叙事抒情中采用精致生动意象来勾勒一个个鲜明的画面，在描绘琵琶女演奏时设喻精巧，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烘托出浓重的情绪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