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al education与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之间的实质性区分并不被所有的liberal education倡导者所认可。埃德蒙·埃兹拉·戴认为liberal education在“二战”后尤其是在原子弹爆炸后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但他反对将liberal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对立起来:“任何一种教育都必须同时考虑经济、社会和个人的需要,不管学生来自哪个阶层。”[94]此外,这一区分越来越受到当代教育哲学界、教育史研究者和职业社会学学者的质疑。理查德·彼得斯认为自为目的的知识和出于实用目的的知识之间的二分法过于粗糙[11]。英国教育哲学家克里斯托弗·温奇(Christopher Winch)指出,古典意义上liberal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的分野建立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上,具体来说是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分工。古希腊的有闲自由人以及英国社会中的地主乡绅阶层并不需要从事某种职业来谋生,或者“谋生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占其生活的一小部分”,但绝大部分的现代公民需要通过某一种职业来谋生,“对某一种技艺的精通不仅是经济上必需的,而且是公民最有价值的活动的组成部分”,“谋生在所占用的时间方面,以及在所要求的情感承诺和认知承诺方面,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占据主导的作用”[95]。教育史学界对liberal education与职业教育的两分法也有批评。克里斯蒂娜·格罗格(Cristina V.Groeger)指出,liberal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划分是虚幻的,因为liberal education所培养的良好的阅读、写作表达能力,以及得体的举止正是很多职业所需要的能力[96]。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也指出,美国通识教育的时尚,以及理工大学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背后也有职业的意图。通过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理工和商科人才会变得更加“通达”,而且由此获得的“雄辩”能力是“在今天的专门职业和商界中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正如19世纪英国的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需要学习古典学一样”[9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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