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纽曼的定义,liberal education作为对绅士阶层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心智训练的教育,用他的话来说,liberal education是“心智的规训”(discipline of themind)[5]。不同的教育家、学者对于何谓liberal education经常存在分歧,例如liberal education是否和职业教育对立。但是,liberal education旨在训练人的心智能力,这是英美两国所有liberal education倡导者的共识。19世纪所有liberal education的主要倡导者都认为这一教育形式的最大价值在于心智训练。到20世纪,这一理解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1920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liberal education有两大宗旨,其一是心智的训练(training of themind),其二是理解人所处的环境并与之和谐相处[62]。英国教育哲学家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在1965年题为“liberal education与知识的性质”(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的著名论文中提到,liberal education是一种在范围和内容上由知识本身决定的教育,与心智的发展有关[63]。美国圣约翰学院院长理查德·韦格(Richard D.Weigle)指出:“Liberal education旨在发展和完善人的心智能力(intellectual powers)。” 这种以发展人的心智能力为宗旨的教育形式之所以被称为是“自由”(liberal)的,原因在于人通过获得理性的心智能力来获得自由,“liberal education之所以配得上liberal这个形容词,是因为它的这一能力能够使人获得自由(free a person)”[64]。
但是,关于哪些知识更具有心智训练的价值,往往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19世纪英美教育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争。在英美两国的liberal education传统中,语言学和数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心智训练价值的学科。在古典学的捍卫者看来,古典学在心智训练方面的价值远远胜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学。一些保守的教育家甚至认为,近代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心智训练的价值。1835—1866年间担任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校长的乔治·莫伯利(George Moberly)认为近代自然科学完全不具备心智训练的价值:
自然科学具有任何心智训练的价值吗?回答是,我几乎不知道它们的价值是什么。我认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了解自然科学是有价值的。……但是,教育和心智训练是我们作为教师的特殊职责,就此而言,我感觉不到它们的价值所在[65]。
但当时另外一些教育家则认为科学和古典学具有同等的心智训练价值。麻省理工学院英语系教授威廉·帕森斯·阿特金森(William Parsons Atkinson)认为,在科学和古典的研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两者都是广泛的liberal education体系中的必要因素”[65]。(www.xing528.com)
在心智训练学说当中,除了哪些学科更具备心智训练价值,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心智应具备哪些特征。在传统的liberal education理论中,心智能力通常包括推理能力、判断力、想象力,等等。1945年哈佛大学的红皮书重点提了四个心智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沟通思想的能力、进行判断的能力和辨别价值的能力[66]。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个新的词汇加入了liberal education所定义的心智能力之中,并且成为liberal education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指向[67]。目前难以考察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何时进入了liberal education理论的词汇表,但时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埃德蒙·埃兹拉·戴(Edmund Ezra Day)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出liberal education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68]。
可见,从教育过程和教育功能的角度,liberal education指向的是心智训练、理智自由、精神自由等价值。但是,通过哪些知识和课程可以实现这些价值?这是两三百年来有关liberal education讨论的一个焦点,也是liberal education定义的一个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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