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指出,在塞涅卡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liberal education的理解和模式,一种是“liberal education的绅士模式”,一种是“liberal education的世界公民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liberal education指的是对特权阶级(生来自由人)的教育,这种教育鼓励被教育者遵从传统、信奉习俗,压制批判性的反思。在后一种模式中,“自由”(liberalis)主要是一种“理智的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真正使人“自由”(liberalis)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而是一个人的心灵自主,人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应当冲破传统和习俗的束缚,自由地探寻生活的真理[57]。塞涅卡指出,自由学习(studia liberalia)通过对智慧的追求“使人获得自由”(makes aman free),因而“人们认为它们值得自由民去学习”[58]。塞涅卡此处的论述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他首先将知识与人的心灵自由联系起来。这种理解被后来的神学家所继承,从而为liberal education增添了新的内涵。托马斯·阿奎那在其关于学科分类的著作中指出,与纯粹的神学或自然哲学不同,逻辑学以及数学四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既是技艺,又是科学,因为它们不仅包括知识,而且包括作为理性自身所导致的产物,比如三段论、计算、曲调、测量、对行星轨道的计算等。与那些需要手工操作的技艺不同,它们仅仅是心灵的产物,而心灵是自由的根源,因此它们被称为自由技艺。相反,炼金术、医学由于需要手工劳作,所以不属于自由技艺[59]。在文艺复兴时期,塞涅卡的思想影响很大,一位德国拉丁语教师在1510年出版的著作中论述liberal arts和illiberal arts之间的区别时,就引用了塞涅卡的阐述。[60]在17至19世纪中叶英美有关liberal education的论述中,人们更多从阶层(绅士)和文化价值(高雅、通达,等等)的角度去定义这一教育理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liberal education逐渐脱离了和特定阶层及其文化的联系,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心智和精神层面的“自由”去定义liberal education。1912年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约翰·希本(John G.Hibben)发表了以“liberal education的本质”为题的就职演讲,并从理智自由的角度去界定这一概念。他指出,liberal education不意味着自由的选修课制度,“只有通过学科规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智自由”(true intellectual freedom is only gained through discipline)。他认为应当规定一些必修课,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智力生活的自由力量”[6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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