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素质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定义中,liberal education是对特定阶层(与奴隶相对的自由人,以及英国传统中的绅士阶层)的教育。美国独立后,这种基于阶层的定义受到挑战,学者们开始逐渐将liberal education定义为针对公民而非特定阶层的教育。这一转向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美国建国之初,带有贵族制印记的liberal education能否与共和制共存成为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总体而言,美国的建国者认为两者能够共存。在共和制之下,liberal education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指出,“只有通过知识的平等传播,自由的政府才能存在”。在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看来,liberal education和公民教育之间并不矛盾。他同时也指出,人在自然权利方面是平等的,但人在天赋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让每个人都享有真正的liberal education不切实际。相反,liberal education会将人在天赋方面的自然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化,从而在民主化的大众社会中形成新的贵族制。但和传统的等级制社会不同,在共和制之下,人们能否接受liberal education不再取决于其家庭出身,那些天纵之才应该“不论财富、出身或其他偶然条件和环境”,都能获得liberal education,并通过教育来守护其他同胞公民的神圣的“权利和自由”[47]。

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John Mill)并没有像传统的教育家那样将liberal education定义为绅士的教育,而是定义为“对那些不必因为环境原因被迫在年龄很小时就中断学术性教育的人们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llwho are not obliged by their circumstances to discontinue their scholastic studies at a very early age)。另外,他在这个演讲中多次提到“公民”一词,表明他有意识地将liberal education从传统的绅士教育转向现代的公民教育。密尔对公民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他认为:(www.xing528.com)

国际法应该在所有大学教授,并成为所有lib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对国际法知识的需求不仅限于外交官和律师;它适合于每一位公民[48]。

到20世纪初,将liberal education定位为面向少数精英群体的教育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liberal education被定义为每个公民都应当接受的教育,被认为是维系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手段,因此liberal education成为扩大高等教育的一个合法性论证,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1943年2月12—14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关于liberal education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战后liberal education的责任”(The post-war responsibilities of liberal education)的报告。报告指出,liberal education的核心是培养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个体,同时自由个体应该承担社会责任[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