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素养”时,我们所谈的是“人才”,即作为财富重要的生产者与创造者的人,其后是经济维度对“人”的再定义,人蕴含着潜能,教育将潜藏的财富挖掘出来:要让像“财富”一样埋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所有才能都发挥出来,例如记忆力、推理能力、想象力、体力、审美观、与他人交流能力、领导者的天然气质等[9]。
“人”是作为“人才”被识别、被定义且被命名的:即经济生活重要的参与者,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人被识别为“人才”,其后经历了教育的古今之变。古典教育的核心是“认识你自己”,人有神性,与神的关系是生命最重要的坐标,善的生活指安于特定的边界,德性的本质即适度(moderation)。《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天命之下,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为:品鉴人性、涵养人心、安顿人身。潘光旦指出:一个人在身、心、灵三方面都发展到相当程度,才能称为“完人”。德、智、体三育指个人的修养[10]。然而,“神我相与” 的“灵”在现代教育中已经极为陌生了。
启蒙以后,人摆脱了自然与神的监护,纵深、丰富且有差异的内在世界被夷平了,人被放逐于外在的、物的世界中,识别与定义人的方式变了:英国政治学家科贝特在1806年的《政治纪事》中提到,在兴起的工业社会中,人们被简化成了“人手”(hands)[11]。这是“人力”“人力资本”比较明确的表达。现代教育丢掉了人的内在与灵魂向度,人不过是才干与才能的载体;晚近的消费社会中,人为欲望与诱惑所操纵,人性变晦暗了。现代教育由内转为外,人逊位于知识。“人不尊,则转而尊器物。人之为学,则惟学于器物,而技能乃更尊于知识”[12]。“人力”取代了“人心”与“人性”,定位个人的价值参照不再是宗教与家庭,而是经济生活,即人对物的生产与消费能力,以及人对人的支配与控制能力。教育从古典教育的“养心”与“养性”转变为现代教育的“养财”,此所谓教育的古今之变[13]。
现代社会的前期是一个“生产社会”,个体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可在晚期现代社会,秩序颠倒了,个体首先是消费者,其次才是生产者。在生产社会中,社会对成员的塑造依照其劳动分工的需要,看其是否有能力与意愿担任不同的职业角色;在消费社会中,社会要求其成员首先具备作为消费者的能力与意愿。在消费社会里,经济的增长并不依靠国家生产力的强度,而是依靠消费者的态度、热情与能力,“工作”曾经扮演的连接个人动机、社会整合与系统再生产的角色,已经被“消费”所替代。在晚期现代社会,个人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的一席之地,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在消费市场中实现。因此,有学者指出,20世纪的社会驯化生产者,21世纪则驯化消费者[2]。人在被简化为人手——工作的能力之后,进而又被扭曲为“人欲”——消费的能力与品位。
以经济维度来定义人,会让人更有能力吗?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对劳动者的技能与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育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机器化的生产与专业化的分工真能提升人的能力吗?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
分工的进步,使人民大多数中的最大部分的职业,局限在少数极单纯的作业上……他停滞生活之划一单调,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他自身特定职业上的技巧熟练,就是由牺牲其智的、社会的及尚武的诸种德性而获得的。(在之前的社会形态中)各个人杂多的作业,使他不得不奋其能力,并不得不随时想些办法,去对付那不断发生的困难。他们的发明心是活跃的,他们的精神,也不会陷入文明社会下层人民悟性莫不受其麻痹的昏睡愚钝状态中。(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战士,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家,关于社会利益,和这些利益支配者的行动,他们都能下相当的判断。[14]
分工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却以人的异化与能力的扭曲为代价,纽曼引述科普尔斯顿博士的论述:
专业划分与劳动分工易于完善每一种技艺,增加国民的财富、促进全社会的普遍舒适生活与福利。……每个人越是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工作,他在工作所表现的技术自然越娴熟,速度越快。然而,尽管他因此对国民财富的积累所做的贡献更有效,但是,作为一个合理的存在物,他却变得越来越渺小。由于他的行动范围变得狭小,他的心智与思维习惯同样变得萎缩;他就像某个强大机械的一个组成部分,放在里面就有用,而一旦离开这个机械他变毫无意义,一文不值。[15](www.xing528.com)
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成反比。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文明,相应的社会态度对于“工具”过高地估计,把手段看作是目标本身,甚至不惜将人的价值“工具化”。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外部的文明会让人更幸福吗?或者说“财富”会给人带来幸福吗?威廉斯仔细辨析过此词在英文语境中的变化。
Wealth,源自相关词well,最接近的词源为古英文的wel、well,指的是幸福(happiness)与兴旺(prosperity)。到了17与18世纪,这个词的意涵不仅与金钱、财产有较为直接的关系,另有一个强烈的贬义意涵出现:随着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分离,就整体而言,wealth与wealthy带有“个人主义”与“拥有” 的意涵,原先所指的幸福与福祉(well-being)的一般内涵,已经消失且被遗忘。所以另有一个词被创造出来:illth(财灾)表达“不幸福”与“浪费”[16]。
Wealth一词成为一体两面的概念,正面是财富,反面是财灾;或者说在合适的限度内为财富,超出限度为财灾。财富的合宜的用度在哪儿?亚里士多德指出:“以足够维持其素朴(节制)而宽裕(自由)的生活”为度,将这两个词联合起来,划出了我们应用财富的边际——两者如果分开,宽裕(自由)将不期而流于奢侈,素朴(节制)又将不期而陷于寒酸。人们处理财富上表现过弱(吝啬)或过强(纵滥)的精神都是不适宜的,这里唯有既素朴而又宽裕,才是合适的品性[17]。
自创illth(财灾)一词的罗斯金指出,生产既可能带来财产,也可能带来财灾,因而要谨慎地思考怎样的劳动才是合宜的,什么样的劳动才是正当的劳动:
老实说,不是劳动得到了分化,而是人本身被分化了——被分化为片片断断,人变得支离破碎,生命成为碎屑……在这件事情上你不得不面临严酷的抉择。你要么成为工具一般的生物,要么做一个有生命的人。你无法两者兼得……人类正从机器操作者沦为机器本身,这乃是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他们并非食不果腹,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从赖以谋生的工作中得到快乐。他们并非是因上流社会的鄙视而受到了伤害,问题在于他们无法承受自己对自己的鄙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被迫从事一种低级劳动,这种劳动使他们觉得自己牛马不如。[18]
拥有了“财富”,精神、文化与趣味上却陷入“财灾”,英文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Philistines(非利士人)。他们是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他们执着于外部文明,对工具手段(财富、工业、生产、进步等)和个体成就的信仰,使他们拒绝追求“和谐的”和“普遍的”完美状态。[19]19世纪60年代后,阿诺德反复用此词指称市侩式的英国中产阶级,这类人对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学艺术修养都不感兴趣,情趣狭隘,是只追求物质利益的平庸之辈[20]。
继而,又出现一个概念,learned ignoramus(有知识的无知者),或者说是“无学而有术的专家”(the specialist)。传统上人分为两类:有知识的人与无知的人。而新出现的专家根本无法纳入两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他既不属于有知识的人,因为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他知之甚少;他也不属于无知识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专家”,他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麻烦的是,他在自己所生疏的领域是个无知者,但他却不像一个无知者,而是摆出一副学有所长的神态;他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21]。科学家愈多,真正有文化的人越少,这是一个悖论。
类似的词语还有“训练有素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或职业性的畸形(professional deformation)[22],词语的丰富表明病症侵袭既深且广。现代工商社会中出现大量的职业“套中人”:他从头到脚都被职业制服包裹着,这个人的塑造完全按照其技术特征的模型来塑造,而且要求分毫不差,该压下去的地方要压下去,该挺起来的地方要挺起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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