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的技术伦理：论大学素质教育成果

福柯曾指出,18世纪以来驯服他人的设计有三种规训技术(disciplinary technology):“零敲碎打”“控制机制”“驯服—功利关系”。“零敲碎打”是指“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控制机制”则是指“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驯服—功利关系”则是“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尽可能地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力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36]。总的来说,规训技术史将身体作为一个客体,在分拆后将部件区别、精心计算并有针对性地训练,目的是操控部件和整体达致效率,以求成为驯良的身体,可以被屈从、利用、转化和改进。

学校管理的绩效指标也具备这三种规训技术的特性。指标将原先“人—活动—人”这一教育中不可分割的整体,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分别处理,对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如新课改强调培养学生的沟通、组织、自学、分析、信息检索、创新等能力,利用“参与、表现”的评语,如新课改初期鼓励使用的“学生成长记录袋”和新高考改革要求的“综合素质评价”,来掌握它并施加微妙的控制。凡是能表现出来被检测者看到的,都是可以列入计分项的,从而得到激励和褒奖,于是外向、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甚至夸夸其谈,是加分的表现,如通过自主招生口试(即面试)可以获得数额不等的加分;凡是让检测者不能看到的、不能理解的、无法在记录本上记下来的,则视而不见,被隐藏和忽略,于是内向、不善言谈、少言寡语、含蓄内隐是减分的表现。中国教育传统中强调内省的学习能力、顿悟的自我觉察,在技术指标为方法的考核之中就被抛弃。在素质教育实施的20年间,可以看到那些活泼外向的孩子明显拥有更多的机会,学校就容忍不下那些内敛、沉默、自我探索的学生吗?中国人一向看重的含蓄、谦让、沉静、自悟、行胜于言的学习者品质什么时候被如此漠视而今无立足之地了?一种追逐“名气”“实力”“清北率”“一本率”“增值” 排名的群众心理以至膜拜文化笼罩着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然而,在整个排名榜的话题热度以至膜拜背后,没有多少人深究每个排名榜背后的评核标准,更遑论追究这些标准是否正确以及这些标准的测量是否准确[24]。北大和清华每年在全国中学的录取排行榜屡屡见诸媒体,这种榜单只片面反映了中学教学表现的“产出”,而没有考虑中学收取初中毕业生的“投入”质量。大多数优质学校都争相公布自己在竞争指标上的高分,如所聘教师的学历、学位、海外背景以及名师数量、特级教师数量等,这些指标上的观测点又可以直接快速地转换成为教育市场上的“货币价值”,以此交换更好的生源和排名。竞争让学校和教师的行为和结果都可以变成各种市场上的交易品。教育管理的绩效指标化还控制了教育活动的范围,代表性政策就是中小学生“减负”政策。虽然政策要求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限制书面作业的时间,然而在绩效指标的管理模式下,政府的规制型政策带来的只是表面指标的达标,如提前放学、控制学生在校时间。然而,素质教育的目标高远,意味着学生的学习量只多不少,要达到结果性指标,素质教育的实施空间必然从校内扩展到校外。硬性规定的家庭作业减少,迎来的是课外作业量的激增。“减负”政策和学业监测体系着重于教育过程可计算的外在表征,逼迫应试操练转入非学校场地的课外时间,教师、家长和学生都“只做不说”“说一套做一套”。在“课内活动课外化”“课外活动课内化”的取向下,家长的课后辅导、给孩子报培训班的压力和焦虑越来越强,然而在计算学生的学业成就时,家长和学生在校外和课外的投入并不被计算进去,所有的“产出”都被当作学校一方投入的结果,排在各类优质学校的榜单之中。

教育评价指标原本是为学习提供诊断、反馈、机动和分流而使用,一旦运用到政策之中被有权力者掌握,原先服务学生的功能即消退,平衡即被打破,异化为一种新的支配关系——政策倡导与学习投入成为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经常看到的是,一项政策甫一出台,例如号召加强艺术素养,其中的“好意”还未被充分理解和实现,很快会被转化为一门生意和学生的新负担。(www.xing528.com)

在学校内部,绩效指标还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学校管理者要求教师根据素质教育的政策要求,不断强化“一阶活动”(first-order activities)量的增加,并提高要求和产出期待,如提高教师的教学投入、学生的学习投入、教研组的研讨、学校课程开发等;另一方面,作为“二阶活动”(secondorder activities)的绩效监督和管理的工作时间和成本也增加了。本来二阶活动建制的存在,就是通过收集绩效数据、参与机构“印象”管理从而核算工作任务或建立监测系统而增加的组织活动,以此减少一阶活动可能多花费的成本。现在矛盾产生了,一阶活动所节省的成本或多增加的产出,都被二阶活动新增的成本吞噬掉了。那么,作为二阶活动的绩效管理工作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更遑论因为后者的存在,使前者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表演”工作,而这总体上并不能带来整个学校效能的增加。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采用完美控制所必需的绩效信息,“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大大减少了可用于改善投入的能量”[37][30]。教育经济学中计算学校组织的生存和竞争优势同样取决于一阶活动的能量和二阶活动之间的能量的对比,而一般能看到的是单独计算二者之一,这更使得组织倾向于“捏造”(fabrication)自己的公开形象和组织效能。这也是“机构的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