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的主要原则与绩效指标

2008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教师绩效工资。200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分配将以绩效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建立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师职业特点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这两个政策文件虽然并不直接指向素质教育,但与素质教育评估政策有着紧密的文本互联性,由此,政府作为管治者的监视—评估主义以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的形式作用于学校的日常工作,变成学校管理的主要原则。

会组织活动、会说课、会进行参与式教学和小组活动教学、会做教学成果展示等,成为素质教育中教师的金科玉律,谁想晋升,必须先会做这些[31]。但是这些指标要求真的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吗?管理成为一门学问,首先是建立书写程序。一个良好的“规训”必须有书写的程序和档案。素质教育政策自上而下推行,常常伴随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制作表格和订立步骤,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并且使每个学生和教师的数据可以换算成“可计算的人”。“书写权力”是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32],“一切事物都正在或倾向以书写为中心……以接受纪律规训”,虽然这些符码不论质还是量都比较简单浅陋,但却标志着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33]。素质教育实施的20年,也是学校组织教学活动需要填写的表格有史以来最多的20年。表格既是一种权力技术,又是一种知识规则,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的事物,以求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这种复杂事物的工具,关系到如何将复杂事物变成一种“秩序”的问题。指标赋予执行者索取学校和教师个体数据作为合法性规训之用的权力,审查制度随之产生,管理、评价等书写工作增多,文件和会议作为管理的显性流程得到贯彻。教学质量保证领导小组、质量评审小组、增值计算方法彼此相辅相成,通过文件流通建立了学校的规训机制[34]。

学校管理就此进入客观的技术性范畴,学校中重要的实践共同体——教师的教研群组的主体性被搁置和忽略。作为文件流通系统中的表现指标必须可测量,无论采用质性还是量化的方法,都是以行为表现作为观察的焦点。在现实中,因为已经获知测量的内容,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反复操练以符合指定行为,达到指标要求。权力正因这种相互关系而得以介入,展现其支配、驯服他人的本质。指标将“我们”变成“他们”,将人变成一个“可计算的人”,从而变成管治产品和教育产品。书写不单是交报告,也规范着书写者的心灵,要他们谨记指标的要求,不断将正在发生的经验与之结合,接受潜移默化。教师和学生不断爬格和填表,将每日事件以符合指标的价值方向书写,再上交给上级检查,从而被区分出“好”与“坏”,排列榜单公布出来[34]。

这种依赖于组织内部的表格化、数字化、文本化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在21世纪初风行一时,以“质量认证”之名而被许多机构花钱购买,用以进行组织流程再造。这种模式引发的矛盾显而易见:一方面,它倚赖文本委派管理之责,容易集中控制,但远离了员工之间信任;另一方面,建立了新形式的即时监视和自我监测,评估系统中“目标设定—输入—输出”的逻辑简单、易于操作,但同时也易于被员工反过来利用。实际上,这种学校管理模式并不是中国首创,也不能归咎于素质教育的任何政策倡导,而是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漫理念在全球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展开。2000年就有研究者在对英国小学所做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在大多数教师受访者中,“低信任度”处于上升趋势,并伴随着正式的“寻求安全”策略的激增,教师感觉到了高度的情感损害、生存焦虑和恐惧[35]。中国在追求素质教育的道路上,从来不乏积极努力地向外学习的谦卑与执着。例如2015年开始有一种“中国教育学芬兰”的奇怪之风吹起,芬兰人自己可能都未曾预料,本国的教育居然受到一个有着漫长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青睐,教育界不断组团去芬兰参观考察访问,举办高级别的教育论坛,回头将所见的做法推荐给素质教育。这种置自身复杂而丰富经验于不顾而全然学习一个单一化程度高很多的国家的教育措施之举动,实属罕见。(www.xing528.com)

在绩效为导向的学校管理模式下,监视技术的开发极为流行。教育被视为产品,产品被测试自然合理,能力、态度、取向都可以测量;产品测试技术随即广受欢迎,每个人均可附上一个指标文档(profile),任由“用户”各取所需,提取部分加以运用。吃这行饭的人也就多了,测试工业阵容更形鼎盛,产品测试的声音更大。教育测试行业蓬勃发展令教育界多了技术员和工程师,并且合理化了有权势者干预教育过程。他们以产品用户和监督视察为名,要求学校教育生产其希望的产品。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测试和获知结果,引领、监视甚至奖赏他们期望的行为,以外行人的眼光监控内行人的一举一动[34]。再加上媒体作为自认为公正的第三方参与,更强化了外部人对教育内部活动的干预,并得到无可置疑的合理化。

指标首先出现在研究方法之中,当进入行政决策领域成为一种决策依据时,正好符合了“决策科学化”的追求,成为政府和管理部门常用的政策文本修辞。在决策层面上,教育指标有政策声明、监控、关系研究、分类、基准五种功用。在考虑相关资料时,经由统计方法编制一组具有代表性指标来衡量重要的议题,在决策时一并参考。在实施上,可以检视实现契约义务的程度,管制教育品质,达成教育目标最有效率值的方法,为教育消费者提供做选择时所需的资讯。一套值得信赖的教育指标也可以改善社会大众对教育的了解,化解推动教育改革的阻力。换言之,指标是一个可计算的陈述,以压缩信息的方式让有关人士概略理解现象。因此,指标是决策者的理性决策工具,也是对外和对内的品质标准声明,不但表明立场,而且是提出政策改变和/或维护的利器[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