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治伦理监视—评估主义

管治效能(governmentality)要可见,必须规定明确的操作步骤:首先,政策强调“增值指标”是科学化、可靠和准确的测量工具;其次,利用这些工具对管治对象(中小学及其校长)进行考核;再次,利用这些科学化的考核结果,管治者可以把管治对象层级化(hierarchization),并要求管治对象常模化(normalization);最后,可以对未合模的管治对象加以各种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24]。当教育行政部门变成了一架“管治效能”机器,对素质教育的治理就必然采取指标化、层级化以至常模化的手段。管理越来越依托于指标及大数据实现,改变了学校的组织及其运作模式。实践共同体内的互动和专业化的管理让位给了组织管理和官僚体制。

一方面,政策文本宣传“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指标化、层级化和常模化的长远后果却可能对学校的教育教学造成扭曲,加剧现行中小学教学早已普遍存在的应试操练的教学取向。同时,素质教育政策一般也会强调促进教育均衡化,保障弱势群体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如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然而,在指标化、层级化和常模化的政策工具面前,优质资源越来越呈现出集中趋势,均衡化的努力常常被抵消,甚至失踪。这就是教育产品指标化的权力展现及其出乎意料的效果。

“指标化”是指建立一个正式的程序,公布行为规则,并要求社会资源投入,使原本中间出现的行动过程变成明确的习惯。为了使该行动过程稳定化,行动模式便进一步具体化,且审核范围不断扩大化,例如考核高层次思维、审辨式思维、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等。素质教育催生了不同形式的评估,不论采用什么范式,在学校评估过程中常见的迎评指导手册、指标解读手册、迎评动员大会等,与指标化不无关系。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以形式化的程序支配所有组织成员的决定,并能容易地教授新来的执行者。

从结果评估走向过程评估或发展性评估是教育评估十余年来的一大趋势。重视过程,意思是为良好结果的产出提供更多的外部监控和内部保证。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当权者在控制产品结果之余,还要全面施行管理和监察的控制程序。学校随时需要提交各种表格就是例证,学生和家长也需要经常向学校提供各种学习过程的表格也是例证。所有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不断留意达致这些指标的程序,并监测其工作成绩与绩效合格或优秀标准之间的距离。市场中的大数据公司向学校、政府机构兜售各种过程性数据的搜集系统也是例证。利用这种大数据进行过程监控和结果反馈便是人们对指标化高度迷信的力证。(www.xing528.com)

利用大数据开展过程性评估,已经成为相当便利又可以自称为科学的监测方式。在大数据对教育的作用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大数据可促进教与学,能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性[25],可完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会促进教育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且能助力智慧教育[26]。然而,如果大数据收集系统并没有伴随组织的流程再造,那么其科学性便无从谈起,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自欺而已[27]。至关重要的是,数据制造的行为和制造本身已经嵌入教育实践,并通过实践记录和报告系统得以再现,实践者还要努力排除其他不符合传达要求的内容。以指标化数据为基础的评估使学校和教师的反应性、创新性或防御性、反抗性,都在数据库中被识别为可计算的合理性,并以“科学理性”的价值取向而出现,它由“强有力的程序”支撑,被“最佳实践”标榜并保持“改进”,通过数据清洗进行平滑化处理,始终在寻找“有用的”样本并推及总体。

一切都看上去很美,然而这种似乎使公共部门更加透明的技术和更加复杂的计算,实际上可能导致它们变得更加不透明,迫使校长和教师开发出内部人都心知肚明而外部人浑然不知的“数据游戏技巧”,有时是直接的失实陈述或“作弊”,有时是数据填报的系统性偏差。教师和校长发现自己年复一年地面临在竞争环境中达标或争优的压力。评估数据和结果的集中趋势会将这些问题呈现出来,推动决策者频繁地为政策打补丁,如此带来教育系统中不断流通的猜疑和信任的匮乏。时间将矛盾转化为振荡,20年里素质教育的老问题和新倡导在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中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