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在中国：美国模式的转向和高等教育改革

20世纪末开始进入中国大学教育界视野的“通识教育”概念几乎完全被认为是来自英美传统的、外来的教育理念。李曼丽和汪永铨开启了大学通识教育研究的先声,他们于1999年发表论文讨论通识教育的概念,开篇首句即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亦译普通教育、一般教育)”。全文围绕这个概念在英美的发展与分类展开讨论,中文“通识教育”仅作为翻译词,在文末介绍了我国台湾学者高明士的译法缘由[5]。在陈向明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对通识教育定义的表述也是译介性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2007年,杨叔子和余东升在辨析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异同时,直接指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美国高等教育在其历史发展中,将西欧的自由教育与美国的本土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它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举”。此后,《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失去灵魂的卓越》《回归大学之道》等几本当红著作翻译出版后得到广泛接受,纷纷再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模式受到空前关注和讨论。跟随着美国学术思想界的讨论语境,我们将通识教育思想追溯到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的自由教育,乃至一步步溯源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不可否认,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对通识教育最初的理解和想象是由美国塑造的。

在世纪之交,这种外来的变革性教育理念被中国大学自觉自愿地接纳有其现实条件。众所周知,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仿照了苏联的体系完备的专业化教育模式,理工科大学崛起,科学技术教育和科研得到提倡,而人文与社科式微。这种与发达国家接轨的方式有力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初级现代化,为国家工业体系建设和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旨在快出有用人才而使人才培养过度专业化的弊端也很明显,和上一辈受过传统人文教育熏陶的科学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科技人才在人文素养上存在系统性缺憾。人们开始担忧,教育体系的失衡将从整体上使我国产生丰富灵活的创造性人才的土壤板结。同时,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中国大学对苏联道路的信仰和依赖已经淡薄,高等教育脱离苏联模式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也动摇了过去高等教育的定位——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不再是大学教育的全部目标,学生毕业后分配进入专业对口工作岗位的制度也成为历史。上大学和职业定向脱钩,如何培养人的综合素质而非专业知识与技能,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社会环境的稳定,经过一段时间持续的财政投入,中国大学从21世纪初逐渐进入了稳步发展的轨道,开始有更大的余力探索本科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思考21世纪人才培养的问题。(www.xing528.com)

在上述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两种异曲同工的教育理念被接连提出。一方面,1999年教育部主导在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当时顶尖理工科大学设立一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虽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位列首批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但基地在校内的影响力并不如在理工科大学那样持久、深远),其理念的倡导者多为1949年前出生的关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另一方面,2005年前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自发地开始通识教育改革,甘阳等知青一代的人文学者是其最有力的倡导者。笔者认为,文化素质教育产生于对应试教育、大学教育过度专业分化和重理工轻人文的自我反省,是对苏联大学教育弊端的纠偏。而通识教育的提出,则预示着以综合性大学为先导,中国高等教育朝着美国模式的转向,特别包括了人文主义的回归。从纠偏到建构,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接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