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成熟的教育思想,都以实现人的某种发展为目标,又同时关照与育人目标相适应的理想政治与社会。国家层面推行某种教育理念与制度,归根到底是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教育理念又总是具有文化属性,只有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理解[1]。孔子通过培养士君子以期盼达到礼乐和谐的太平盛世;柏拉图企图养成哲人王来实现理想国;卢梭意识到古典世界崩溃之后的教育哲学将彻底转折,基于对即将到来的现代社会的构想,要把爱弥儿培养成现代的个人与公民的典范。同理,《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的目标即“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并不是架空的道德良善的意味,而是肩负着西方古典文明传承和发扬的使命,成为美国政体所理想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2]。列奥·施特劳斯的阐述更直截了当:“自由教育的最终产物是一个人文化成的人……自由教育是我们可以借着它从大众民主攀升至原义民主的阶梯。”[3]所以,我们所提倡的教育思想植根于什么传统,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社会的责任系统、信念系统及其文化脉络带有某种指向的塑造。在这种意义上,当今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对过度专业分化、过度应试的缓和性策略,而是联系着激活文化自觉、再造中国现代文明的使命。反之,大学通识教育的美国化、把通识教育简单等同于general education,以及大学教育改革单纯地依赖所谓国际模式、国际标准的现象,必将造成中国文明的危机。
在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对“通识教育”这个内涵丰富、众说纷纭的概念做一界定是必要的。本文没有直接使用既有文献中的定义,主要是因为本文的跨文明论述视角需要在概念的表述中突出不同文明的同与异。笔者对通识教育的界定是: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石的现代社会,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专业分化,有一种现代教育是每一种文明进行社会整合、塑造文化认同、推动文明演进的文教手段,也是每一个具有专业职分的个人获得其应有修养,从而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生价值的途径,它在美国被称为general education,在日本叫做“教养教育”,在中国,它就是“通识教育”[4]。
首先,通识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它产生于理性化、专业分化、推崇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它本身的现代性体现在教育对象的普遍性和平等性,这与古典贵族教育、少数人才有资格接受的精英教育不同,它既要保守住精英教育的目标,也要对所有人开放门径。这一点使通识教育区别于博雅教育。进而,针对过度祛魅造成人的虚无和过度专业分化造成人的疏离而言,它是对现代性弊端的纠正。所以,没有人类现代性问题的前提,就没有产生通识教育的问题意识。辨析古今可见,各文明的古典教育虽然都能找到一些与通识教育相关的渊源,但不能由于古代教育是非专业的,就认为通识教育自古存在,或者说通识教育是古代的教育、复古的教育。正如我们不能说古代书院就是大学,科举就是高考。(www.xing528.com)
其次,通识教育不仅有益于个人,是个人获得教养和完善人格的途径,也是国家的文化教育手段,最终成就社会理想。在个人层面,通识的作用是健全人格,是对人性的确认、成全和反省。通识本身就是目的,是为己之学,因而对于其他功利性目标而言,它是无用的。或许具有通识的人表现出在现代社会通用的种种技能,但通识教育并非技能训练,它直指人心,塑造灵魂,而技能、知识只是副产品。在文明和国家层面,通识教育是人类各种现代文明的凝合剂、团结力。现代文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而通识教育让人们真正成为文明的共同体。通过深刻地展示一种文明从何而来,立体地呈现该文明在世界中的处境,通识教育支持人们探索前路。这需要对文明传统中各式各样的思想和立场全面包容,因而通识教育内部充满张力。它尤其不是意识形态教条,而是为人们的深层交流对话提供共同的语境和基于传统的共识——只有依靠既有共识,才有可能改变、推进共识。这种核心凝聚力越强大,社会呈现发散出来的多元性反而越丰富繁荣,也就是“和而不同”。所以,通识教育的水平拷问着每一个现存文明返本开新的活力。
以上两层含义是通识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理念举世共通的属性,然而我们仍要强调,作为不同文明的重要文教手段,它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存在差别的。因为不同文明有不同的传统观念、社会形态,对人性的理解和对完善人格的想象也不同,所以通识教育应当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异同关系就好比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营养素在科学上讲是一致的,但是人类的饮食文化异彩纷呈,不同文明和文化发展出了不同的菜系,它们材料不同、风味不同、制作和享用方式都不同。通识教育、教养教育、general education……当我们处理这些概念时对其文明背景加以区分,不仅出于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益于这类教育在全球范围的多元探索与整体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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