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礼
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一词成为中国大学教改中的流行词汇。这一现象是在大众化进程中要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压力下发生的,许多重点大学的领导者言必称“通识教育”,似乎“通识教育”之外无出路,“通识教育”之外无改革。2014年9月,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因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论证通识教育的合理性引发舆论侧目。如其所言:“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的道德有深切的感受,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2014年9月16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在武汉发表了“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的演讲,他的一句“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博得坊间一片叫好声。实际上,在“钱学森之问”带来的社会焦虑中,大众传媒狂轰滥炸般地使用“通识教育”这一术语,以致这一概念的确切的、富有意义的内涵几乎丧失殆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广为流行的“通识教育”理想在公共政策领域只占有最为低微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大学教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面向专门职业的教育。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公共政策学者严厉地批评普通本科院校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却把这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1]这一巨大反差彰显出高等教育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高等教育的适切性。高等教育的适切性是指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以及每一所大学与其所处环境中的诸多因素的相关程度,表现为大学行为切合社会期望的特性。大学行为可以用教育目的和课程安排来描述,社会期望则主要通过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需要来表征。当前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混乱局面,需要我们从适切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世界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种相互替代的课程安排理论。在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施之际,我们需要追问:社会对大学教育的期待究竟是什么?大学教育提供了社会期待的东西吗?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谁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最佳工具?(https://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