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素质教育中通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2005年10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纪念全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工作会议,教育部原副部长、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现任高等教育研究会会长的周远清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们所说的文化素质教育,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通识教育’。应该说,作为教育思想和理念,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区别。素质教育重点在‘素质’二字。对于这一点,希望大家进一步研究和思考。”^[4]周远清提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素质教育在中国大学的进一步深入和扎根,关系到如何正确分析和理解目前我国高校中同时并行的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异同和联系,并在二者中找准切合点,将二者共同推向前进。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异同,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通识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均衡发展,那么这种通识教育的精神实质就相当于我国的“全面发展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通识教育不能代替文化素质教育,因为通识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获得和吸取,而素质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提升和内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区别主要是在知识和素质的差异上。那么,什么是素质呢?周远清认为“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5]素质教育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和吸取,它更是一种将知识升华和转化为内在品质和外在能力与气质的教育。通识教育并不简单就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这在中西方的通识教育实践中都可以找到显例)^[5],它的特点正在于“通”字——通识教育强调文理会通和古今中外会通;而知识和素质的差别,不应该导致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对立,二者可以和而不同,相互促进。原因有三。第一,知识与素质固然不同,但较全面知识的深度学习和自主掌握是文化素质教育得以实现的前提。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人,或者一个文化知识不健全、不扎实的人会有较高的素质。第二,当我们断言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有本质区别的时候,尤其是在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的层面,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这里说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样的通识教育。“如果从‘知识—能力—素养’的统一来理解和要求通识教育”,那么,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是否“就可找到本质意义上的共同点”?[6]第三,文化素质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素质的综合提高,正是此教育目标使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成为必须和可能,因为实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全体学生进行文理通识教育,并以此为渠道奠定全体学生的共同的人文、科学和精神价值基础。文化素质教育走到今天,在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以及社会实践这三个主要实施渠道中,课堂教学是最薄弱的环节和难题,而贯彻文化素质育人理念的通识教育课程将会为文化素质教育提供更加广阔和坚实的平台。由于对文化素质教育缺少深刻的认识,以及制度管理层面和激励措施上的不健全、不完善,人们对以文化素质教育冠名的选修课程另眼相看,如果我们能从制度和规划管理上通过纲目明晰、目标明确、定位准确、方法到位的通识教育课程将文化素质教育牢牢地置于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地位,增加投入,从严设计、从严要求,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营养卫生课”声誉就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通识教育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就能够相得益彰,双双获得新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www.xing528.com)

因此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关键在于其培养计划的内涵和实施方法以及背后的育人理念。如果文化素质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既有高尚人格又有公共关怀、既有人文精神又有科学素养、既有知识能力又有综合素质、通识与专业协调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们就可以有根据地设想,如果没有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通识教育就可能流于知识的堆砌和课程、课组的设立与学科归类等外在形式;而如果没有扎实有效的通识教育课程作为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质性支撑,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也有可能成为一句口号而得不到实实在在的落实。在专才教育意识仍然顽固,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学而致用甚于学而致知的当下社会里,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遇到的是共同的难题和阻力,而最大的难题正是课程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组织,这就更加要求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者除了坚定的信念外,还应该有高远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精神,高瞻远瞩、积极开明地借鉴其他一切先进、合理、有益、有用的思想和做法。这里包括国内、国外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与合理内核,将文化素质教育有重心、有内容地推向一个新高度,使它成为更加广为接受的中国特色的大学育人理念和实施策略。另外,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共识。时至今日,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和影响已经超出当初对文理分割的专业教育的纠偏意义。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以文理通识教育为共同文化和知识基础的大学本科教育将担负起传承人类和民族优秀文化,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构建共同知识基础和价值体系,提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它不仅影响到高校教学质量和学科、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且将重塑中国大学生的精神人格,从而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伟大复兴造就具有良好品性和优良素质的高级人才发挥基础性的育人作用。甘阳甚至将我国通识教育的成败与中华文明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那么能否建立起质量可与美国大学相比的通识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所在。因为这涉及今后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的干部、教师、商人、律师等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质修养。”他因此主张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要中西并举,通过复兴人文教育,使广大青年学生深入了解人类的永恒性和本民族的特殊性,从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明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