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学术界关于话语权的定义有很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界定来自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观点,他提出了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断,认为任何权力的实施,都是话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2]。他指出,“话语”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是权力交往、利益诉求和维护的一种工具[3],围绕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其他一些学者也进行过类似的论述。吉登斯认为,话语权是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工具[4]。可以认为,西方主流的关于话语权的观点,一般将话语权的本质定位为一种权力或利益,既包含权力或利益与话语表达的互动联系,也包含权力或利益的表达途径与方式,并将其奉为现代文明阶段权力或利益表达的关键机制。

近年来,中国学界广泛引用了福柯等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对中国本土关于话语权本质的看法,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研究聚焦语言本身,认为话语权就是语言本身的传播力和传播规律。比如有学者认为,“话语指说话、写文章,话语权就是说话、发表意见的资格、权力”[5],或认为“话语是思想方式的外在体现,话语权是社会中主流话语的标志。”[6]第二个层次的研究聚焦于话语的权力,认为话语的本质是权力的占有和使用。这与西方的话语权界定较为一致,但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权力除包含显性权力外也包含隐性权力。比如有学者认为,“话语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7],或认为“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8]。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则更多强调话语背后的社会关系映射,核心是政治。该类研究文献数量较多,比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自主提出、表达、传播本国文化话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维护本国文化权益和根本利益的权利和权力。”[9]

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关于话语即权力的内涵界定是认同的,但所谓的“权力”到底是语义本身的权力、社会公民的权力还是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外存在较大的不同。笔者认为,当前对话语权内涵的理解显然早已超过其语义本身,对话语权本质的理解应从两个维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1.历史的维度

从更广阔的历史发展视角看,话语权的本质是什么?话语权一般掌握在谁手里?主动掌握话语权和被动接受别人话语权的国家民族各自走向了何种发展道路?历史视角下话语权是恒定的还是变化的?如果是变化的,那遵循怎样的变化规律?

从历史视角看,话语权的本质既是文明竞赛的手段,也是文明竞赛的结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国对于话语权的掌握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类文明不断地交锋,通过话语权的争夺,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在此方面,亨廷顿曾提出过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之后各国之间越来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10]而这种文明冲突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话语权的冲突”[1]。也即话语权更迭的背后是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竞赛,文明与文明之间既可能对话也可能冲突,旧文明往往被新文明所取代,伴随其间的正是话语权的更新。

话语权对于文明竞赛的现实解释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从正面看,新的文明的兴起基本都伴随有新的话语体系的广泛传播。一些掌握新话语权的文明往往具有很强的优越性,比如兰克在讨论西方中心主义时就明确提出,“人类思想只有在伟大民族中才能产生”,而“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11]。从反面来看,旧的文明的衰落也往往与话语权羸弱有关,也即虽然完成了硬实力的构建,但以话语权为代表的软实力建设是缺位的,并最终引发了文明的崩塌[12]。

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本人就曾指出,“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13]。对于话语权的重要性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而中国对于话语权的理解还包含有文化安全等更为深刻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谈到,“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4],“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15]。总书记对于话语权的重要性阐述是相当深刻和生动的,其背后正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面临激烈地对西方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因此,新时期对西方话语权向中国的持续渗透要保持足够警惕。一段时间以来,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经济等方面的成功,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体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些带有明显西方文明特征的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主动权,并长期对“落后文明”指手画脚。而且,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国际体系、传媒优势和技术优势,话语权上“西强我弱”[9]的局面已经形成并有固化趋势。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进步,但话语体系建设却与之并不匹配,甚至还面临新的挑战。西方国家话语权逐渐渗透,并“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14]。此外,西方话语权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西方话语霸权往往开始通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外衣”,对国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意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16]。(www.xing528.com)

总结来看,历史维度下关于话语权本质的讨论,往往可以归结到政治、文化和文明等更迭上来,往往涉及话语权制高点的争夺,往往从以话语权所代表的软实力特征入手分析背后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等硬实力内容。因此,和上述福柯等人对于话语权主要从公民权利等角度的定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话语权本质的探讨更为宏观和兼具历史发展眼光。新时期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已经迈出非常稳健的步伐,而在本土话语体系构建和国际话语权争夺方面仍需求迫切、任务艰巨。当前,探讨大学素质教育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应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站在文明复兴和话语权争夺的高度,置身于大的国际环境和历史阶段之中,切实增强话语体系构建和话语权争夺的紧迫感和时代性。对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浩的论述非常深刻也很有代表性,他在谈及大学素质教育本土话语体系构建时说:“与弱国无外交类似,一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影响力,客观上讲,主要取决于你的国力强弱;主观上则是看提出来的主张和话语的科学性、道义性、互鉴互惠性及价值认同性。中国高等教育大国的崛起,由大变强战略目标的确立,正在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和增强国际话语权带来天赐良机,尽管西方强国还不愿低头轻言向东方学习,但在学界心领神会之处总会有的,而且会与日俱增,只要我们自己努力做优做精。”[17]

2.方法(学科)的维度

话语体系的形成、传播和话语权的争夺到底是怎样开展的?笔者认为,一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其核心应落脚到学科上。一方面,高等学校和具体学科承担着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使命,“高校既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较量的主阵地”[13],也是本土话语体系建构人才、技术、研究等核心支持的来源地。学科话语权并不完全等同于一国的话语权,却是一国话语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一部分”[1]。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将大大提升本国的国家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4]。另一方面,学术话语权形成的方式方法与普通话语权的形成具有一致性,学术成果的传播规律与载体是话语权传播的关键依托。社会科学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决策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已经成了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领域[16]。而学术话语权的形成和发展,则“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1]。

那么,学术话语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核心还是依赖于扎实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最终形成一门门学科话语,即“以该学科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在基本观点、分析框架和特定视角下构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18]。在此方面,一些具体学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并取得有效成果。比如,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开始将“关系”作为重要的研究话题开展深入分析,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有意识地与西方现有词汇(如relationship,social network等)做了区分,直接用其音译“Guanxi”作为研究概念,形成了一套研究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一批国际顶级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西方学者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一新的研究概念。

当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本土话语体系也面临严峻困难,一些现实困难,如学术质量与数量的结构性失衡、学术评价功利化、国际话语传播平台建设的滞后、设置国际议题能力不足、研究方法的落后等[19],仍待有效克服。比如,由于历史惯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成体系地引入了西方的理论成果和学科评价标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逐渐确立了“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知识生产体系”[20],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要扭转的已经并不是简单的概念、理论等条目,而是对既有体系的修正和改造,难度很大。具体到某些学科而言,一些研究型大学,无论是教材、理论、案例还是学术职业从业人员(教师)很大比例来自西方,本土“社会科学的说明和预测能力却在下降”[16],一方面是对西方学科体系的“拿来主义”,另一方面是本土学科发展不良,也形成了本土话语体系构建的客观困难。

具体到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大学素质教育因与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的良好结合,第一课堂与其他多课堂的有机融合,本应成为本土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有效抓手,尤其是近年来经过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了部分本土大学素质教育规律和思想,具备了开展本土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但话语体系的建设成果仍不显著。正如陈浩所认为的,“素质教育思想是在借鉴西方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合理内核基础上创构的,更具时代精神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更能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先进教育思想”,但当前学界对素质教育思想却“患得患失”“若即若离”[17]。从方法(学科)视角来看,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大学素质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既未提上议程,也未按照学科和研究领域层面话语体系建设的一般规律,开展深入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一步,构建大学素质教育的本土话语体系应遵循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一般规律,突出方式方法的有效性,探寻更为有效的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