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大学排行榜无法反映中国世界一流大学需求

下面试图说明,为什么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是不科学的,甚至还是“五唯”的集中表现。而且,中国大学要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还不能走常规道路,而是要有中国特色。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从后一个命题说起。

什么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笔者以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最主要的使命是要将中国引进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并且能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华民族的特有贡献。在这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强国两个命题互为因果,紧密联系。这就要求这些大学不仅能在科学文化上引领国家进步,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做出许多原创性的科学贡献,而且还能密切联系实际、融入经济,通过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强国富民。它们还要为全人类文明添砖加瓦,将其推向前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大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还要披荆斩棘开辟新路。她所走的道路必然是独特的、别具一格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探索这条道路中责任重大,应该留下自己的足迹。这就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特色”,这是任何排行榜都不可能反映出来的。

目前世界上发布大学排行榜的机构有几十家,它们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其目的固然有为大学教育提高水平做参考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为学生提供升学咨询以谋取商业利益。其中有四五家影响最大,其结果被各国媒体广泛转载,例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和中国上海交通大学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还另有30多家排名机构。这些排名都是通过对各项办学指标评分排出来的。指标中有一些是主观印象分,而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各校提供的数据进行量化评分处理的,如科研项目、经费与获奖数、发表论文与被引用率、生师比、教师中获得高学位者的比例、毕业生的薪资收入、学校的总资产与总收入等。在不同排行榜中,这些项目与权重的选择会有不同。这些定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反映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但都充满着“五唯”成分,绝非精准衡量。上百篇物理学SCI论文能抵得上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几十位历史学博士能与没有学位的陈寅恪相比吗?教育不像工农业生产,其产出可以用货币来定量计算。爱因斯坦说过:“不是一切有价值的都能量化,也不是一切能量化的都有价值(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and 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大学排行榜的这些定量指标显然只对规模大的学校有利,而对于大学的真正贡献与学术特色就只好弃之不顾了。这就促使许多大学对扩大办学规模、抢著名奖项获得者、争科研课题经费趋之若鹜。

事实上,大学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它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远非用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些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很有特色,但规模较小的名校,例如加州理工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不可能在一些大学排行榜上处于最前列。即使排行榜有些指标可以表明一些大学的教育水平,但也不是绝对的。笔者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名校风范》[1],说在美国大学办学指标数据中“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一项,哈佛大学殿后,连一般社区大学都不如。笔者认为哈佛大学不愧为“名校”,颂扬它不受“常规”的约束,敢于聘用有真才实学而没有什么“头衔”的人当教授。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敢于聘用本想来北大当学生的梁漱溟为教师,也十足地体现了这种“名校”风度。(www.xing528.com)

此外,以量化指标为基础的排行榜鼓励急功近利,对于强调“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基础研究是很不利的。排行榜指标体系都是在总结过去西方著名大学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的,但教育与大学本身都是指向未来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我国大学不宜用“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或“弯道超车”等言辞来表述,而是首先要做“开路先锋”,闯新路,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情况下,可能发生少数社会精英控制垄断智能工具,多数人却成为智能工具的俘虏而趋于“弱智化”,从而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对立的现象。高等教育要为应对这种状况的发生做好充分的准备,真正在提高人才素质上下功夫。所以,落实评价改革是发展素质教育的一个抓手,两者互相促进。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国大学甩掉排行榜这根“指挥棒”,认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真正建立起以立德树人为主旨的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发展素质教育,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