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学素质教育细说

自新世纪始,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已成为我国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不可否认,从批判性思维教育实践看,现代高等教育,西方特别是美国是走在前面的。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继承发展了爱利亚学派的论证方法,提出了探索知识的问答法,主张并践行通过思辨、讨论发现真理。这被视为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发端。中世纪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和“近代科学始祖”的笛卡尔为促使人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提出“系统怀疑方法”,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对欧洲哲学、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哲学家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系列论著中提出了系统的批判哲学观。他强调“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精神,倡扬理性的自我批判,推进逻辑理性与思辨理性的结合,将仰望星空、追求真理和心中的道德律统一起来,他的哲学观、教育观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20世纪初,在工业革命持续推动之下,人类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为适应美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提出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人的生长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他批判了传统的教育思想使受教育者以“知识旁观者”实现认知过程的理论,提出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确定假设—验证假设”五步思维法。确立问题意识、运用反思性思维、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中心地位,是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美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基础,杜威被称为近代倡导“批判性思维”的鼻祖。1919年,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两年两个月,为推行杜威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提供了讲台,特别是将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引入中国学校,这可以说是西方批判性思维教育对我国最初而且比较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下,杜威的教育思想未能在中国得以持续推行,一度还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批判性思维并未成为中国教育明确追求的目标。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批判性思维成为教育改革的主题。自20世纪70年代始,批判性思维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1991年,美国《国家教育目标报告》明确“应培养大量具有较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能有效交流、会解决问题的学生”,将批判性思维能力当作重要的教育目标。美国加州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批评中心保尔教授断言:“批判性思维应当成为构成21世纪教育的本质性基础。”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第一条明确指出:“教育与培训的使命是培养学生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北美高校普遍设置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并努力将批判性思维体现在教育过程中。相比之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高校缺乏必要的自觉和实践,批判性思维教育没有列入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整体规划与目标。

21世纪之初,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背景下,批判性思维教育开始在中国兴起,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和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这一过程常被看成对美国教育思想乃至哲学理念的借鉴和对中国教育思想乃至哲学理念的批判。从教育实践看,美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是,对自身全盘否定,对他人完全照搬,并不符合建设性批判思维原则,也是缺乏文化自觉自信的体现。(www.xing528.com)

深究中国历史文化,可以探寻到批判性思维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在白鹿洞书院,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大儒朱熹为书院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阐扬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源于古代经典《礼记·中庸》。这可以看成中国古代士人追求批判性思维的最初记录。我们还可以发现《论语》提出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九思”概括了人言行举止包括求学问道的各个方面,既体现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又为建设性的批判规定了有效途径。归纳起来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能判断是非,辨明真伪,同时要抱恭敬谦和诚信忠厚的态度待人处事,要抱有敬业精神,要有问题意识,严谨审问,还要防止自己的情绪影响对事物的判断,要防止见利忘义。还有《墨经》,又称《墨辩》,它有着丰富的论辩内涵。如《小取》开篇语:“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强调了论辩察疑明理的重要性。同时,要求“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表示对论辩者的尊重。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倡导批判与论辩的事例,如先秦的稷下学宫,“朝廷搭台,学者唱戏”“不治而议论”,孟子、荀子等百家争鸣,十分活跃,形成《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就是批判包括孟子在内的12位学者的思想。学者士人们继承了老子、孔子、商鞅等人的思想,在相互辩论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综合,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大儒朱熹与书院山长张杭论辩《中庸》“三日夜而不能合”,继而“鹅湖之会”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争,都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事实表明,中国古代就追求批判性思维,而且,比起当代某些对批判性思维偏颇的理解,如将批判性思维与“否定”画等号,或批判矛头所指只有他人,而不反思自身,将批判性思维局限于方法和技巧,忽视精神和态度等,古代士人在“九思”中体现的批判性思维有许多值得弘扬之处。我们过去对于传统文化中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是不够的,这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应该自觉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进步历史观等,这是发展当代建设性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