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纪实·抗日战争》观点呈现

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压榨，使国统区国民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又使人民完全失去政治自由。这是国统区民主运动酝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这是抗战后期民主运动高涨起来的直接原因。

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在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实际收入大大下降。一九四四年九月国民党公布的一项显然缩小了的比较数字说：职业工人工资较战前增加指数为二百八十倍，而生活费指数增加四百七十倍；产业工人工资较战前增加指数为一百九十三倍，而生活费指数增加四百四十七倍。这样，职业工人的购买力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六十八，产业工人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到一九四五年二月，据估计，工人的购买力已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二十。同时，国民党政府自一九四三年起实行“工资条例”，规定工资的调整必须由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和社会部决定，工人无权过问，工人转厂全被禁止，年终分红也被取消。国民党的垄断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工业危机，工矿企业纷纷停工歇业，大批的工人被赶出厂门矿井。一九四四年三月间重庆一地的纺织工人就有四万多人失业。同年云南个旧锡矿有大批工人失业。失业工人流离失所，生活极为悲惨。

国统区的广大农民，在国民党统治和地主高利贷主残酷剥削下，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国民党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不断加重，一九四四年丢掉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将田赋由一九四三年的六千二百万石增加到八千万石，到一九四五年更增至一亿石。同时，地主的地租也不断增加。到一九四四年四川已平均增到收获量的十分之八。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更增加了灾荒的严重性。一九四四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十三个省区。四川灾民二千万，鄂北三百万，陕西三百万。河南在“水、旱、蝗、汤（汤恩伯）”四灾祸害下，据不完全统计，饿死的有三百万人，流亡他省的有三百万人，濒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有一千五百万人。城市贫民的生活同样痛苦不堪。一九四四年重庆每日饿死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许多妇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重庆平均十三个女青年中，就有一人陷入火坑。依靠薪俸为生的小职员和教师，难以糊口的微薄薪资还常常被克扣侵吞，逼得大多数人典卖衣物，有的大学教授靠卖书籍补贴。大后方作家有的因经济困窘而自杀。青年学生因营养不足，疾病死亡率非常之高，愤而自杀者时有所闻。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十分痛苦，每月薪饷只够买三双草鞋，吃不饱，穿不暖，病无医药，还要受军阀长官的打骂、处罚。有些国民党的师旅，疾病死亡和逃走的士兵竟占员额的一半以上。

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豫湘桂战役的可耻大溃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的事件相继发生。各阶层人民反抗剥削压迫、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九月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把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追悼胡世合的群众性斗争。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因制止特务偷电，被开枪打死。«新华日报»号召工人和各界群众起来抗议特务暴行，得到了各阶层群众和舆论界的普遍响应，全市各阶层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工人和市民总计在二十万人以上。重庆的工人、学生，解放区的工人组织和沦陷区驻后方的上海工人协会，纷纷捐款致电慰问死难家属及受伤工人，抗议国民党暴行，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枪决行凶的特务。这次政治事件，鼓舞了各阶层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一九四四年七月，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农民，为反对国民党军勒索、拉丁而起义。国民党派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前往镇压，屠杀了男女老幼五千余人。各县农民群起反抗，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将扰害人民的二十八师全部缴械。一九四五年，陕南第八行政区农民起义攻占县城，要求免丁免粮。四川宜宾县起义农民也一度攻入县城。贵州有万余农民起义，夺到步枪二、三千支，一度占领三都县城。这些民变，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www.xing528.com)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战与民主的声浪越来越高。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五百余人举行会议，共产党人董必武在会上讲了话。与会人士强烈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制订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具体办法。十月，宋庆龄、张澜、郭沫若等七十二人发起追悼邹韬奋的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数千人，对国民党的寡头统治表示了极大的愤恨，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更积极的斗争。同月，成都二千余人举行国事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民主政团同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取消“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并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十月十日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昆明的一些大学教授创办了«自由论坛»杂志，宣传民主，反对专制。一九四五年元旦，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等，纷纷发表“献言”、“献词”和“希望”，呼吁和要求：一切抗战部队“真正联合作战”，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切实合作，早日实现“举国一致之政府”等等。抗战后期，民主党派的若干成员在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在认识上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他们看到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对它已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同情，逐渐认识到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先决条件，改变了抗战初期把民主与统一并提的主张。当然他们所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战与民主，是有重大积极作用的。

民族工商界的人士本来对国民党敢怒不敢言，这时也开展了反对四大家族垄断专卖的斗争，并和共产党往来。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工商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向国民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

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开展，集会规模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斗争形式由座谈会、讲演会发展到游行示威。五月四日，昆明近两万学生在开完纪念“五四”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高呼“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并一致通过成立昆明学联，以便统一行动，并以昆明学联促进全国学联的成立。

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教育了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使革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抗战，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围绕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给中国人民准备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