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中国现代历史纪实中的抗日战争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人民坚决反对和回击。陕甘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敢于来犯的反动军队。七月上旬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人，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呼吁团结避免内战。七月九日延安民众三万人举行大会，要求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并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通电。三边绥德等地都举行群众大会，号召制止内战，保卫边区。贺龙在延安民众大会上呼吁全国团结抗战，同时宣布人如犯我，坚决自卫。延安各界紧急动员，进入了战斗的岗位。工人加紧生产，准备战斗。一二〇师全体指战员呼吁制止亲日派祸国阴谋，并决心彻底执行贺龙师长“坚决自卫”的指示。晋察冀举行万人大会，声援陕甘宁边区。刘伯承号召太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太行分区举行干部动员大会，决心为保卫党而牺牲一切。邓小平痛斥国民党反动阴谋。晋冀鲁豫文化界发表通电，誓为陕甘宁边区后盾，消灭法西斯思想毒素。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一致动员起来，为制止内战保卫边区而斗争。华北八路军主力一部调到陕北和晋西北，准备歼灭进犯的蒋军。

制止和抨击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猖狂叫嚣反共，甚至示意决心发动反共内战。这就给全国人民一个指名彻底批判蒋介石的好机会。对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蒋介石集团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思想战线斗争的高潮。

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主要阵地。毛泽东亲自为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批判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论述了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任务和政策，从各方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第一，提出了“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提出这个中心任务呢？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战胜侵略我国的法西斯强盗，使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贯彻到底，取得最后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分清敌我，不容丝毫含糊，不容在我们阵营之内还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其重要理由之二，“就是为了将来的建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国，或类似法西斯的中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反对一切误国害民的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就是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

第二，揭露了蒋介石“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封建思想糟粕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杂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是“祖述孔孟……以至西太后的传统的老式封建，是承袭中国近代军阀开山祖曾国藩、胡林翼以至袁世凯、张宗昌……的衣钵的道地军阀。不过还找来了一批‘外国’的法西斯主义，充实一番，中西合璧，造成了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之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

第三，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诚”的哲学。艾思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诚”的哲学，是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它“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蒋介石等所大肆宣扬的反动概念“诚”，“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词”。这和要求善男信女诚心诚意去敬菩萨一样。蒋介石“‘诚则灵’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样，不过是索取贡品的幌子罢了。”(www.xing528.com)

胡绳的文章深刻地指出：“诚”是唯心论的神秘主义的东西。这种哲学虽然看来完全是玄虚之谈，但仍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的实际意图相联系的。所谓“尽性致诚”论的作用不外乎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的实践。所以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下，“诚”这个概念，“在神秘的外衣下被抬上神圣的殿堂，使人顶礼膜拜，作为欺朦与麻醉奴隶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揭穿的”。如果把“诚”当做行为的原动力，那就是说只要从主观直觉出发，爱怎样干就怎样干。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行动论。这是反对科学，反对理性，发扬兽性的行为。这样，“东方专制主义的‘诚’的神秘主义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那正是我们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

第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奸党”、“奸军”、“新式封建”、“变相军阀”之类的诬蔑，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不仅激起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遭到国统区中间势力的指责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如职教社主办的«国讯»即曾呼吁“每人把他所有智力和体力”，“尽量贡献给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战”，反对把力量消耗在内战上。在国际上，苏联报刊尖锐地指责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认为国民党政府“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的冲突，极力地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英要利用中国抗击日本，因此也不赞成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发动内战。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都曾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和挑起内战之非。

在蒋介石的反共内战还没有正式发动起来的时候，已遭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一意孤行下去，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此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九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国民党一方面承认政治解决的原则，一方面又大肆诬蔑共产党，在它所把持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一个反共的决议案，但重申“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用拖和骗的办法，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和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内战。鉴于国民党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在«解放日报»上提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随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恢复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