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日战争前的准备

在西方的希特勒德国节节败退，太平洋上的日本又不断失利，整个国际形势面临大变化的前夜，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战一旦结束，英美就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力气地取得抗战胜利，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冲击了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们惧怕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为了免于这种灾难，为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其法西斯统治，感到有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之必要。

这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军队抗击日寇，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分别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这年秋天美英名义上承认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有权有责任参加国际事务。这样就抬高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身价。蒋介石估计这时美英不会干涉他发动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是为了使各国共产党能更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好地处理本国革命中遇到的极为复杂的问题，同时，也为了揭破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从外来的命令的诬蔑，促进各国共产党与各国反法西斯势力建立和加强统一战线。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宣布，自五月十五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他反对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和机会。

在上述情况之下，蒋介石集团加紧进行反共高潮的准备。三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这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所谓“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歪曲和反动的论述。它是一本比较完整地表述蒋介石法西斯集团的立场、观点、内外政策的极反动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论上为买办封建法西斯统治辩护，也为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论述中国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它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蒋介石和过去一样，仍然利用封建糟粕作为推行反动统治的手段。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美英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党政府订立所谓“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文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丝毫没有改变国统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他企图用这样的手法转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www.xing528.com)

蒋介石在这本书里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的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就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其主要的是忠孝。“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建国的根本”，这是要强化保甲制度。他的所谓“政治建设”，“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训政”，即法西斯专政。所谓“经济建设”，不外空谈“工业化”和用“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之类的谎话骗人。蒋介石要“建设”的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主买办法西斯专政的黑暗的中国。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再一次重复他的诚的哲学或叫力行哲学。说什么“‘知’本于天性”，“‘行’发于真知”。“‘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这个“诚”的哲学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民党愚民政策愚兵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国民党专政机关的野蛮性和特务的残暴行为的指导思想。因此他把建立这种反动哲学说成“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蒋介石把自由与法治问题看成“革命建国”的另一个根本问题。他说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自由’必须在法定的限界之内”。他攻击自由，喜欢“法治”，要在中国“建设”什么“法治国家。”其实蒋介石的“法治国家”就是法西斯国家的代名词。

«中国之命运»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每一个章节都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但这样他还嫌不够，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行了明目张胆的攻击和谩骂。蒋介石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的附会”。这样的学说和政论，“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他甚至恶狠狠地说，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他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叫嚣对“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必须铲除。他下了最后通牒：“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这就是说他已决心于最近期间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活动。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极端反动的思想和主要政策，它是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它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该书发表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六月间，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目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把这项消息广为散布，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他们更狂叫：中国绝无产生共产党之条件。“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会议。会后国民党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集中在边区周围的军队多至四、五十万人，准备大举进犯。七、八月间反动军队进行了许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这时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