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治安与清乡运动对抗中的中国现代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日本首相东条宣称：“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的进行中，将以中国为兵站基地的地位”。为此，日寇在经济上残酷地榨取沦陷区，在军事上疯狂地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寇为了确保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成为它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于一九四一年春，把过去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进一步扩展为更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在这一活动中，日寇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解放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日寇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三种地区，分别施以不同的办法。

对所谓“治安区”，日寇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企图肃清“治安区”内的抗日分子和抗日活动。同时，还着重对人民的欺骗怀柔，广泛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恶毒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敌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期“掌握民心”，巩固其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敌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其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其恐怖政策，则为普遍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并实行所谓“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在从古北口到山海关的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长七百里，宽五、六十里，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里的“无人区”。把当地群众赶进指定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十里以外的土地。所有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同时又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晚上值勤巡逻，白天充做苦役。“人圈”内有严密的敌特组织，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加以杀害。敌人在划定的“无人区”内，经常进行搜索。

对所谓“非治安区”，敌人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从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在华北接连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摧残、劫掠和屠杀。

但是，不管日寇采取恐怖政策还是怀柔政策，推行多少次“治安强化运动”，都不可能达到“掌握民心”和“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不仅对解放区和游击区的“扫荡”、“蚕食”被敌后抗日军民粉碎了，而且对沦陷区的各项“治安强化”政策，也遭到了失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大汉奸王揖唐也不得不哀叹：农村村民对运动的推行“并不认真”，城市居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对运动的态度“显然冷淡”，连在第一线指挥监督的官吏，也有“漠不关心，敢做袖手旁观”的。(www.xing528.com)

在华北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江南日寇和汪伪政府发动了“清乡运动”。其步骤为：（一）由日伪军配合向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建立起“军肃清地”。之后，日军逐渐撤退，由汪伪组织保甲把“军肃清地”变为“清乡地区”。（二）把“清乡地区”进一步变为敌人的“具体和平模范地区”。敌伪在“清乡地区”和新四军活动地区建立以竹篱、木栅、铁丝网等构成的“隔绝膜”，在“清乡地区”内则进行大规模的“肃清战”。敌伪派遣警察、特务工作队、宣传工作队、封锁工作队、汪记国民党员，对群众进行挨户登记、检查搜索、捕杀威逼，推行连坐联保，同时，大力进行“和平建国”的欺骗宣传。日寇妄图通过“清乡运动”强化汪伪政权，消灭作为心腹之患的新四军，减轻日寇在占领区的军备力量，榨取江南的财富。

日寇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集中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三至百分之七十五，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大规模进攻和“扫荡”，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共十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增至十九次。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共二十五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两次，到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千人以上的“扫荡”增至七十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九次。总计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敌人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千人以上的达一七四次，其中万人以上七万人以下的三十次，较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人，较前两年增加了一倍。“扫荡”时间也延长了。敌人在一九四一年对晋冀鲁豫边区泰西之三个月的“扫荡”，对太行太岳的“毁灭扫荡”，对鲁西冀南的长期“扫荡”，以十万以上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持续两个多月的“扫荡”，以五万兵力对山东沂蒙山区两月之久的“扫荡”，一九四二年敌人以五万余兵力对冀中进行了“五一”大“扫荡”，以四万余兵力对冀东三个月的“扫荡”，以六万余兵力对太行的“铁壁合围”、“抉剔清剿”，一九四二年“四二九”与“六一二”对冀南的“铁壁合围”等，都是极为残酷的“扫荡”。

敌人的“扫荡”办法有所谓“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并在“扫荡”中实行极其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九四一年八月，日寇“扫荡”晋察冀的北岳区，烧毁房屋十五万余间，残杀群众四千五百余人，抓去东北作苦工的一万七千余人，抢去粮食五千八百万斤，牲畜一万余头。一九四二年五月“扫荡”冀中根据地，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五万多人，区以上干部被杀害者达三分之一。山东解放区的南沂蒙纵横不过五十公里的地区，在一次“扫荡”中，群众即被杀害三千多人，牲畜被抢去一万头，粮食被掠夺一百六十余万斤，民房被毁五千余间。

为了缩小乃至摧毁抗日根据地，敌人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其“囚笼政策”。一九四二年十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日寇在冀中八千多个村庄、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千七百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条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为二千多块。然后，分区逐块地进行“清剿”、“抉剔”，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对华中敌后解放区也发动了空前的大“清剿”与大“扫荡”，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的进攻更加疯狂。平均每半个月各个地区有一次“扫荡”，最频繁的地区一星期一次。“清乡”则由苏南扩展至苏中、皖中和武汉近邻。配合“扫荡”与“清乡”，日寇在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增至二千五百处以上。

当日寇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投降日寇，成为伪军，在日寇指挥下向解放区进攻。

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夹击下，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敌后军民有力地展开了全面的对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