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抗战妥协投降：中国现代历史纪实

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以后，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同时又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日寇的进攻，因而就幻想依赖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制止日本的侵略。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断地呼吁国际联盟和英美政府的援助。蒋介石一再申明，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建立一大陆帝国”，要“排除驱逐其他各国利益于亚洲大陆之外”。各国应该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他们的威胁。中国今日“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家”。因此，缔结九国公约之列强及组织国际联盟之各国，对中日战争“有联合干涉之必要”。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抗战，促起国际共同制裁日本”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之下，不会有真正的“持久抗战”。蒋介石所谓“持久抗战”不过是在战役上多支撑一段时间，以等待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干涉，以实现“光荣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上海之后，国民党政府一面集中大量精锐部队在上海作战，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吁国际干涉，正是这个方针的体现。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声明，九月七日又送交补充声明。十三日，出席国联第十八届常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正式申诉，并发表长篇宣言，陈述日本侵华之经过。要求国联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

国联将中国的申诉提交由二十三国组成的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讨论后，通过了对日本空军轰炸中国未设防城市加以谴责的决议案。并向中国捐赠二百万瑞士法郎，作防疫之用。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上提出，谴责日本为侵略国，不应予日本以任何协助，不应酿成足以阻止中国抵抗之障碍，国联应再采取协助中国之行动等四项建议。但是，国联大会通过的建议书，仅仅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认为日本违背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建议召开签订九国公约各国的会议，讨论中日问题。国联大会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建议会员国避免采取足以减少中国抵抗力之动作，并自行考虑单独援助中国的问题。随后即宣布休会。中国虽然多次呼吁和申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国联，并未理睬中国的正当要求。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由国联倡议召开的第八届九国公约国会议，十一月三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日本拒绝出席。苏联应邀参加会议。国民党政府对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会前美国国务院就提出，此次会议“必须给日本以经济上、政治上的安全感”。“必须为日本保障原料和市场”。会上中国代表提议对日实行经济制裁，但未被采纳。苏联代表提议对日本实行制裁，也未通过。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战争，采取和平程序。随即宣告休会。同国联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依靠西方列强阻止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对日本妥协投降的活动。(www.xing528.com)

日本帝国主义在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后，企图通过谈判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本外相广田表示，希望德国劝说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和谈。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促使中日直接谈判。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去见蒋介石、孔祥熙，转达了日方的七项和谈条件：（一）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二）在华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华北的行政权仍交给南京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分子为首脑。（三）上海非军事区须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六）减低对日货的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蒋介石表示希望“恢复战前状态”。他对陶德曼说：如果他同意日本提出的七点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

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再一次会见陶德曼，提出：（一）愿意接受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二）同意派亲日分子为华北行政首脑。（三）同意共同防共。六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五十四次常委会讨论了与日本妥协的问题。

当妥协投降活动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南京一败涂地。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凶，要求蒋投降的条件也更苛刻了。这些新条件是：（一）中国政府须放弃亲共和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反共。（二）在中国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及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赔款。并限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以前作出答复。这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运动极其高涨的时候，中日“和谈”消息一经传出，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人民的反对和日本条件太苛刻，蒋介石不敢按日方的“新价格”成交，这次“和谈”没有成功。

在依赖国际制裁日本无效，屈辱妥协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只有采取拖下去的办法了。于是国民党政府重申“持久抗战”的方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自即日起，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重庆、汉口和长沙。外国大使馆也开始撤退。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官员抵达重庆。政府机关陆续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