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与吝啬奢侈风潮

在《世说新语》中的《俭啬篇》与《汰侈篇》中，收录了西晋王朝时代关于吝啬与奢侈的诸多逸事。

吝啬的代表人物是王戎，与之相关的故事，例如“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书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在清谈界有高名。对于这种落差，有人解释以为是王戎在乱世韬光养晦、迎逢世俗的一种手段。王戎以外，以吝啬闻名的人物还有死后黄金、绢绸满屋，导致名声大损的义阳王司马望，以及被杜预讥讽为有“钱癖”的和峤。

另一方面，奢侈的代表人物是石崇^[11] 与王恺^[12] 。石崇、王恺两人斗富的故事颇为有名，如“王君夫以饴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约17公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崇）以椒为泥，王（恺）以赤石脂泥壁”。再如“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约48厘米）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石崇、王恺以外，以奢侈闻名的人物还有陈郡何氏出身的开国功臣何曾、其子何遵、何劭兄弟、何遵之子何绥祖孙三代。此外，还可举出王济（王浑之子）、羊琇（景献羊皇后堂弟）、任恺等人。何曾一餐万钱，仍说无处下筷。何劭一餐所费更达二万钱。石崇、王恺二者又在何劭之上，双方斗富不知纪极，餐食之奢华甚至凌驾于皇帝。

以上所见吝啬与奢侈的风潮，虽然看似相互对立，但无论蓄财也好、散财也罢，在聚敛钱财、满足一己私欲这点上，双方是共通的。正如冈崎文夫和谷川道雄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利己的私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导致“八王之乱”的要因。^[13] 不过，对于上述事实，笔者认为还有两点似颇具意味。首先，以吝啬或奢侈闻名的人物，大多是在政界或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抑或是政界内的旁观者、委身于权贵者等等，他们多数都遭遇了挫败。例如，任恺是晋武帝时代前半与贾充展开党争的人物。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任恺沉溺于饮酒、娱乐，专注美食，以此消磨时光。而石崇，则如下文所述，他在元康年间阿谀奉承权贵贾谧，以此处世。也就是说，吝啬、奢侈的行为，是这些人物将“公”的层面所遭遇的失败在“私”的层面，亦即家居生活的层面发泄出来。其次，斗富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娱乐，还是获取“豪”这一名声的手段。在东汉时代的地方社会中，就有地方豪族显现“轻财好施”的任侠精神。他们不忍见同乡穷困，于是散财救济，行赈恤之事。其结果是这些豪族在乡里中获得豪气的名声。反之，在西晋时代，与乡里社会疏离的都城贵族们相互间的奢侈斗富，正是为了获得名声而目的化、卑鄙化、扭曲化的行为。虽然都是外散家财，但东汉豪族基于“公”的立场所进行的“散施”，此时已转化为基于“私”的立场所进行的“散财”。(www.xing528.com)

言归正传，吝啬、奢侈、拜金主义的风潮不仅存在于晋惠帝、晋武帝时代。如果向前追溯，在曹魏时代、在东汉末宦官掌权的浊流时代，皆能够看到这一风潮。另一方面，这种风潮在魏晋时代时如暗流涌动，时如大河奔流。晋武帝即位后，虽然发布了提倡节俭的诏令，进而试图有意识地阻止这种导致国家灭亡的风潮，但最终，特别是在天下统一后，晋武帝即便自己不提倡奢靡，但至少默认、助长了这种风气。而到了晋惠帝时代，情况便完全放开了，拜金主义的浪潮愈发狂热。

回到“钱神论”的话题。就结构而言，批判拜金主义的《钱神论》由“司空公子”与“綦勿先生”这两个人物的议论组成。鲁褒将文章前半部分的主题设定为“币帛”，虚拟双方对赠送礼品、对在拜访贵人之际当携带何物来展开辩论，并将二者的对立意见公式化。例如，司空公子认为当以盛于“筐篚”的“币帛”拜访贵人，綦勿先生则主张携带用于“清谈”的“机神”，即钱财与智慧的对立。接着，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司空公子围绕着“钱”展开议论，将钱比作神仙，认为其无所不能。最终，司空公子的结论是作为金钱万能时代的处世之术，尤其是对官界中人而言，“币帛”——更直接地说——金钱的馈赠、贿赂是必不可少的。总而言之，《钱神论》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此拜金主义风靡的大背景下，官界公然横行、被戏称为“互市”的贿赂、请托之举。

通观西晋时代，众所周知的最大疑案，是平吴以前鬲县县令袁毅大肆贿赂朝臣一事。当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平吴后，晋武帝赴南郊行礼仪，结束后询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刘毅对云：“可方桓、灵。”晋武帝云：“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14] ，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答云：“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桓、灵）也。”桓帝、灵帝是汉末宦官掌权时在位的皇帝。当时，朝廷公然卖官，曹操之父曹嵩亦以一亿钱买得太尉一职。与之相对，晋武帝时代朝廷虽无卖官之举，但通过贿赂“私门”——即权贵之家获得希求官职的事情不绝其迹。刘毅借晋武帝的问话，对贿赂请托横行的现象加以批判。再如平吴功臣杜预，他在天下统一后继续驻留襄阳，同时不断向洛阳城中的“贵要”送礼。有人询问其缘由，杜预答云：“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对这一风潮，担任司隶校尉的傅玄、刘毅、傅咸等人展开了揭发、弹劾，于是“京师肃然”“贵游慑伏”，一时间官场清净，收到了效果。但这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时就有人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之策，在于废除孕育此类猎官活动的选举制度——即九品官人法。从曹魏时代的夏侯玄，到西晋时代的刘毅、卫瓘、李重、段灼、潘岳，不断有人对九品官人法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例如夏侯玄在上奏中提及，自九品官人法施行以来，健全的选举制度一直受到阻碍，过去是受到乡论、清议的阻碍，现在则是受到请托风气的阻碍。夏侯玄不仅批判当时的贿赂请托风气，也批判过往的乡论、清议。值得注意的是，夏侯玄批判的这两点，恰与《钱神论》中司空公子的“币帛”与綦勿先生的“清谈”相合。换言之，《钱神论》与一系列批判九品官人法的上奏，其实互为表里。《钱神论》的第一要义当然是批判拜金主义，然而，文章并未假托綦勿先生的视角对拜金主义的代言人——司空公子展开批判，而是对固执于清谈的綦勿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讽刺的形式亦对其进行批判。顺带一提，鲁褒为隐逸之士，而在《钱神论》中登场双方的姓名一个是司空公子——可理解为“管理（司）空”的公子；一个是綦勿先生，可理解为“穷极（綦）无”的先生，亦可说明鲁褒本文立足于老庄思想。^[15] 以上所见鲁褒撰作《钱神论》的思想立场，川胜义雄^[16] 曾有论及。鲁褒的思想，基本继承了汉末逸民群体对浊流与清流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