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辅政，卫瓘被杀

将话题回到元康元年（291）三月，壬寅日（十九日），朝廷征召身在许昌的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进其为太宰，与已致仕的太保卫瓘一同录尚书事，就任辅政大臣。同时，秦王司马柬进为大将军，东平王司马楙（义阳王司马望之子）进为抚军大将军，楚王司马玮进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下邳王司马晃进为尚书令，已进爵东安王的原东安公司马繇进为尚书左仆射。宗室诸王掌握了各文武要职。此外，贾后族兄贾模、从舅郭彰、外甥贾谧以及贾后一党的楚王司马玮、东安王司马繇皆参与朝政。

为获取人望，汝南王司马亮对诛灭杨骏有功者大加封赏，至督将侯者达一千零八十一人。司马亮太宰府的门前车水马龙，甚至填塞了道路。而另一方面，正如御史中丞傅咸所谏云：

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

有心者对于这种与杨骏做法相同的滥赏行为颇为担忧，对汝南王司马亮的态度，也由期望转变为失望。

而在此期间，第二场政变又拉开了帷幕。三月庚戌（二十七日），东安王司马繇被罢免官职，降爵为公，并以口出悖德之言为由被徙至带方郡。东安王司马繇失势的背景，在于司马繇、司马澹兄弟不和。东武公司马澹因为其弟司马繇名声在外，胜过自己，于是恨之如仇敌，不断向汝南王司马亮进谗言。此外，自政变开始后，由于司马繇独断专行、自为赏罚，司马亮本就与之不和，于是便接受了司马澹的诉请。不过，此事的背景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东安王司马繇在获得权势后，打算进一步废黜贾后。贾后一党对司马繇的这一动向亦颇为紧张。

东安王司马繇失势后，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最为戒备的是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少年果锐，强势有主见。司马亮、卫瓘则对司马玮性好杀人颇为厌恶，认为不可使之担当重任，谋划夺取其兵权，于是任命裴楷代替楚王司马玮担任北军中侯。裴楷听闻司马玮颇为愤怒，推辞不就。司马亮、卫瓘夺取兵权失败，于是想让楚王司马玮与其他宗室诸王一同返回封国，结果更是火上浇油，令司马玮大怒。在双方关系紧张之时，楚王司马玮开始反击。为司马玮所信任的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劝说其接近贾后。结果，楚王司马玮通过担任太子太傅一职留在了京师洛阳。此时，与卫瓘有私怨的岐盛与公孙宏通谋，通过已晋升为积弩将军的李肇矫称司马玮之命，向贾后报告汝南王司马朗与卫瓘阴谋废立晋惠帝。贾后曾与卫瓘之女竞争皇太子妃之位，晋惠帝曾经又险些因卫瓘而失去太子之位，双方早有宿怨。再加上贾后虽然肃清了作为心腹大患的杨太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但汝南王司马朗与卫瓘接替辅政也并不在其设想内。因此，贾后同意诛杀此二人。

六月，贾后令晋惠帝书手诏，云：“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楚）王宜宣诏，令淮南（王允）、长沙（王乂）、成都王（颖）屯宫诸门，废（汝南王亮）、（卫瓘）二公。”其夜，以宦官为使者，授手诏于楚王司马玮。司马玮欲上奏答复，使者制止云：“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楚王司马玮也意图利用此机会报复私怨，于是率领所统北军，并矫诏召集宿卫洛阳城内外的三十六军，告云：“二公潜图不轨，欲废陛下以绝武帝之祀。今辄奉诏，免二公官。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又矫诏云：“（汝南王司马）亮、（卫）瓘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于是派遣公孙宏、李肇等率兵包围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太宰府。

此时，在汝南王司马亮的府第中，帐下督李龙进言，云：“外有变，请拒之。”司马亮不许。很快，士兵登墙大呼。司马亮惊曰：“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但公孙宏等不许，催促士兵攻击。长史刘凖向司马亮进言，以为“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但司马亮依旧不许，于是为李肇所捕杀。据说，司马亮曾在被捕之际叹息：“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侍中、河清王司马遐（晋武帝之子）亦出发逮捕卫瓘。卫瓘左右怀疑诏书是伪造，建议先辨认真伪再说，但卫瓘不许。随司马遐而行的卫瓘故帐下督荣晦与之有私怨，于是逮捕卫瓘，又直接将其杀害。

在预期目标达成、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期间，岐盛劝说楚王司马玮以掌握的兵力诛杀贾氏及其姻亲郭氏，但楚王逡巡不决。恰逢天亮，太子少傅张华通过董猛向贾后建议，云：“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玮专杀之罪诛之。”贾后自己就曾经考虑除去楚王司马玮，张华之言正与之暗合。不过当时的问题在于，由于内外混乱，诸军无法辨别诏敕的真伪，而张华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提出将驺虞幡授予殿中将军王宫，向诸军打出，呼喊云：“楚王矫诏，勿听也！”所谓驺虞幡，《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晋制，有白虎幡、驺虞幡。白虎威猛主杀，故以督战；驺虞仁兽，故以解兵。”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则写道：“晋制最重驺虞幡，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慴伏而不敢动……他朝未见有用之者。”也就是说，驺虞幡本是用于战争中的一种旗帜，在皇帝想要停止本方战斗时，便打出该旗帜。而在非常时期，该旗帜则被用作传达皇帝旨意的一种手段。晋武帝司马炎素来重视军事，蜀汉灭亡后，他令陈勰习得诸葛亮兵法，从此开始采用白虎幡、驺虞幡来井然有序地指挥军队。^[6] 作为表达皇帝旨意的物品，驺虞幡能够为众人亲眼所见。在当时的状况下，张华想到利用驺虞幡，原因大概即在于此。而禁军将士一见驺虞幡，皆放下兵器逃走，司马玮左右无复一人。最终，被官军追捕、窘迫不知所为的楚王司马玮被执，送往廷尉处，六月乙丑（十三日）被斩首处死。据说，刑场上司马玮从怀中取出写于青纸上的诏敕，流泪展示给三公尚书（负责监刑的尚书）刘颂，云：“受诏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见申列。”同时，司马玮一党的公孙宏、岐盛也被夷三族。

经过了元康元年（291）三月、六月两次政变，首先外戚杨骏被杀、杨太后被幽禁，接着宗室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重臣卫瓘亦被杀。上述事件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是外戚杨氏与贾氏之间存在权力斗争，威权由杨氏转移到贾氏手中。原本自皇太子时代开始，昏庸的晋惠帝能否即位便有悬念。在毫无统治能力这一点上，晋惠帝与东汉时代的幼帝相同。因此，晋惠帝必须要有人监护，而杨太后与其父辅政大臣杨骏这一配置，与东汉时代太后、外戚辅佐幼帝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晋惠帝还有另一个事实上的监护人——贾后，她是这两次政变的主角。不过，由于贾后之父贾充已经亡故（太康三年，282），贾后亦无兄弟。因此，作为外戚的贾后族亲贾模、贾充继孙贾谧、出身贾后母家郭氏的郭彰等人并无法如杨骏那样手握绝对权力，这些人难以担当辅政之任。

第二，是楚王司马玮、东安公司马繇等宗室诸王积极地参与政变，尽管从结果来看，他们都为贾后所利用。此次政变中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就属于“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十多年后的永康元年（300），真正的“八王之乱”开始，而这次政变可以说是一次前哨战。对比这次政变与此后诸多政治斗争的过程，其中颇有共通之处，因此一般把此次政变视为“八王之乱”的开端。如果说“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的根基自我崩溃，那么，这种自我崩溃在晋武帝死后一年不到便开始了。新即位的晋惠帝统治期间的政治波澜也由此揭开序幕。此外，不仅是外戚杨骏，当初被晋武帝期望担任辅政、颇有声望的汝南王司马亮也死于这场政变。如此一来，便开始了以贾氏为中心的、没有辅政大臣的政治体制，这是晋武帝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第三，杨骏也好，汝南王司马亮也罢，都滥行封赏，或者说不得不滥行封赏。滥赏的对象主要是以二卫下辖的殿中武官为代表的武人。这种状况源自当初晋武帝对武官的重视。作为一种趋势，它也决定了政变的成败与否，并在此后的八王之乱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