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改元太康，施行占田制和户调式

随着咸宁六年（280）三月壬寅（十五日）孙皓的投降，自汉末董卓之乱以来，时隔九十年，终于又迎来了天下一统。此时，晋武帝达成了祖、父以来的夙愿，太平之世终于在万众期待中来临，人们都说着“天下无穷人”这样的贺词。四月乙酉（二十九日），晋武帝改元“太康”。五月庚寅（四日），正如序言中所写到的那样，举行了接见亡国之君孙皓的仪式。九月庚寅（六日），朝臣们恳请封禅，但因晋武帝固辞而未能实现。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在天下统一的基础上，迅速施行了两个政策：去州郡兵与实施户调式。这两个政策在某种层面上相互关联，展现了晋武帝理想中的国家形态。前一个政策，是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此外的州郡兵一律归农。当时，山涛、杜预对此政策就有议论，交州牧陶璜也以岭南地区情况特殊为由反对。而在此后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中，地方无力应对蜂拥而起的盗贼，州郡军备的废除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去州郡兵在后世饱受非难，认为它是一个居安而不思危的政策。不过，其中是非暂且不论。从晋武帝原本的意图来看，其着眼点是将州刺史（州牧）、郡太守从战时状态回归为和平时期的地方民政官员，并且地方上也不是全无军备。在外族入侵或盗贼蜂起时，主要由出镇长安、许昌、邺城等要冲之地的都督加以应对，如果情况更为严重，则出动洛阳的禁军。而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考察导致西晋灭亡的战乱原因，也不会将之归结于去州郡兵这一政策，反倒不如对两年后发生的事件加以更多关注。^[1] 而后一个政策，则是天下一统，亦即敌国孙吴不复存在以后，对国家土地制度及其对应的税制展开的新规定。这一土地制度，被称为占田制、课田制。占田制的对象是郡县掌握的编户民，也就是所谓的自耕农。根据规定，丁男^[2] 可申报七十亩土地并获得官方的认可，其妻为三十亩，共计一百亩，即一顷。而对于官员，根据官品高低，可占有比一般平民多出数十倍的土地。一品官为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官可占田十顷。课田制的对象是原来的屯田民。^[3] 自汉末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根据地许县开设屯田以来，该项制度一直存在。典农部所属——即政府直辖的民屯集中于许昌（原许县）、邺、洛阳、长安等曹魏五都的郊外。另一方面，军屯主要散布在邻近对吴、对蜀作战前线的淮河流域、关中、陇西等地。军屯废除于魏晋革命之际，民屯的废止则在平定孙吴以后。根据课田制的规定，国家将土地分给原国有土地的佃农，即原屯田民，丁男五十亩，次丁男^[4] 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www.xing528.com)

在赋税方面，对于一般编户民，需要交纳租^[5] 与调^[6] 。西晋的土地、户调制度，成为此后作为律令制基础的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原型。从这些制度与屯田废止所具有的关联可知，它们是西晋王朝从战时体制转向日常体制的一环。就此点而言，这两种制度与去州郡兵的意图是相同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如川胜义雄所言，户调式实际反映了晋王朝的统治理念。课田制所规定的国家与课田民的关系对应着贵族、豪族与佃客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一层面，国家与贵族、豪族具有相同的构造。而从官僚的占田规定中，也可以窥见魏晋时代的贵族与豪族自我限制的精神。在户调式中，阶级支配关系与共同体关系是共存的。由汉魏革命时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与户调式展现出的魏晋国家，正是贵族制社会国家的一种表现。以上川胜氏对魏晋时代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所展开的分析，可谓既宏观，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