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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及辅政大臣曹爽的权力冲突

更新时间:2025-01-17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辅政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同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给予文武大权。司马懿升任太傅一事,是由曹爽的亲信丁谧策划的,表面上抬高司马懿的地位,但实际意图是剥夺其实权。不过,此时的曹爽与司马懿尚未公开对立。此事来自曹爽党羽邓飏、李胜的建议,目的是为了让曹爽获得巨大名望。至此,伐蜀远征以失败告终,不仅损失诸多士兵,还使得关中疲敝,曹爽反而威望扫地。曹爽不听从司马懿的劝告,固执己见,最终导致失败。

景初三年(239)正月丁亥(一日),明帝去世,刚被立为皇太子的齐王(废帝)曹芳当日即位,年仅八岁。郭皇后称皇太后,不久移居永宁宫。辅政大臣曹爽与司马懿同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给予文武大权。曾在明帝即位之初担任辅政大臣的曹真死于太和五年(231),陈群死于青龙四年(236),曹魏王朝的佐命功臣大多故去。此时的司马懿虽已六十一岁,迎来了还历之年[28] ,但仍然守护在年轻的“贵戚”曹爽与幼帝曹芳的身边。西晋元康年间(291—300)《晋史》开始编纂时,怎样确定晋王朝的开端成为问题。当时有三种提案:一是“泰始”起元,即魏晋禅让,晋王朝成立之际;一是“嘉平”起元,即司马懿通过政变诛杀曹爽、掌握实权之际;一是“正始”,即司马懿就任曹芳的辅政大臣之际。可见在一部分人的认识中,正始年间是晋王朝成立的第一步。此后,曹爽与司马懿各领兵三千,轮流宿卫殿中。在新体制下,根据先帝(魏明帝)的遗诏与嘱托,首先中止了宫殿的营造。除了减轻人民负担这样的现实理由之外,也是为了向外界展现告别明帝时代的政治态度。二月丁丑(二十一日),司马懿由三公之一的太尉进位为上公太傅。同时曹爽之弟曹羲任中领军,曹训任武卫将军,曹彦任散骑常侍、侍讲。司马懿升任太傅一事,是由曹爽的亲信丁谧策划的,表面上抬高司马懿的地位,但实际意图是剥夺其实权。不过,此时的曹爽与司马懿尚未公开对立。而到了正始年间(240—249)的后半,双方的斗争变得越发激烈。

正始年间前期,司马懿主要将精力放在对孙吴作战方面。正始二年(241),孙吴横跨东、西两端发动攻势,为了加以应对,司马懿亲自赶赴樊城救援。樊城与襄阳城隔沔水(汉水)而立,此前曾被关羽围攻。正始四年(243),孙吴诸葛恪率兵进驻皖县(今安徽省潜山县),试图攻打寿春。为此,司马懿又亲赴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邓艾依实地考察所提出的迫切建议——《济河论》,司马懿在淮北大规模地设置军屯,推动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等水道的开凿,并且在洛阳、寿春之间的淮北地区设立粮仓,以便利水运。[29] 这不仅是为了抵御孙吴的攻势,也是为将来的伐吴战役作准备。

《郛休碑》拓片

司马懿专心于对吴作战,相应的,正始五年(244)三月,曹爽则决定展开讨伐蜀汉的远征。此事来自曹爽党羽邓飏、李胜的建议,目的是为了让曹爽获得巨大名望。对曹爽而言,其父曹真曾于太和四年(230)讨伐蜀汉,最终因大雨连绵失败而归。因此,他对伐蜀一事也有一层特殊的感情。尽管司马懿反对伐蜀,曹爽仍然率领十余万大军由洛阳进发,在长安与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的夏侯玄会合,自骆谷道进入汉中。而蜀汉方面,汉中驻军不满三万,其中一半集结于兴势坂(成固县以北)。在曹魏军队为兴势坂的蜀军所阻挡之际,蒋琬、费祎则分别率领大军自涪县、成都相继进入汉中。于是,当年五月,曹魏军队开始由骆谷道撤退,结果又遭遇费祎的追击,部众离散。至此,伐蜀远征以失败告终,不仅损失诸多士兵,还使得关中疲敝,曹爽反而威望扫地。颇具意味的是,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也参与了此次战役,以征蜀将军之职担任夏侯玄的副官。对于该事的意义,存在形形色色的解释。实际上,司马懿虽然反对伐蜀,但大概是考虑到如果曹爽伐蜀成功的话,司马昭的随行可以保证司马氏有一定的发言权。又或者如同后面所叙述的那样,这是确保与曹爽一派维持均势的某种手段。又,当时担任司马昭征蜀将军司马的人物名为郛休(又名郭休),文中图片就是郛休碑的拓本。碑文上刻有“以君为使持节、征蜀将军司马”的字样。

以曹爽伐蜀为转折,正始年间的后半,曹爽与司马懿事事对立。曹爽不听从司马懿的劝告,固执己见,最终导致失败。这类模式化的叙事,一直持续到正始八年(247)的五月,司马懿因病归宅不出。《晋书·宣帝纪》当然是站在胜利者司马氏的角度上对史料进行了修饰,但仍然能够看出曹爽在辅政之初将年龄、地位都高于自己的司马懿视若父辈,事事皆加以咨询,并未有独断专行之举。当然,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曹爽首先任命诸弟担任宿卫、近侍要职,此外还与明帝时代被贴上“浮华”的标签、为朝廷所排斥的名士进行交往,对他们进行拔擢。这些人物的中心,是有着“台(尚书台)中三狗”名号的丁谧、邓飏、何晏以及司隶校尉毕轨、河南尹李胜。前三人皆于正始五年(244)任尚书,其中何晏为掌管选举的吏部尚书。丁谧,父丁斐,为曹操的同乡。作为功臣之子,丁谧颇为曹操所喜爱,与曹爽亦关系亲密。曹爽辅政后,便拔擢丁谧为散骑常侍,随后迁任尚书。邓飏为汉代名臣邓禹的后代,少年时代便名扬京师。尽管他在魏明帝时代受到排斥,但进入正始年间以后,历任颍川太守、大将军(曹爽)长史、侍中、尚书等职。何晏为后汉时代外戚何进之孙,与秦朗类似,其母尹氏为曹操所纳,故自幼为曹操所养育。由于厌恶何晏的性格,曹丕蔑称其为“假子”。何晏之妻是曹操之女金乡公主,因此他也属于“贵戚”中的一员。正始年间,其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诸职。任职吏部期间,何晏推举了贾充、裴秀等人。同时,他还是“正始之音”——即当时清谈界的核心人物,终日化妆敷粉,服用五石散[30]

清谈的主题,是人物评价与哲学相关话题,具体说来,如“才(才能)”与“性(德行)”之间的关系,有“同、异、合、离”,即两者相同、相异、相合、相离,这类兼有人物评鉴与哲学的问题就属于清谈讨论的对象。钟会的《才性四本论》是对这些议论进行整理的相关著作。而在哲学方面,与旧有的儒学相对,老庄思想——或者更严谨一点儿地说——玄学比较流行。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对儒学的否定,例如何晏一方面撰写《道论》《德论》,对《老子》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又注释《论语》,著有《论语集解》。除此之外,关于“正始之音”的代表性思想家、撰著《老子注》《周易注》的少年王弼,还有一则逸事。王弼十多岁时,曾经去拜访裴徽。裴徽问云:“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本源)也,然圣人(孔子)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答云:“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可见较之老子、庄子,王弼给予孔子的评价更高。不过,以上论点都是基于儒学玄学化的立场,以“无”“自然”为本,以“有”“名教(儒学)”为末,这终究不能为旧有的儒学之士所认可。此外,“正始之音”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夏侯玄作为曹爽的表兄,与之关系亲密。在当时的朝堂上,关于是否要恢复肉刑,人们议论纷纷。就这一话题,夏侯玄则引入教育刑的概念,从纯粹的法律哲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此外,他还对九品官人法展开了批判。(www.xing528.com)

《周易》王弼注书影

《论语集解》书影

回到曹爽与司马懿相互争斗的话题。表面来看,曹爽一派展开了积极的攻势,司马懿则处于守势。但可以想象,在背地里,双方有着激烈的竞争。比方说当时的中领军为曹爽之弟曹羲,相对应的,中护军则为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两派在官界各有势力,正是双方势均力敌的结果。

在此期间,司马懿之妻张春华于正始八年(247)四月去世,终年五十九岁,遗体被葬于高原陵附近。[31] 五月,司马懿告病,不再参与政治。在缓和的气氛之下,曹爽公然骄奢淫逸起来,例如将后宫才人(女官)纳入宅邸,建造窟室(地下室)、四壁嵌入华美纹饰,并于窟室中与何晏纵酒狂饮。不过,曹爽等人怀疑司马懿是装病,心中仍有一丝不安。

正始九年(248)冬,曹爽一党的河南尹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即将离开洛阳赴任。李胜借机向司马懿辞行,一探虚实。司马懿也使出了这辈子只此一次的精湛演技来应付李胜。在两侧各一位婢女的搀扶下,司马懿登场,手持衣物却不慎滑落。司马懿又手指嘴巴,云口渴。侍女奉粥而上,但司马懿却无法端稳杯子饮用,粥汁散落,沾湿胸前。李胜云:“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司马懿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李胜云:“当还忝本州[32] ,非并州。”[33] 依然听错的司马懿又答云:“君方到并州。”李胜又再次回答道:“当忝荆州。”听懂些许意思的司马懿这才回答道:“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勋!”李胜被司马懿以假乱真的演技诓骗,告退后随即向曹爽报告,云:“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如此,曹爽一党对司马懿放松了警戒。司马懿则反之着手谋划对曹爽的政变,起事的日子一天天地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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