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艺术观念：学术新风气与复古流行

如果说傅山等人在艺术上的表现，其行为若只具有个体特征的话，那么这个反思的时代下所倡导的复古运动在学术思想及艺术观念中均有普遍的显现。也就是说这股复古思潮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活动中也呈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风气。当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和艺术家们想重建易代之际的社会文化秩序时，回归和追溯古代儒家典籍、学术论著的本来面目，便成为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们迫在眉睫之事。因为只有还原于经典，准确掌握经典解释权之时，文人们所要重建的社会秩序才能找到思想和实践中的理论依据。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顾炎武所说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56]或李渔所期待的“归正风俗、警惕人心”^[57]的这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从而完成中国文人生命的价值追求。所以如上文所述，易代之际的整个学风即是以还原经典的复古方式从而达到由虚转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的兴起，而逐步成为新的学术风气备受文人们关注。因为这些学问都是对历史原典的追寻，也可以说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和对过去的感受力将过去的形象延续至今”^[58]。所以也就更加促使复古艺术思潮的洪流再起。

首先，音韵学作为古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广义上的语言学范畴，是以汉语语音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其早在宋代就已经被学术界所关注，虽然历代都有学者不断为这些文献注疏，但历经数千年悠久历史而辗转流传的经典著述，却依然存在许多佚失或误读的现象。但是随着易代之际学者们对历史典籍的重视和这些现象的出现就使得音韵学成为研究经史的必然途径。亦如顾炎武所说：“读九经自考文史，考文史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59]乃至于发出“经之与韵，本无二也”^[60]的断言与感叹，由此即可见经史研究与音韵学的密切关系。所以作为音韵学的前驱者顾炎武尝言“某至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61]。其在宋代《韵补》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完成了《韵补正》；又在对《诗经》等古代典籍中的用韵规律进行研究而完成《音学五书》；还将存世最早的一部宋代韵书《广韵》进行翻刻，等等。这些成果都是顾炎武对音韵学的贡献所在，而易代之际众多文人及学者对于这一学科也都是充满兴趣的。如潘耒著《类音》、李因笃著《古今韵考》，阎若璩等不少文人也都曾致力于此类学问。

音韵学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艺术的诸多方面。如书画家傅山的书作中时常征引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玉篇》《广雅》《干禄字书》《一切静音义》《广韵》《集韵》《隶释》《篇海》《韵会举要小补》《洪武正韵》”^[62]诸多音韵学的著作，也常与当时的诸多学者一起探讨关于音韵学的知识。而李渔则在《闲情偶寄》中极为深刻地论述了音韵学在戏曲等艺术中的重要性，尤其在《词曲部》中以《音律第三》题对戏曲词曲创作中音律的使用作了详细论述，在其中议论道：

今置散体弗论，而论其分股、限字与调声叶律者。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先破后承，始开终结，内分八股，股股相对，绳墨不为不严矣；然其股法、句法、长短由人，未尝限之以数，虽严而不谓之严也。限字则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语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声，对必同心，意难合掌，矩度不为不肃矣；然止限以数，未定以位，止限以声，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尝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尝不可，虽肃而实未尝肃也。调声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则诗中之近体是已。起句五言，则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则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韵，则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则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第三、第四又复颠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则七言之句不来矣；起句用某韵，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则拈得平声之韵，上去入三声之韵，皆可置之不问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语，再无变更，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辙，保无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适从矣。是其苛犹未甚，密犹未至也。^[63]

从其论述中不难看出，这一学问被易代之际的文人和艺术家们注重时，便对艺术的创作和观念起到很大影响。李渔也发出“此等苛法，尽勾磨人”的感叹，并认为戏曲创作“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如莲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橘中，始为盘根错节之才，八面玲珑之笔，寿名千古，衾影何惭！”^[64]由此可见，音韵学的兴起对易代之际的学术及艺术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便使得艺术创作逐步向求实和复古的方向发展。

其次，就是金石学的兴起。所谓金石学是指“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65]《吕氏春秋·求人篇》就说夏禹的“功绩铭于金石”，可见“金石”一词出现得很早。而作为金石学早在汉代就已经萌芽，至宋代时又曾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有学者就称“宋代的欧阳修，应该被归为金石学的创始人”^[66]。这即标志着金石学在宋代通过欧阳修等人的关注，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这一学问却在元明两代又逐渐开始呈现衰落之势。直至明清易代之际文人们又再次对金石学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和高度关注。因为“金石是古人铭刻功绩的素材，从汉代直到清代，两千年间，我们有了大量的石刻，它的内容不但记述政治人物的功绩，还有许多历史和社会史料”^[67]。所以，作为保存记录这些经典古籍的金石器皿、钟鼎、碑刻、石刻、拓本等的古代文物自然就成为此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由此金石学也便在此时随着复古与实学思潮兴起而逐渐兴盛起来。

顾炎武亦在此学问中有很大贡献，其最重要的一部金石学著作《金石文字记》凡六卷，对清代以来金石学有重要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曰 “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68]。足见其在易代之际金石学发展中的影响力。其在《金石文字记·序》中的论述，时常被学术界引来论证此时学者们对于金石学研究的热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之具体情形，如其道：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69]

如文中所言，顾炎武二十年间曾一度周游天下，访求古人金石之文。其所到之处遍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域，这些地区因为有诸多历史遗迹，而成为颇具魅力的金石文化区域，吸引着顾炎武以及诸多金石学家。而他们所到之处与其所交往的文人墨客也大都是对于金石学充满热情之人，顾氏自己在《金石文字记》中也讲述了和朱彝尊、王弘撰等人的金石交游。如常年身处关中一带的大儒王弘撰（1622—1702）就曾与游学至陕西的顾炎武有密切接触。梁启超和钱穆先生都在各自的著作《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多处提到顾炎武与王弘撰等人的交游与金石学研究。^[70]而王弘撰又受年长于自己的关中金石学家郭宗昌（？—1652）^[71]很大影响，不仅自己收集众多的金石资料，遍访了诸多遗迹，完成其金石学相关的著作《砥斋题跋》，而且还曾在扬州刊刻出版了郭宗昌的《金石史》。这些现象都标志着金石学日益成为易代之际文人所关注的主流学术领域。而此时其他文人也在像顾炎武一样不遗余力地参与到金石学的活动与研究之中。再如朱彝尊（1629—1709）的《曝书亭集》中就以六卷《曝书亭金石跋尾》来研究金石文字之学；曹溶（1613—1685）的《金石表》、林侗（1627—1714）的《来斋金石石刻考略》、叶奕苞（1629—1686）的《金石录补》、阎若璩（1638—1704）的《困学纪闻笺》等等，一时间诸多的文人都纷纷参与到这一学问的研究与实践之中，形成规模空前的金石学运动。

如果说文人士大夫们对于金石学的关注，其动力更多来自于典籍的历史史料价值的话，那么具有艺术家特征或身份的世人对于金石学的热爱与研究，较之于学者们更具有艺术性的特征。比如易代之际的文人们对诸多汉代碑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如周亮工（1612—1672）就曾经表述过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对于易代之际书法艺术的影响：

仆每言天地间有绝异事，汉隶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汉隶绝矣。明文衡山（文徵明）诸君稍振之，然方板可厌，何尝梦见汉人一笔。《郃阳碑》近今始出，人因《郃阳》而知崇重《礼器》，是天留汉隶一线，至今日始显也。^[72]

正如周亮工所言，汉隶至宋元就已经呈现“绝矣”之势，作为明中期的代表书家文徵明的隶书也是犯“方板”之病，而随着《郃阳碑》^[73]的出土和拓本的广泛流传，汉代《礼器碑》也逐渐受到重视，才使得汉隶开始复兴。所以汉隶复兴的过程即是伴随着金石学日益兴盛的过程。或者亦可以说，易代之际在书画艺术上的大转变，诸如碑学运动的萌发、访碑运动的发展、碑学审美观念流行和金石书画创作风气突显等等，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金石学的兴盛对于艺术的巨大影响。当然，受这一学术风气之影响下的艺术也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特征，作为其具体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论述，在此就不赘述。总之，随着这一复古和崇实思潮的流行，金石学不但逐步兴盛，而且也成为影响社会文化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www.xing528.com)

另外一个逐步受世人关注的学问是考据学。考据学是伴随着音韵学和金石学的研究所形成的以关注考证为主的学问。因为不论金石学还是音韵学，其研究目的即是要回归到原典本身，但在此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和态度即和考据学密切相关。顾炎武在《音论》中就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这就可看出考证学与其他学问之间的密切关系。亦如梁启超之评价：“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74]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劄记》等均是关于此类学问的著述。当世人们开始更加关切历史典籍的原典性时，只有通过考证这一途径才能获得正确可靠的认识，这也就促使了考据学的日益兴盛。并且随着考据学日益盛行，对这一学问的运用也逐步成为衡量一位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所以一时间不论是历史的经典，还是近代的学术权威之作，都成为世人考证的对象。如我们在上文已引用过的顾炎武批评明末赵宧光的《说文长笺》的很多疏漏，曰：

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宧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衿”为淫奔之诗，而谓“衿”即“衾”。（诗中元有“衾”字：“抱衾与稠”、“锦衾烂兮”）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亐□’”。（“兕”下）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后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75]

作为学者的顾炎武对赵宧光《说文长笺》的批评结论，即是考据学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由于运用考据学的基本知识反过来对明末以来学术“喜新尚异”的风气进行有力抨击，从而使学术风气进一步朝复古崇实的方向发展。再如阎若璩就对自宋代欧阳修的金石学著作《金石录》评论道：

余尝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先生闻之曰：“子得毋以刘原父有好个欧九之云，从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实亲验之《集古录》跋尾。”^[76]

欧阳修以《金石录》闻名且被历代文人所推崇，而阎若璩却说其存在“学殖之陋”，并认为自己所言是极有根据的，这也反映出考证之风的盛行。所以此时的学者们在学术上都表现出极其慎重的态度，以至于顾炎武给友人的信中就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77]表现出对学术的高度负责和谨慎的态度。

当然考据学的兴起不仅使得整个易代之际的学术氛围具有复古和崇实的基本特征，也势必影响着艺术观念与创作。明末文人凌濛初辑成的《南音三籁》是一部戏曲学著作，虽然对明末以来的文学戏曲有重要作用。但因“奈岁久残阙，淫词杂出，鲁鱼亥豕，无从考证”^[78]，幔亭袁氏园客就对其考证重新刊刻出版，易代之际的戏曲大家袁于令就为其作序，评价了袁园客对《南音三籁》考证的重要作用与积极意义，如其曰：

不意后之作者，率意填词，动辄旁犯，淆乱正阕，形之讴歌，相习传讹，巧为赠腔，任其出入，几使排（牌）名莫定，板逗无準，而词曲遂不可矣……三籁一书，定于即空观主人之手。词不轻选，板不轻逗，句有赠字，调无赘板，能使作者不伤于法，读者不越乎规，有功于声教不浅矣……吾犹子园客，留心音律，苦志辨讹，搜拾遗编，裁断己意，私淑前人，重付梨棗，不特有功于习者，并亦有功于作者矣。^[79]

在袁园客的邀请下，文人李玉也为其作《南音三籁序》，其中也认为随着凌濛初原书的佚失和辗转的错误，遂使原作成“广陵散”矣，所以他也对重新考证此本的袁园客大加赞赏，称自己不敢拒绝袁氏的邀请，所以为其题序。观其所言，就看出考证对戏曲创作的重要影响：

三籁分天、地、人三册，时曲、戏曲，尽属撷精掇华。而其间句有乖劣，字有舛谬，亥豕鲁鱼，悉为考正，较讎板眼，的有正传。真词家之津筏，而歌客之金鎞也……填词染翰之馀，取三籁旧本再加考订，必使字句板眼更无一讹……^[80]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为主的学问，在易代之际已逐步成为学术的主流而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并且也开辟了清代以来的学术新风气。而这些学问或新的风气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对古代经典的重视或依恋之上的。这种依恋是一种理智上的恋情或爱。处在过去的形象和摹本之中，处在文献和被发现的文物之中，并置身于后人所刻画的过去之中，能带来一种精神安慰和情感上的欣快。对那些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人来说，过去是一个避难所。^[81]上述几类学问的盛行，都是以古代典籍、文物、石刻为途径而达到“兴复古学”的目的的。所以此时学风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即是复古思潮的流行。如梁启超所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发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82]因此，易代之际的复古艺术思潮又因时代因素，表现出“以复古为解放”的基本特征，成为明末清初艺术观念嬗变中的重要阶段，传承并启发着艺术史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