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艺术观念：探究遗民的进退维谷之境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不久清兵又入主中原，开始了清王朝的统治。在这“甲申之变”的客观时势情形之下，原本身为明王朝的臣民，经此骤然巨变遂成为入清之“遗民”。易代之际“遗民”身份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而客观存在，作为“遗民现象”的诸多问题固然是错综复杂的，它是作为中国传统士人与所处时代政治之间的一种关系形式，其在生活方式、价值态度上有着广泛的普遍性。^[98]但此处所论的遗民，则是指出生在明代并有着明代臣民身份，又经历易代之后继续生活在清朝的人。当然在这类人群之中，由于个人的政治倾向和人生价值的不同，其生活状态并非都有着“遗”或“逸”的特征。所以，此处所论是广义的“遗民”。明末清初的遗民数量在历史上远过于宋末元初，如此大规模的遗民人群对社会的影响和意义自是不容忽视的。如遗民屈大均（1630—1696）所认为的“心存则天下存”代表了遗民在道德上的普遍意义。王夫之则认为遗民重要意义是保存故国文献，其在《读通鉴论》卷十五中曰：“士生礼崩乐圮之世，而处偏远之乡，珍重遗文以须求旧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即所谓“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这些都表达了遗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与意义。处在这一时期的文人或艺术家也和大多数遗民一样处在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生活状态，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人和社会的艺术现象。

明清易代之后的文人和艺术家，虽然同有“遗民”的身份，但在面对故国与新朝之间都会因个体的选择，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然而仅从是否与清朝政府合作的角度来看，也无非有入世或隐逸的态度之别，表现出合作或抗拒的具体差别。这也被视为“忠义”与否的体现。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遂有大部分的遗民，都以出世的态度观照当下生活，他们大都以逃禅、隐逸等方式生活着。当然不论以何种方式出世，都是世人在个人生死和道德之间的矛盾选择与尴尬处境的体现。明清之际的文人张岱就在《自为墓志铭》中感叹：“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生。”^[99]这种心态实则也是此时大部分世人处境的写照。

首先，由上文所述明末文人和艺术家的生活状况可知，“逃禅”已不仅仅是遗民者用来逃避现实的方法，在易代之际，逃禅已成遗民群体的风气。因为除了禅道本身的精神魅力和宗教意义之外，逃禅可以身着僧衣，不仅避免和清廷在“剃发令”等外形上的正面冲突，更能隐姓埋名，暂得安定之所。如此时文人陈确（1604—1677）就在其《陈确集》之《佛道》中感慨道：“今不独夷狄，即吾中国，亦何处无寺？何人非僧？虽曰中华即是佛国，奚为不可。”当然众多的逃禅者，虽说其原因和目的或各有不同，但也难以脱离大的环境而论。如以书法家、画家著称的傅山（1607—1684）明亡之前就身着黄冠与僧衣道袍，虽与其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有关，但至清初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特科考试时，傅山再三推辞不愿赴试，最终在迫不得已之下临近北京城而拒绝入城，如其所愿的未参加考试。并在此时写下了许多关于死亡的诗，表达了清廷若逼迫则以死殉节的态度。足以可见，傅山常游走在佛道之间，与当时的社会情境有密切关系。再从傅山书画作品的前后变化来看，其生活理想和政治态度对其艺术创作产生着巨大影响。再如书画家陈洪绶（1598—1652），1646年清兵入浙东，陈洪绶悲痛不已，但没有像师友刘宗周、祁豸佳一样以身殉国，后避难绍兴云门寺，便削发为僧，自称悔僧、云门僧，改号悔迟、老迟，意为对往事的忏悔，认为一切皆应悔过，表达了他对明晚朝覆灭内心深处的负罪感。但曾自云：“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又可看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以逃禅的方式来应对社会环境的无奈之举。还有，以逃禅方式生活的艺术家中清初画坛的四僧最为人熟知。四僧之中以弘仁（1610—1664）出生最早，原名江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安徽人。明亡之际清兵入歙，遂即辗转闽地，参加抗清。1646年明唐王败，于是从建阳古航禅师为僧，法名弘仁，字渐江。后半生常云游于武夷、黄山、雁荡等大好河山之间，以书画笔墨聊寄余生。髡残（1612—1692，一作1671后？）俗姓刘，易代之际投身于反清武装斗争，反清斗争失利后随即出家为僧，具有强烈的遗民性格，一生多次拜谒明孝陵和北京明陵。朱耷（1626—1705），明朝宁王朱权的后裔，曾袭封为辅国中尉。明亡后，随即落发为僧，后又为道士，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驴等，一生对明亡痛之于心。据邵长蘅《碑传集》卷126之《八大山人传》记载：“一日，忽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饮益甚。或招之饮，则缩项抚掌，笑声哑哑然；又喜为藏钩拇阵之戏，赌酒胜，则笑哑哑，数负，则拳胜者背，笑愈哑哑不可止。醉则往往欷歔泣下……”由此亦可理解，其落款常作“哭之笑之”和诗中所言“无聊笑哭漫流传”背后，八大山人此时处境的尴尬与无奈。石涛（1642—1707）^[100]本名朱若极，先祖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子，从十世祖朱赞仪起袭靖江王，父享嘉在1645年参与南明统治政权内部斗争，被唐王以并非“天支正朔”为由发至福建囚死，很小的时候朱若极就被内官送往广西全州，后来内官为避难求生遂带朱若极一起出家为僧。出家后朱若极法名原济，字石涛，又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石涛的出家就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从石涛后来拜师于受康熙帝奉赐的本月禅师，再到最后的迎驾康熙帝，及主动到京城求取功名等行为，都集中体现石涛出家并非己愿的矛盾心理。如画家戴本孝赠石涛诗曰：“出世既黄蘖，全身复苦瓜。祖宗恩果大，兵火劫难遮。”^[101]除了这些人们熟知的艺术家以外，以逃禅的方式逃避清廷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普荷（1593—1683），本名唐泰，字大耒，云南人。为董其昌门生，明亡后，遂出家为僧，法名普荷，号担当。居住在鸡足山，专心于佛事与书画。万寿祺（1603—1652），书画家，字年少，又字介若，世称年少先生，江苏徐州人。1645年（弘光二年，顺治二年），清兵渡江，万寿祺在苏州附近举兵抗清，后义师溃败，万寿祺被困，几经周折后才获救。1646年春，万寿祺易僧服，托迹于佛门。归庄（1613—1673），书画家，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又自号归藏、归来乎、悬弓、园公、鏖鏊钜山人、逸群公子等，昆山人。明亡，曾一度参加抗清，败后逃亡他乡，未几，潜返乡里，削发为僧，称普明头陀。等等，这类在个人追求和形势所迫之下出家为僧，以逃禅论道的艺术家还很多，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

其次，除以参禅论道的方式达到逃避乱世之外，还有并未身着僧衣而隐者。这些所谓的隐者，实际上就是用各种方式，达到既不与清廷合作以保持道德上的贞洁，又能明哲保身聊寄此生。他们要么身居土室，要么归隐山林。也有学者称明清之际遗民作宦、力田、处馆、入幕，还有卖文、行医、占卜以至于商贾等等都成为他们具体的“谋生手段”。^[102]

这类艺术家诸如书画家龚贤（1618—1689），一名岂贤，字半千。明亡后一直漂流不定，和许多遗民有着深厚友谊，先后在扬州、海安和南京等地隐居，后在南京清凉山“半亩园”隐居以书画为伴。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无闷道人。早年就无心仕途，入清后更多潜心于诗文书画，擅长山水，被推为姑熟派代表。项圣谟（1597—1658），字孔彰，号易庵。是大藏家项元汴之孙，入清后不与清廷合作多以卖画为生。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以书法名世。明洪武间祖父一辈迁至金陵。为名医郑之彦次子，深得家传医学，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工书，雅好文艺，善收藏碑刻，尤喜汉碑。这类艺术家大都将明朝灭亡的悔恨寄托于诗文书画上，在某种意义上与当时的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一样，是虽“遗”而“不忘世”的，他们不愿放弃作为儒士的使命和担当，继续以隐的方式来关注民生民情，心系天下。如顾炎武在《顾亭林诗文集》之《与友人书》中所说“百姓之病，亦儒者所难忘”，可见这类遗民艺术家们，其生活状态可谓徘徊在“隐”与“不隐”之间，其内心自然是尴尬与无奈的。因为对于清廷政治而言，他们是隐者，但于历史而言他们依然有着各自的文化贡献与意义。(www.xing528.com)

另外，在广义的遗民概念所指中，也有一部分文人或艺术家并未像狭义的遗民那样选择“不仕新朝”，而这类艺术家他们在明亡之后继续仕清。因为这类遗民从儒家道德要求的层面有“失节”之嫌，所以历来被称之为“贰臣”。他们虽为“贰臣”但是却在明末清初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共同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景观。这一类艺术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书法名世的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年间任南京礼部尚书。在1645年时任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在降清的明朝官员中属于职务最高者之一。作为明朝的内阁成员，他与赵之龙、钱谦益一道率数百官员在南京开城迎接清军及其首领多铎。其投降的行为据《福王本末》记载：“里下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王铎、方拱乾之肉。及弘光遁，铎为市民所执，詈其误国，众手交加，须发立尽。”可见民众对王铎的憎恶，而王铎本人的后半生也似乎难以逃脱“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影响。他降清后受到多铎赏识在清廷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弘文院等事，后又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并加太子太保，晋少保。可谓虽跨越明清两朝，却担任同等高位的官爵，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但是仕清的王铎，并未能全身心地与清廷合作，自己也并不完全受到满族官员的欢迎与认可，故而时常在诗文中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因此在乾隆年间以“铎事明福王为大学士，后事本朝，大节有亏”之故，被夺谥而禁毁其书。后人编撰《清史稿》时也将王铎列入《贰臣传》。王铎的生存境遇，虽仕清并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但仍然在道德标准和现实生活两者之间徘徊不定、进退两难。和王铎一道降清的文人、书法家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其本为明万历三十八年之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后又官至南明弘光礼部尚书。降清后其待遇和王铎相同，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并充明史馆副总裁。仕清不久也和王铎一样因“贰臣”身份，遭到清廷的不信任和冷落，在职时间不长即以疾病为由告请回乡，从此以文辞翰墨行于世，过着内心矛盾与无奈的生活。而史称“清初四大家”之首的王时敏（1592—1680），祖父是万历间首辅王锡爵，其自幼就受到董其昌、陈继儒的赏识，崇祯年间就任太常寺少卿。易代之际竟率太仓百姓开城迎降，后来也命其子、其孙科举入清廷，此举也成为评说其人生上的污点，给王时敏的生活也带来很多麻烦，遂晚年躲进书斋专心于诗文书画。

在戏曲界“贰臣”身份还有谢国（约万历初年—1645），初为万历武科状元，1645年又以中府都督佥事招抚广西，加都督兼右都御史。袁于令（1592—1674），清兵南下，袁于令却作降表文，并被清廷任命为荆州知府。丁耀亢（1599—1669），虽然其家很早就遭到清兵破祸，然而危难之际却投身清廷，任官至福建惠安知县。虽创作了一些代表清朝统治者政治态度的戏剧作品，但其身处无奈的感受也在其作品中不无显现。吴伟业（1609—1671），不仅擅长书画，更有戏剧著作传世。入清后，被迫入仕清廷，授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其作品《秣陵春》《通天台》《临春阁》无不显示出作者对亡国之痛和内心矛盾与无奈之情。

另外还有学者、书画家如孙承泽（1593—1676）、周亮工（1612—1672）、龚鼎孳（1615—1674），以及戏剧家尤侗（1618—1704）、嵇永仁（1627—1676）、龙燮（1640—1697）等等，他们都是出生在明代，有着“贰臣”身份的艺术家，而且他们进退维谷的生活状态也可以说和“贰臣”身份有着密切联系。

总之，随着明清的易代，明末文人和艺术家随之成了“遗民”。他们面对新朝，却因个体差异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但是不论他们逃禅、隐居，还是继续入仕清朝，他们的内心无不充满对故国的感叹和眷恋，而生活中也无时无刻不充满矛盾与尴尬。这样进退维谷的人生境遇几乎是伴随着明清易代的每个人而作为普遍现象存在的，这种广泛的遗民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明末清初的艺术中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