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游末世的生活态度-明末清初艺术观念

由于明末统治者的荒怠遗政和社会的世风大变，越来越多的文人及艺术家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转而寻求自我内心世界的慰藉与解脱，一时间世人纷纷开始过着不问世事、醉生梦死的悠游末世之生活，或归隐山林，或游戏人生，或参禅论道，其悠游末世的生活态度，预示着大明王朝日益崩溃。在这样的生活态度下，士人们不再专一于以往的儒家之学，逐渐以自我为核心，大都表现为出世隐逸或参禅论道等行为特点。明末文人陈宏绪在《寒夜录》中记录了那些出世态度下的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这一描述也大致概括了明末文人和艺术家基本生活状态。

这正如万历年间的文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所表达的“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94]这种“两不相干”“去留无意”的心态也是明末艺术家们生活的普遍态度。类似的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晚明艺术家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云“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洒脱是养心第一法……专用色娱性，何若净几明窗。一生息顿，利荣驰念，何若名山盛景……拙之一字，免了无千罪过；闲之一字，讨了无万便宜。”^[95]由此可见，此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处事和生活态度上大都有着消极、被动或者称之为出世的倾向特点。

明末戏曲艺术家汤显祖（1550—1616），入仕之初，即心怀天下，万历十九年（1591年），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时就上《论辅臣科臣疏》痛斥朝廷腐败之风，不料却遭谕旨“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被治罪，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后来几经波折而入仕之志终不如愿，落了个“游宦不达”。最终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无意仕途，不顾好友相劝而辞官告归家乡。从49岁辞官到69岁去世，归隐家乡20年，过着悠然自得的出世生活。其晚年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尝言“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表现出内心的消极失落和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出世思想。如果说汤显祖最初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入世心态的话，那么在他辞官后专心于文学戏曲艺术创作的20年里，其面对政府和社会则有着更多出世的态度。当然如果不欲出世，自然要有自己发泄和慰藉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艺术家那里，自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表现方法给予寄托和表达。由此，对汤显祖最后20年里在文学和戏曲艺术上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看作是汤氏对生活的一种表达。就像明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他“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96]。如此众多的生活爱好，乏其励志却多为奢靡享乐之事，从中不难看出明末世人悠游末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另外，以参禅论道来抚慰和观照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也是悠游末世的生活态度的另一体现。世人大都将参禅论道当作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同时伴随着明末以来道教的繁荣，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逐步成为主流，遂使参禅论道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如明末文人谢肇淛《五杂俎》云：“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可见“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都对参禅论道有着浓厚兴趣。(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参禅论道者自然也不在少数，如董其昌青年时代就受到紫柏和憨山禅师的指点，经常一起坐而禅谈。万历十七年与好友陶周望、袁伯修游戏禅悦，据陈继儒《容台集序》中说其“视一切功名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又到万历二十六年与李贽相遇，两人却因谈禅而十分投机结为莫逆。禅在董其昌的生活中占有重要角色，从其“以禅喻书”和“画分南北宗”的艺术主张即可见禅在董氏生活中的地位之重。而汤显祖也受到李贽和紫柏禅师等人的影响，心修禅学。闻紫柏禅师去世，汤显祖也痛哭作诗。书法家张瑞图（1570—1641），因其名在阉党之列，在崇祯三年，张瑞图被崇祯帝遣归故里，他也经常往白毫庵中与高僧谈论禅理，生活恬淡，优游田园林壑，忘情山水，以诗文翰墨自娱，所以晚年书法作品亦归于平淡简远之风格。明末画家丁云鹏（1547—1628）、吴彬^[97]、崔子忠（？—1644）和陈洪绶（1598—1652）这几位都是明末人物画的代表，尤其是他们均以擅长道释人物画著称，可见参禅论道的社会生活对画家之影响。

总之，不论是隐居出世，还是参禅论道，都能看出明末世人对国家安危和社会前途的无望、无奈和漠不关心。是在看不到个人前途或不关心国家安危之时，用以安慰和解脱自我内心的种种矛盾与无奈。是一种既想有所作为，而又恐自身难保；既想完全沉静在寂寞之道，而又不舍世间功利与红尘。最后只能选择做一个“最天下不要紧之人”。这种生活态度，我们称之为“悠游末世”。明末文人袁中道在《西山十记·记十》中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种普遍的文人生活状态，即可看作对“悠游末世”切实诠释：“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听碧，然又未能忘丝竹也。必如安石之载携声妓，盘餐百金，康乐之伐木开山，子瞻之鸣金会食，乃慊于心。而势复不能，则虽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难堪委之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