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常被史学家称为“错综复杂”的年代，自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崇尚自由、主张个性和享乐奢靡之风逐步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流行，出现了弃儒就贾和百色工匠社会地位的变化，教育的普及，休闲娱乐生活的高度丰富以及生活艺术化广泛流行等等。处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明末文人和艺术家，也大都过着舞文弄墨、游戏人生的生活。尤其自王阳明心学大倡天下以来，原来文人们奉行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士人标准逐步被打破，文人和艺术家大都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其言行直抒胸臆，不加掩饰，时常逡巡于雅俗之间，在他们生活中出现了高雅与庸俗相混、上下难辨的现象。如史籍记载，明代南都名姝与士大夫的交往蔚然成风，明末复社同人的诗文聚会，也大多在妓家举行。为此名妓纷纷归身于公卿名士，如王微之归于许誉卿，葛嫩之归于孙临，董小宛之归于冒襄，顾媚之归于龚鼎孳，马骄之归于杨文骢，柳如是之归于钱谦益，朱媚儿之归于耿章光，尹文之归于张维则，王月之归于蔡如蘅。[90]从文人士大夫乐于娶歌妓为妻妾，实则可看出社会上下的频繁交流和雅俗标准的相混。这类生活状态，几乎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而存在，不论是处在宫廷、宗教或者民间的艺术家，还是在野的文人艺术家，其言行和人生追求都有着出俗入雅的特点。
诸如明末杰出的艺术家徐渭（1521—1593），自幼就聪颖而有才华，被传为“神童”，有着成为儒士的志向，但一生屡试不中，心高命薄，穷困潦倒。其传奇的一生时常处在现实和道德的矛盾中。他能书善画，擅长文辞诗赋，自然不乏文人的高雅之举，但却常有凡夫俗子之为。为个人前途，甘心情愿做自己痛恨的奸臣严嵩之同党胡宗宪的幕僚，甚至代胡宗宪作《贺严阁老生日启》极尽逢迎吹捧。后来严嵩父子倒台，胡宗宪也受牵连入狱自杀，于是徐渭又竭力向反严势力靠拢。虽然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行为，但如果从儒家的标准来看，这类行为自然不能以“君子”论之。而且，在其后半生中常因精神分裂而发狂，曾多次自杀未遂，以铁针刺入耳中，击碎自己阴囊，后来怀疑第四位继妻行为不贞，亲手将其杀死。这些行为怎么也不能放入文雅之列。但是，其生活中却笔耕不辍，因读书、习字、作画之类的雅事和生活中的俗事紧密相连而雅俗难分。曾有诗云：“曾闻饿倒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手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91]甚至时常追问自己在社会中是何身份，自作诗云：“九流渭也落何流？戴发星星一比丘。红袖曾酣楼上舞，黑风仍堕海洋舟。偷醅毕卓生为酒，辟谷张良死在留。每枉尊罍思一报，几时将辖井中投。”[92]可见徐渭的日常生活几乎穿梭在社会不同身份的“九流”之间，其生活的角色时常错综变化着。犹如自己所说“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就连临终前给自己的回忆录也都以《畸谱》命名，可见徐渭并非将自己的人生认为是儒士般的高雅一生。然而，徐渭的诗文书画，都体现了晚明文人艺术“独抒灵性”至高追求，更有论者认为徐渭实开公安派之先，所以其艺术上的造诣之高，可谓历史公认。由此更见其出俗入雅的审美及人生追求。
如果说徐渭算是一生不得志穷困潦倒的在野文人艺术家的话，那么比他晚一些的董其昌（1555—1636）则可看作为明末入仕的文人艺术家代表。1594年董其昌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在皇长子和皇三子角逐太子之位时，1598年董其昌在明王朝党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却做出告病回乡的举措，此举并没有体现出作为士人“先天下之忧”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应有志气，虽为士大夫身份却不作为，可以说这种只求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几乎伴随其终身。如此行为在儒家的标准下无论如何也不会看作是君子所为。回乡后董其昌常与友人泛舟松江，举觞赋诗，纵情于山水之间。从《湘管斋寓赏编》卷六所记载的《董思白山水卷》的题跋即可见其当时生活之一斑：“己亥子月，泛舟春申之浦，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惟吾仲醇，壶觞对引，手著翰墨，固以胸吞具区，目瞠云汉矣。既悟炊粱之晚，可虚秉烛之游。为作此卷。”己亥即是1599年，即明万历二十七年。董其昌在松江与陈继儒等友人品茗饮酒、游山玩水，常游戏翰墨，直到晚上还要“秉烛之游”，并不关心国家政局，只是向往“胸吞具区，目瞠云汉”般的享乐生活。然而，在告病还乡的1598年至1604年的六年间，董其昌在松江却沉浸于艺术的世界里，时常游戏笔墨，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并收集了诸多历代书法法帖，刊刻完成了《戏鸿堂法帖》。再到后来董氏61岁时看中陆家使女绿英，遂命其子捣毁陆宅，霸占绿英；后又欺凌生员范氏一家，后遭民怨，遂发生“民抄董宅”一案，迫使董氏举家潜逃。董氏虽然成为晚明艺术的领军人物，但其人生追求则很难用高雅或庸俗来区分。这样的为官和人生态度可以说贯穿于董其昌的一生。(www.xing528.com)
可以说徐渭和董其昌是文人艺术家的代表，然而除此之外的那些在宫廷、寺院或民间活动的画工或工匠们的生活也大都有着出俗入雅的特点。随着明末士商相混现象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手工业生产，使得明清以来的工艺美术事业大兴。而从事这类艺术创作的工匠们，也随着“四民相混”的潮流在社会地位和生活上较之明代初年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这些人中有土生土长的工匠、农民和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中的学子，按照具体从事的行业不同，其出生也各有差异。但是这些工匠们也受到当时社会享乐和生活艺术化之风的影响，其生活中也不乏追求上层文人般的高雅生活。如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在万历年间有一位车头洪仁，原本不过是一个推挽长夫，不到十年时间，就在城外修起了一座花园，壮丽敞豁，侔于勋戚，里面管园的苍头与司责洒扫者达到数十人。他的儿子通过入赀而成为监生，也坐上了四人围轿，头戴忠靖冠，身穿斗牛衣，在街上前驱呵斥，甚是威风。[93]可见，明末以来工匠们的人生和艺术追求也很难用雅或俗来简单判断，时常出俗入雅，雅俗难辨。
总之，不论是徐渭、董其昌这类文人们，还是诸多民间工匠们在生活和人生追求上都有着出俗入雅的特点。随着明末社会的奢靡享乐和自由个性的时风，这一特点实则已经是明末以来社会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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