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诸多的遗民都对亡国之痛倍加反省，于是痛除虚无极端之风，主张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学风上不重蹈王学末流之弊，以提倡经世致用为宗，也可以说是继东林及王学修正一脉，发展到清初以来的主流学风。以孙奇逢（1584—1675）、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为代表的遗民文人，对清初的学术思潮有着很大影响。
孙奇逢，世称夏峰先生。明亡时他61岁，自河北移居河南，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将朱子理学的“格物致知”与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合二为一。认为二者是殊途同归，并无矛盾之处，不应是对立关系，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遂提出了“顿从渐来”的顿渐合一说，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合二为一。最终认为要有“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思想，在知行关系上，既肯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主张注重实践，重视经世致用。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首先，他反对朱熹理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气是不可分的。主张器在道之先，曾在《黄梨洲文集》之《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85]尤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主张求真务实，独立思考，认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86]，就是说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下工夫，工夫所至，达到主体与客体合一、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才能得到真知。其次，黄氏还认为读书、学术贵在适用，为实际生活服务。反对心学及理学中极端空虚的学风，曾言：“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87]心学不读书论理流于空谈，而理学又有死读书，穷理不过咬文嚼字，脱离了实际而无实用之处。另外，黄氏在批判学问脱离实际的基础上，进而强调学以致用，尤重践行。认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二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于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将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唯则非也，岂真儒哉！”[88]由此可见，黄氏主张把学问和事功结合起来，理论对实践要起到指导作用，只有这样理论才不至于是空谈，实践也能通过理论指导得到保证。
顾炎武，本名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世尊为亭林先生。首先，他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主张，他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故曰：下学而上达。”[89]主张一切事物都是以气的形式存在，认为“道”并不遥远就蕴含在日常生活中，即所谓“下学而上达”。其次，顾炎武主张学问与修身一致，学思兼顾。尝言：“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认为学问就要日积月累，伴随一生。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阐明既要博览群书，又要以礼待人贵在知耻，表现出学问和做人的高度统一。另外，顾氏强烈批判明末以来的社会风气，提出许多切实之道，充分体现了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视。(www.xing528.com)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衡山下的石船山，故世称“船山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也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首先，王夫之肯定了“气”作为世界本原和客观实在性。在《张子正蒙注》之《太和篇》中就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者。”主张万物均归于气，坚持气的一元论。在此基础上又阐发了“天下惟器”论，认为道器是必须统一的。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七《子张》中说：“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贯之说。”在道器不可分的前提下，又重视器的作用，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中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进一步强调了“器”的作用。其次，王氏认为世界万物的运动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气化日新”的运动过程。认为“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把物质与运动紧密联系起来。承认了相对静止和必然运动，提出了“动静皆动”的动静观。所以在《思问录》之《外篇》中讲：“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另外，王夫之在认识论上提出“行可兼知”“知以行为功”的命题。其在《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中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致，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这些观点均是对程朱理学及王学末流的修正，是清初以来务实之学的思想精髓。
可以说，易代之际的哲学思想已经明显区别于晚明主流的学术风气，由上述诸位引领的学风和哲学思想已经开始向经世致用之实学转变，亦可谓开清代实学风气之先导。
综上所述，可见整个明末清初的哲学思潮，随着王学左右流派的分歧，经历了从崇尚自由、主张个性到修正极端思想的过程。可以说整个哲学风气实则是由虚转实的过程，而这一哲学思潮的转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艺术诸多方面的嬗变，因此，对明末清初哲学思潮的简要论述是进一步阐明艺术嬗变的基础，也是本书深入论述的文化背景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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