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古学复兴与西学输入：艺术观念

如果说王学修正派是对王学左派流弊的反对，那么，可以说其所倡导的学术风气实则是由虚转实的过程。伴随着东林学派、复社等诸多士人倡导实学思想，紧随其后则出现了古学复兴的曙光，这一古学复兴运动即是对清初实学大兴做出了前期准备。明末以来的古学复兴运动中从杨升庵、陈耀文、王世贞、胡元瑞到焦竑、陈第和方以智等为代表共同构成了古学复兴的前驱。

杨升庵（1488—1559），名慎，字用修，号升庵。主张多闻多见，尚博尚实，认同“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的观点。这就与主流王学的主张不同，认为要言必有据，所以要博览群书。在《丹铅别录序》中自称“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可见其博学多闻和尚实的学风。以杨升庵为代表为后来注重考证、经史、典籍的学者开其先路，可谓古学之先声。而稍晚于杨升庵的陈耀文，著有《经籍稽疑天中记》等，也堪称博学多闻者，并作《正杨》一书来攻击杨升庵《丹铅录》等著作观点。这一辩论增加了当时不少人的考证兴趣，大大促进了古学运动的活跃。代表者还有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好为古诗文，李攀龙之后独主文坛二十年，为明末“后七子”之一。其博览典籍，谙熟掌故亦可谓实学之作风。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他布衣一生，学术著作丰盛且以考据见长，征引典籍，极为博学。胡应麟受到杨升庵影响，对杨氏著述用过很大工夫，曾著《笔业》一书，对杨升庵之说有所纠正。但是胡应麟和杨氏对实学的认同却是一致的，如《笔业》中的《四部正伪》常被后世辨伪者所称道。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山东人。其著作甚丰，尤其是其所言“古诗无叶音”的观点，堪称音韵学之先河。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晚号温麻山农，别署五岳游人，今福建连江人。也以治音韵见长，在焦竑的基础之上以《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名世。他明确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83]的观点。以《诗经》《楚辞》等经典韵例作为基础，用周秦汉魏韵文、谐声、读若、直音等材料作为旁证，二者交相考辨，论证古音本读，彻底揭示了“叶音”说的谬误。这些代表者不论是其主张还是研究方法都对清代实学的发达具有很大影响。

另一位尤为重要的代表者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一生著述颇丰，仅存世著述就有数十种。其著《通雅》，详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韵，极为精深。他已经明显将“考究之门”认作一门学问，认为做学问不能凭空自悟，必须广搜博采，用确凿事实证据来作出论断。他在《通雅》之《物理小识》中，提出“质测”的实验治学方法，这种实验方法就是后来考证学家的治学的精髓所在。后来《四库全书提要》对其评价：“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可见方以智对考据风气流行的影响之大，直至后来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等有清一代学者均是沿其一脉而成。

由以上所述可见，随着心学和阳明左派的极端思想泛滥，虽然以杨升庵、陈耀文到焦竑、方以智等为代表的修正者与后来清代重考据的乾嘉学派有所不同，但他们无疑对明末之后的古学复兴起到积极作用。当然，古学思想复兴也伴随着西学的输入，共同促进了明末清初哲学和艺术的嬗变。

明末以来，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和汤若望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相继来华，他们主要目的虽然是传播耶稣会教义，但由于他们的渊博学识与和善的为人很快便与社会各个阶层有了密切的接触。文人士大夫之中李贽、谭元春、叶向高、李日华以及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对西洋传教士倍加推崇。这样，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西方的许多科学文明的种子逐渐在中国萌发。

首先，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天文历算之学。《明史》天文志载：“明万历间，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从明初遵循元代历法，所实行的“大统历”至明末以来，错误频频。此时，在徐光启和李之藻的推荐下，使善于计算的传教士参与到历法改革的大业中。天启崇祯两朝就对天文历法尤为重视，著有《崇祯历书》《天学初函》以及《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等诸多天文历法的著作，都对后世影响巨大。利玛窦的推崇者徐光启就接受利氏得天文历算科学方法，在其《月食先后各法不同缘由及测验二法疏》中将日食发生时间预告缩减在半刻上下。可谓自汉至明以来，在天文历法上的一次巨大贡献。直至清代在天文历算之学上的进步，无不与西学的输入密切相关。如清代阮元称：“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云。”^[84]可见晚明以来的西学输入对后世中国天文历法的巨大影响。(www.xing528.com)

其次，地理知识的影响。诸多传教士以广博的知识与中国各个阶层人士交往，尤其是传教士们的手绘地图，以图立说，使一直以来较为封闭的中国人士眼前一亮。如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概念，还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开始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和诸多的国家。直至清初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也是得力于诸多的传教士和西学输入的学术氛围。

另外，在音韵学方面，由于传教士以西方罗马字母为中国汉字注音，如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以西方音通中国音来完成著述，在当时音韵学界另辟新路。可以说方以智、刘继庄等的学说以及后来的清代音韵学大兴也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当然，西学的输入不仅仅是在天文、地理和音韵学这些方面，可以说整个社会和思想变动都无不受其影响。如艾儒略《西学凡》将西洋教育教学制度介绍给中国；李之藻《名理探》当属我国最初的逻辑学著作的译本。在这些人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徐光启，其积极推崇利玛窦的西方学说，并以西洋之学方法来治理农田水利等诸多社会问题。其著作《农政全书》集中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认识，发挥科学细致的治学精神，对明末以来虚无主义之风有着积极的矫正。

总之，随着古学复兴和西学的输入，明末清初的哲学思潮逐步由虚转实，注重科学实践的学风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一哲学思潮的转变，也对艺术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这股潮流，社会各个阶层的学风与认知也逐步转向了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