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东林学派与王学修正运动、艺术观念

随着王阳明学说的分化，王学左派和狂禅派自由解放的思想也发展到了极端。哲学思想界逐渐对王学左派一路的极端学说进行反思与修正运动，出现了不少文社和书院，其中以东林学派为最。

东林学派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面对当时朝廷阉党专权造成的政治及诸多社会危机，对王学左派极端思想带来的空疏学风进行了修正。这一学派以学术影响政治，对明末清初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犹如钱穆先生认为的那样：“东林讲学大体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81]东林学派士人大都反对王学左派之流所言“无善无恶心之体”，而倡导“工夫本体”。东林书院的发起者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别号泾阳，无锡人，其在《顾瑞文公遗书·还经录》中认为：“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了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可见顾氏认为只凭借“无善无恶”四字，便终日虚谈本体，不讲务实工夫，以至于随意猖狂妄行。后来顾宪成之弟顾允成（1554—1607）也继其之说，也在其《小心斋札记》中认为“上不从玄妙之门讨入路，下不从方便之门讨出路”，明确地反对王学左派将佛老申韩之说混为一谈、君子小人模棱两可的弊习，主张要重工夫的务实之学。

另外，与顾宪成同时代的高攀龙（1562—1626），也是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曾记载其言“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自幼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他主张学风要笃实，要在主静中修为，强调“工夫”二字。这是高攀龙对阳明右派聂双江、罗念庵之主静思想的一脉相承的体现。可见东林学风终不同朱学，而更接近王学右派之说。有批评者认为其“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与其说他们是王学的反对派，不如说他们是王学修正派。^[82]东林学派的这种对王学左派极端主义的修正，对后来哲学思潮及学风的变化有着积极作用。

继东林学派之后的复社，是由江南一带的十几个文人社团组成的，被视为东林之续。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中记载其主盟张溥“期与四方之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在学术上“尊遗经，砭俗学”倡导务实之风，也可以说是王学修正者的主力。还有李见罗，注重“止修”二字；许敬庵以“九谛”反无善无恶说；邹南阜和冯少墟在首善书院、关中书院讲学，其学风主张也都近于东林。(www.xing528.com)

在这场王学修正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刘蕺山（1578—1645），名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人。刘蕺山反对空讲本体，其学风虽接近东林，而较之则更为精切笃实。他在《刘蕺山全书·答秦宏祐》中说：“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非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也。若谓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他认为王学左派之流只注重“无善无恶心之体”，遂提出四无之说。他在《刘蕺山全书》卷十九《答履思二》中说：“今人喜言性学，只说得‘无善无恶心之体’，不免犯却季路两问之意，浸淫不已，遂有四无之说，于良知字全没交涉，其为坏师门教法当何如者。”所以，其在《刘蕺山全书·天命章说》中鲜明地指出“知善知恶是良知”，认为以“无善无恶”来讲本体，就落入“虚无”之流弊。他从众多纷乱的王学流派中将末流王学修正到程朱理学相传一脉之上，最终融会贯通提出了自己的“慎独”说。他将工夫与本体、静存与动察、主敬与穷理、未发与已发、人心与道心、义理与气质等都统摄于“慎独”之说，对后来哲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后来清初孙夏锋、黄梨洲、李二曲等，可以说都是沿着东林学派和刘蕺山学术思想一脉对王学的修正者。

总之，随着王学的分化，王学左派流入狂禅一脉，王学右派则演化为修正运动的主力。而纵观王学修正运动，首先从最初的王学右派聂双江、罗念庵一脉，归寂主静，提出左派之流的猖狂之弊；再到李见罗倡导“止修”之说；最终发展到东林学派顾高诸子，大谈务实之学，至刘蕺山以“慎独”理论总摄王学修正之风，展现了王学修正运动的衍变轨迹。可以说从东林学派到王学修正运动，都体现了王学左派狂禅思想泛滥和极端，这种哲学的衍变也是下文探讨艺术嬗变的思想基础，对明末清初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有着思想上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