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艺术观念：世俗生活的日益变迁

从明末清初的整个时期来看，既是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又是商业经济和“四民”关系相混的时期。可以说明中晚期以来的世俗生活一直影响着整个明末清初的艺术嬗变。随着经济和商业文化的迅速发展，明末清初的世俗生活自然也会有着不同以往的改变，这些日益变迁的世俗生活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景观。

（一）大众教育的普及

在明代教育中，自明初就有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明史》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曰国学，曰府、州、县学。”^[37]政府利用科举制度培养的是儒学精英和能够入仕为行政官吏的各级官学，而对于明末清初时期的教育，除一直以来的官学教育之外，还活跃着许多民间的教育机构。如历史学者李伯重先生认为：“根据所追求目标的不同，可以把明清时期的教育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我称之为精英教育），另一类则是追求实用的教育（我称之为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区别。因此在讨论明清教育问题时，不能只把前者作为教育的全部。”^[38]在封建体制之下自然有大量的文人雅士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但是从明清史籍中会发现也有众多读书人并非为了功名而读书，而是为了日后从事不同的职业工作而受教育。比如会因从事的工、商、医生或工匠等职业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材。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受教育状况的逐步改变，对于艺术的传播发展与嬗变也是有着重大意义。

对于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精英教育，考取功名是其唯一目的，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魅力，吸引和激发着社会各个阶层的读书欲望。如果说，对于考核八股文是精英教育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明清以来的精英教育首先则注重对传统儒家经典以及史、策、论、判、诏诰表乃至律诗等的学习；其次是对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数术之理”的“理”“象”“数”的学习；另外随着社会时风的转变，在学习传统的儒学经典之外，逐渐重视对实用的“经世之学”的关注。但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人只是少之又少的一小部分。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39]可见大多数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其前途则是尤为渺茫的。所以越来越多经历“十年寒窗”的文人，都逐渐将读书的目的变为现实致用之学，以维持基本生活。这也就大大促进了明末清初的市民或大众教育的普及。

大众教育的目的，是生活或从事商业活动所需的基本技能的学习。识字教育和计算教育可以说是明清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而识字教育，自宋元以来颇为流行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都是大众市民教育的常用教材，大大促进了市民教育的普及。明末吕坤提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悉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40]与此同时，随着商业文化和经济的日益繁荣，明清以来的通俗出版业的发达，也是促进大众市民识字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诸如通俗小说、启蒙读物、日用类书等等的看图识字性质的读物，使得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能积极参与阅读，且自晚明以来日益普遍流行，大大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书籍的认识。而对于计算教育的培养，在以科举八股文为核心的精英教育中则涉及不多。然而在大众市民教育中更多的则是因商业活动的需要而迅速传播。这一点由明清之际算盘的广泛流行即可佐证。此状况在艺术现象中，由明清以来的诸多建筑、雕刻、工艺品中对数学知识的应用，亦可见这一时期百色工匠掌握数学知识的状况。

另外，明末清初全国各地书院林立，学者云集，一度成为大众市民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重要渠道。诸如当时以著名的东林书院为中心的龙城书院、明道书院、虞山书院以及陕西的关中书院等等，都成为民间文人探讨学问、议论时政的平台。这些民间性的教育形式能够积极贯通精英和大众教育，引领着社会和艺术风气，对当时的市民教育的普及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如万历时的松江府，“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到了清代中叶，甚至连一向比较落后的江宁府溧阳县，也已是“村有学师”，可见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41]康熙时苏州巡抚汤斌更发出告谕，要苏南“城乡村镇，宜设社学一所，延学问纯正之士为师。本乡子弟及家贫无资者，州县官量为廪谷，概送入学”。这道告谕，实质上就是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42]

总之，在明末清初时期，大众教育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普及，这一社会文化景观的改变，对于明末清初艺术观念嬗变之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二）书籍出版业的发展

随着明末清初商业经济的发达，印刷技术和生产效率也迅速进步与提高。大众市民教育带来了对文化的普及，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藏书、读书和出版书籍之风迅速发展，致使明末清初的书籍出版业繁荣鼎盛，成为影响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又一景观。这一社会景观反映在艺术上，就表现为大量的琴谱、画谱、印谱和诸多的小说、戏剧本等广泛流行。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艺术的嬗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代以来的商业经济繁荣直接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末清初，活字印刷术和彩色印刷技术的推广与进步，无疑对书籍出版业起到积极作用。活字印刷比原有的雕版印刷效率高、费用低，因而很快得到推广使用。清人龚显描述明代活字印刷时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43]清人袁栋也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于不工……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合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44]由此至少可以说明活字印刷术自北宋年间发明以来，到明末清初时期以改进为木活字，并且已经普遍流行。当然，除了木活字之外，铅活字和铜活字也随着活字印刷的普及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使用。

另外一项书籍出版技术的进步就是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据有关学者考证，明代天启元年南京就出现了很出色的彩色套印。住在南京的安徽艺术家胡正言，于明末用五彩套印《十竹斋画谱》《笺谱》，不论花卉羽虫，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成为学画的范本。^[45]此论证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书籍印刷的进步和普及，而且更直接地反映了书籍出版对艺术传播和嬗变的影响之大。

另外，在出版技术进步的同时，以文人士大夫为主的藏书之风也越来越盛行。明末文人钱谦益的“绛云楼”和毛晋的“汲古阁”即是东南一带有名的藏书处。清代缪荃孙说：“江南藏书之风，创自虞山绛云楼，汲古阁为最。”^[46]钱谦益也曾描述这一状况：“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47]钱氏所言虽只说吴中一带，而从中亦可窥见藏书风气之盛。明末清初文人吴扶九，好藏书，《明代千遗民诗咏》曾有诗以记其藏书爱书之甚，诗曰：“扶九居吴江，复社赖主持。破产我不顾，灭门人或嗤。楹书付爱子，竹垞曾录之。”^[48]其于破产之不顾，楹书却要传给儿孙，由此亦可见这一时期藏书文化之盛行。同时，这一藏书之风几乎弥漫着整个明清时代，直到清代以来依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以常熟为例，清一代著名的藏书楼即有赵氏脉望馆（琦美）、钱氏（谦益）绛云楼、冯氏（班）空居阁、钱氏（曾）也是园、张氏（金吾）之爱日精庐、瞿氏（镛）之铁琴铜剑楼、席氏（启寓）之琴川书屋、陈氏（揆）之稽瑞楼、顾氏（湘）之小石山房、翁氏（心存）之知止斋、孙氏（从添）之上善堂、赵氏（宗建）之旧山堂和丁氏（祖荫）之湘素楼，这些都在藏书史上留下过浓重笔墨。^[49]

藏书者的基本任务就是收集天下好书于一处。然而除此之外，这些收藏家们也时常将自己收集的古籍善本、珍本秘笈翻刻或重新编撰出版。如朱彝尊的《经义考》后半部，戴震的《屈原赋注》和《水经注》，孙默的《乡谷卧全》，王士祯的《渔洋感旧集》等等，都是由大盐商兼藏书家、出版家的马曰琯与马曰璐兄弟刊刻的。^[50]再如《光绪苏州府志》记载明代苏州府的顾大有，“藏书万卷，择其善本刻之，署曰阳山顾氏文房”。^[51]可见，这些藏书者对善本书籍重新编辑与出版，在书籍出版历史上是较为普遍的，这种伴随着藏书之风而形成的再版、再编的现象也大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积累和传播。

当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政策鼓励、刻书环境的宽松；书商、文人和刻工之间的密切合作；印刷字体的固定与流行等等，这些具体因素也都对书籍出版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具体状况不再赘述。总之，在明末清初，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活字印刷、彩色套版、插图等形式在书籍出版的普遍应用，加之其他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书籍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这一状况的发展，是我们研究和阐述明末清初艺术观念嬗变重要的社会背景之一。

（三）休闲娱乐生活的兴起

随着晚明以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繁荣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士商相混和奢靡享乐成风。明初以来严格的朝纲制度也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逐步宽松和淡化。像明初朱元璋下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这类原有的禁令，到了明末之际已经形同虚设。百姓的生活也逐步趋于休闲化和享乐化，各种休闲和娱乐的生活方式随即成为晚明以来的一道靓丽的社会景观。如果说艺术是时代产物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百姓生活自然孕育和影响着艺术的诞生与发展。在明末清初，戏曲杂技可以说备受社会各个阶层欢迎，下到市井百姓上至宫廷雅士无不参与或涉及创作；通俗娱乐中的舞蹈、音乐、山歌和俗曲等皆已成为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伴随着百姓生活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及艺术现象；猜灯谜、行酒令等文字游戏和语言娱乐方式，也显示出中国文字和语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与社会各个阶层人的生活关系。总之，对这些休闲娱乐生活的阐述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和艺术嬗变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戏曲杂技在明末清初已经拥有广泛的参与人群。众多的文人士大夫不但积极参与戏曲的创作，而且常年供养着家乐班子。民间百姓也在欣赏戏曲的同时获得心理的慰藉与渲泄，同时也有许多戏曲表演者以及戏曲子弟积极参与戏曲的表演与传承，使得戏曲杂技不断推陈出新。(www.xing528.com)

对于宫廷而言的杂戏，因明袭元制，在礼部设有教坊司选取善技艺者，连同宫中的习艺太监和杂戏艺人，一起承担宫廷中宴会、庆典的表演。如马戏、骑射、筋斗、幻术、队舞等各色各样形式的娱乐活动。有代表性的宫廷杂戏有击鞠、龙舟骠骑、翦柳、打稻之戏、过锦之戏和傀儡戏等等。

对于士大夫而言，戏曲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像晚明以来的徐渭、汤显祖、李渔这样的戏曲大家能热情参与，在一般的文人阶层也已普遍流行。即使文人中的下层生员，也常常“焚笔砚，阁经史，游戏谑啸，群而趋之，非盅与声色，则诱于珍玩”^[52]。认为“论文章在舞台，赴考试在花街，束脩钱统镘似使将来，把《西厢记》注解”^[53]。由此可见文人们时常过着流连花街柳巷、口唱《西厢记》的生活，花街成了考生常去之地，舞台成了谈论文章的场所。所习之曲，不仅涉及传统的内容，而且也多有淫词艳曲。有些文人甚至将戏曲演员常年供养在家，形成具有特色的家庭戏班。如文人李中簏家中“戏子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童歌者数人”^[54]。记录明末时期戏曲状况的《玉华堂日记》主人潘允端，不惜代价筹建自己的家乐班子。其家班生旦净丑俱全，演员二十余位，可以演出大型的剧目。^[55]

除了文人自己的家乐班子以外，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维持生计便加入到戏班之中。当时南京、北京等较为发达的城市都有常年以此为主业的戏班。张瀚记载当时的杭州，从事唱戏的达到几千人之多。^[56]绍兴的陶奭龄在《小柴桑喃喃录》卷上中记载，绍兴“优伶之鬻伎吾乡者，至数千人”。并且他们用各种形式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需求。戏班一般以承应官府节令、唱堂会和承办地方社戏为经营范围。这样的经营方式从节令时间的地方官府待客，官员、望族的重大宴请聚会，到民间百姓的风俗活动都离不开戏曲的参与。

其次，明末以来百姓闲暇时间增多，为了解闷、打发闲暇时间，出现了不少通俗的娱乐活动。诸如博弈、音乐、山歌、说书、乐舞、弹词等。

所谓博弈即是赌博与弈棋的合称。随着对奢靡享乐化生活的追求，博弈之风骤起。明末以来，宫廷的太监、百官中就有奢赌之徒，宫中流行“斗促织”“斗鸡”之风。在缙绅士大夫中，也有将赌博视为风流之举的，如明中叶的文人书画家祝允明“好酒色方博”；长洲皇甫冲“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迹，使酒纵博”。^[57]可见博弈之风很早就已经盛行，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直到万历年以来竟出现“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58]的现象。并且，除了长期以来民间的掷钱、打双陆等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热衷赌博，致使赌博的新形式也增添不少，如马吊、叶子戏、升官图、纸牌、斗鹅等等之类，对赌博之风产生巨大影响。当然，比赌博稍雅的弈棋，也随着这股娱乐之风普遍流行。其常见的为象棋、围棋和双陆几种。弈棋虽比起赌博可称为雅事，然亦无法摆脱赌博之习，常与赌博之风混杂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娱乐生活。

音乐方面，也随着雅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模糊，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阶层休闲娱乐的方式。首先，发生于民间反映平民文化生活的民歌，也成为明末清初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民歌也有山歌、俚曲、小令的别称，明代民歌中较为著名者当数“吴歌”和“粤歌”。评者以为“吴歌惟苏州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诗人之体”^[59]，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语土音衬贴之。”由此可见吴粤民歌特色之一斑。这些民歌伴随着民间社会生活、风俗流行于大街小巷。并且，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上层社会人群的参与和改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一时间民间和宫廷音乐都互相影响，流行于每个不同阶层的生活娱乐中。如据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之《金陵古迹诗》注云：“秦淮灯船所奏，皆宫中乐。乐半，吹笳喝采，其声如雷。闻宫中元夕奏乐亦然。”^[60]可见音乐在雅俗之间的交流与传播。随着音乐的通俗化，在宫廷祭祀宴会和民间风俗中雅俗文化之间的界限逐步相混而变得模糊。由此，音乐也就更为迅速而便捷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伴随着音乐的流行，舞蹈自然也得到人们的青睐。按照受众对象的不同，此时的舞蹈大致可分为乐舞、民间舞蹈和宗教舞蹈等几类。一些舞蹈和当时的戏曲杂技一样，用各自的方式得到群众的广泛参与和认可，时常出现在宫廷祭祀、宴会、民间风俗活动和宗教仪式等场合。

还有，说书与弹词也是明末清初流行于社会的娱乐活动。晚明文人吕坤曾有设想，即采用“时调新曲”的形式，将具有教化功能的内容，写成“鼓板、平话、弹唱、说书”，^[61]以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向大众百姓进行宣讲与教化。这类说书、弹词的说唱艺术，一般“半说半唱”、极浅极俗易于被大众接受而颇为流行，也是明末清初表演艺术的一个侧面的体现。

最后，像酒令、猜谜、打灯谜、清言之类语言和文字游戏，也是明末清初社会娱乐生活的又一特色。所谓酒令，就是古人在酒席之上设令官和监令，以提前约定好的规则行令，来达到娱乐目的的一种饮酒方式。据说在吴江一带常以干、格、起、住四字作为酒令。所谓“干”就是要一饮而尽；“格”即他人不许拦格，凭饮酒者自斟；“起”是不允许饮酒者起身；“住”就是他人不许叫住。犯了此四字者均要罚酒。而在士大夫阶层中的行酒令则更加文雅，成为一种文字游戏的方式。如田艺蘅与人饮酒，遂出一声令曰“云掩皓月”要求接令者以四声为韵，一韵不合罚一杯；不成句，则罚四杯。座客者接令者有“天朗气清”“风冷露洁”“蟾皎桂馥”等，而最后竟由一名妓对“行酒唱曲”接令。以常言合调，也算是雅俗合流。^[62]除此之外还有“顶真续麻”“急口令”“拆白道字”等等很多饮酒行令的方法。在这些行酒令中，实际上代表着当时文字游戏的广泛流行。诸如打灯谜、字谜、物谜、人名谜等等的文字游戏，也已经成为普遍的娱乐现象伴随着百姓生活而流行。在明末清初的艺术现象中，许多尚奇、求怪、生僻字、异体字的应用，可以说与当时社会中语言文字游戏的普遍流行不无密切关系，这一现象在此先不作深入探讨。

在语言文字和生活日益密切的同时，文人士大夫阶层“雅集”之风盛行。士大夫文人们追求清雅生活之际，其语言方面自然也就要求清新雅致。所以在文人之间的“清言”之风也随之兴起。在文人们看来：“俗语近于市，纤语近于娼，诨语近于优。士君子一涉此，不独损威，亦难迓福。”^[63]“清言”就是文人生活中的常用语言，一时间记录文人清雅生活的清言集开始风行。明末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清言著作是洪应明的《菜根谭》，这类清言之风足见明末清初文人生活出俗入雅的娱乐化。另外，在语言方面还有方言、俗语、隐语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中普遍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下，具体的语言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与所指。它们共同构成了明末清初社会各个阶层语言和文字游戏生活的一部分。

总之，明末清初的社会休闲娱乐生活可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不论是戏曲杂技、音乐舞蹈、博弈之类的通俗娱乐，还是打灯谜、行酒令、清言等语言文字游戏，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娱乐生活的客观反映。而艺术的发展与嬗变也都是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展开的，这些和艺术的本质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娱乐生活，也都反作用于艺术，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四）生活艺术化之风尚

随着奢靡享乐之风的盛行，缙绅士大夫和商人阶层逐步开始了对生活的艺术化的追求，直到明末这种艺术化追求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避俗”是文人的共识，然而明末清初的文人则时常是出俗入雅的，如清初文人蒲松龄认为：“清不必离俗尘，一无染著即为清；韵不必操缦安弦也，饶有余致则为韵。”^[64]就是说俗和雅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所谓的“雅”会随着商业市场的传播转化为“俗”。在商业经济繁荣之下，追求富贵、浓艳之气是世俗的大趋势。但是文人又能从世俗的浓艳之气中求得素雅之趣，这种既出于世俗又高于世俗的由俗到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

晚明文人李日华，曾在规划建造自己的生活环境时描述：“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蹇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东屋置道、释二家书，西置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65]这是李日华对自己将要建造的住宅的一种设想，足以窥见文人士大夫们对艺术化生活的追求。文人冯梦祯记述其书室：“家常五事……除此五事，则居书室。书室十三事，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66]从这些文人生活与房间的陈设来看，追求古意、雅致是文人们的共同嗜好。有些文人甚至对这些能代表文人雅士艺术化生活的物品，如何恰当地使用都极为考究。如屠隆的《考槃馀事》和高濂的《尊生八笺》就是描写文人清供雅玩之物的优劣、使用等等的著作。当然，就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艺术化追求而言，在雅物之中常将书画等艺术作品，列居优先地位。诸如在李日华的列举中：“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隋唐宋古帖第三，苏黄米蔡手迹第四，元人画第五，鲜于虞赵手迹第六，南宋马夏绘事第七，国朝沈文诸妙绘第八，祝京兆行草书第九，他名公杂札第十，汉秦以前彝鼎丹翠焕发者第十一……莹白妙瓷秘色陶器不论古今第二十三，外是则白饭绿齑，布袍藤杖，亦为雅物。”^[67]所列出的二十多件雅物，大多是书画之类的艺术作品。另外在《客座赘语》的作者顾起元所列出的“鉴赏”八则曰：“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汉玉环杯玦之类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窑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窑、成化窑又次之；永乐窑、嘉靖窑又次之。”^[68]在这些所列举的雅玩物件，几乎都和艺术有关，从排列的等次似乎也可以看出这些物件之间本身艺术性的高低差别，由此足见文人们在生活上的艺术化追求。

随着士大夫阶层追求艺术生活之风日盛，社会的其他阶层也逐渐开始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如清初文人纳兰常安回忆道：“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与夫髹漆、装潢、像生、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砂水涤滤，泯其痕纹。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日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69]可见工艺美术用品已经在市面颇为流行，并且因艺术化追求而逐步专业化。在民间市场上，一年四季鲜花不断，各个时节都有诸多种类的鲜花供不同阶层的人选购；各种明清家具、服饰、瓷器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已经无处不体现着艺术化的风尚。

综上所述，通过对政坛形势、商业文化以及世俗生活这几方面的探讨，将明末清初艺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概述，可以说这些论述既是此时社会文化的基本情形，又是孕育艺术观念嬗变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