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历时期的荒怠遗政
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建国至万历以逾两百多年，因太祖开国之初扫除旧的治国政策，重新建立治国方略，遂奠定了明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之国基。然而回顾历史，正如著名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认为的那样：“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后而亡。”[3]可见，万历时期是明代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或者说也是明末社会的转型期，所以将这一时期动荡的政局作一阐述是把握明末清初艺术的基础。
历史学者孟森先生在谈论万历朝的历史时，以“冲幼之期”“醉梦之期”和“决裂之期”来表述万历朝的兴衰。
“冲幼之期”，即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继位之后的十余年。隆庆帝穆宗卒后，内阁首辅高拱被罢免，张居正遂升任内阁首辅。因万历帝年幼，实为首辅张居正当国总领大权，严格执行前朝之制度，积极处理朝政整顿吏治，讲究实效；严肃法纪，推行一条鞭法等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继续了隆庆朝的历史功绩，由于张居正的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减缓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醉梦之期”，是指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亲操大权的三十余年间。神宗万历皇帝亲政以后一度形成了“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由于万历帝长期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4]不仅引发了政坛的“朋党之争”，且专用软熟之人为相，宴处深宫数十年不上朝，百官不事其职，边患日亟，内忧外患，致使万历末年的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大明王朝元气大伤，为后来明王朝的“大厦倾倒”埋下了祸根。亦如《明史》卷二一《神宗纪》所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而致使美术史家们也发出所谓“隆万之变”[5]的感叹，其依据大致也是源于此“醉梦之期”荒怠遗政之故。
“决裂之期”始于万历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攻克辽、沈，自此明王朝才开始发现外患之忧，遂于天下征兵征饷，骚动百姓，内忧外患，到万历四十八年万历帝驾崩。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国，国号大金。但此时的万历皇帝疾病缠身、卧床不起，朝政又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致使朝政官员极度不满，内阁首辅方从哲进退两难，据《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载，其向万历帝提出“尽夺臣官，放归田里”的要求，虽未得批准，但足以可见朝政荒怠之极。顾炎武《日知录》载：“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6]“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7]，一时间“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乱无疑”[8]。这些都是对当时政治荒怠的记载。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神宗病情恶化，病入膏肓，发出最后一道内阁谕旨：“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最终在弘德殿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二）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孟森先生曾评价：“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亦。”[9]由此可见天启、崇祯两朝政治局势波澜起伏的种种缘由。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万历帝驾崩之后，由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改明年为泰昌元年。然继位仅二十九天，因服用鸿胪寺李可灼敬献的红丹丸，于九月初一日五更病逝。继而由皇长子朱由校登基继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是为熹宗。
明天启帝朱由校继位时十六岁，由于父亲的突然驾崩，在仓促中继位。史料记载“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10]可见，天启帝既没有执政的能力，又颇喜好木工作业。其在位期间皆由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掌权，门户相争激烈。而此时后金兵攻占旅顺，迁都沈阳。皇太极继位，破锦州，攻占宁远，可谓外患内忧日益严重。然而就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因其无子，遂由其五弟朱由检嗣位，结束了七年的天启朝政，开启了明末的崇祯时代。
天启七年八月，熹宗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崇祯帝是一位勤奋的执政者。自继位起就想一改多年积弊，告诫官员抛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勉励百官要决心改变以往朝政萎靡的状况。其深知魏忠贤及其阉党之恶，遂几经周折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势力。
但在执政过程中，崇祯帝逐渐对文臣失去信心，使得宦官再次受到青睐，从而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11]又加之崇祯帝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做出了诸多不合时宜的举措。如崇祯二年三月，被皇太极反间计所诱惑，将誓死保卫北京的大将袁崇焕逮捕，并于次年将其杀害。杀害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崇祯四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断任命宦官，各地重镇都派太监为监军，一时间竟派内臣总理户部和工部，致使户部、工部尚书被搁置一旁。宦官干政不仅没有减轻诸多弊端，反而比文臣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导致宦官与文臣集体矛盾的更加激化，从而加速了文臣官员的离心趋向。(www.xing528.com)
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继而破潼关攻占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围攻北京城。十八日夜，大顺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盛诸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使大顺军一拥而入。崇祯帝几欲逃走，却为时已晚，召集文武百官却无一人应召入宫。遂在十九日晨，绝望之中的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在煤山自尽。据《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二》记载：其在衣襟上留下了“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感叹。随着崇祯帝的自缢，宣告统治二百七十七年的明朝灭亡。
（三）清廷入关抚治之中国
清廷入主中原以后， 先后消灭南明福王、鲁王、唐王以及张献忠等反清政权，而桂王入缅甸之后即被软禁，南明将领白文选、李定国等几欲迎接桂王，均受阻。顺治十九年三月，吴三桂将桂王押回云南，之后朱由榔与其子均在昆明被杀。直到康熙元年三月十二日，康熙帝以“永历既获，大勋克集”昭告天下，开始了清朝入关的统治。
清廷在建国之初实行了一系列暴政。首先，是在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颁布圈地令，清查无主的荒地，将这些荒地分配给从东北入关的八旗兵丁和满洲贵族。其次，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投充令，允许被俘虏的汉民及无依无靠、无法生活的贫民投身到满洲旗下为奴。并且规定，投充之人若有逃走者，逃者和窝藏之人，都要按照逃人法定罪。再次，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廷，把汉民剃发与否，视为是否归顺清朝统治的标志。在摄政王多尔衮最初入关之初便开始发布剃发令。另外，清廷为了遏制以台湾为根据地的郑成功反清势力，于顺治十八年八月颁布迁界令切断沿海一带居民与郑成功政权的来往。
当然，清廷在之后也能够及时改革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
第一，顺治帝亲政后，重视和大兴文治。《清史稿》卷一一三《选举志一》载，顺治帝特令清廷增开八旗乡试、会试，并且开设了八旗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下，俱入学，习清书”。并给礼部谕旨令满、蒙、汉八旗子弟“骑射之暇，旁涉书史”，且让各个牛录加以监督。《清世祖实录》卷八八载，顺治帝自己就称“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
第二，对朝廷官员制度的改革。顺治十五年七月，在原内三院的基础之上建立内阁，将官职品级不论满汉平等化一。
第三，自顺治帝以来，逐渐考虑到了民间百姓的疾苦，多次下令停止“圈地”。并追夺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封爵，纠正了多尔衮在圈地中的错误。另外，满清政府从入关之后即从实际出发，一改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开始重视农业文明。以屯田的方式组织开垦荒地，复兴农业。并将开垦荒地纳入官员的考核标准。这些政策均为清廷统治起到积极意义。
（四）康熙初政一统之海内
清顺治十八年七月初七，顺治皇帝因生天花而去世，享年24岁。遗命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自明年起改元康熙；并令满洲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来辅佐年仅八岁的康熙皇帝。
康熙帝亲政后，最先平反了鳌拜专权期间制造的苏克萨哈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案以及汤若望、李祖白案。推行一系列改革，并开始恢复顺治之制度来修补辅政期间的弊政。如恢复使用汤若望等主张的西洋新法制历，再次实行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之制度，恢复八旗子弟入学国子监等等，这些举措都极大稳定了康熙朝政的统治和社会发展。同时伴随历时八年“三藩之乱”的平定也进一步稳定了清朝政权的统治。
其间尤为重要的即是在康熙十七年，清帝以“崇儒重道”“求贤右文”之意，命令全国各地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来年三月在北京举行考试，史称“博学鸿词特科考试”。被录取者皆入史馆编修明史。此次考试虽有一些当时的汉族名士不愿参与，但也有许多汉族文词卓越之人被录取。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反清势力在民间的消退，对清廷一统和清初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总之，从明末万历到清初康熙年间，其政坛可谓“风云变化、错综复杂”。只有基于这一政坛史实的简要论述，才得以对明末清初的商业经济和世俗生活的变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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