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姿势：影像、姿势、运动与时间

图1　达盖尔的《圣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 1839）

何为阿甘本的姿势—影像？《审判日》（Judge-ment Day）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简洁而有力的描述。在这篇文章中，阿甘本用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的银版摄影照片《圣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图1）为例说明照片令其狂喜的、捕捉到审判日的力量。这张被认为历史上首次出现人物形象的照片是达盖尔在一个正午繁忙的时刻，从其位于巴黎的工作室窗口往外拍摄的。因为早期银版摄影机需要极长的曝光时间，街上本该挤满的行人和车马都没有进入最终的画面，除了左下角人行道上的一团黑色轮廓：“一名男子停下来擦皮鞋，他一定是以腿微抬、脚放在擦鞋人的工具箱上的姿势静止站立了很久。”在阿甘本看来，再没有比这个意象更为适合表现审判日了：人群确实在场，但全都看不见，因为审判涉及的是单个的生命；这个生命在“他做出最平常最普通的姿势”的时候被摄影的天使挑出、捕捉并赐予永生，而“在这个至高的瞬间，人，每个人，都被交付给他最小的、最日常的姿势。然而，多亏了照相机的镜头，如今，那个姿势充满了一整个生命的重量；那个无关紧要甚至愚蠢的时刻，在自身内部收集并凝聚起一整个存在的意义”。^[3](www.xing528.com)

显然阿甘本在此要表明的是摄影影像以横断之势，捕捉到生命最后一瞬的姿势，因此成为生命的纪录和见证。一个极性互动的姿势星丛由此被给出了：每一个表面上凝定、孤立的瞬时姿势都是个体全部生命经验的汇聚，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生活姿势都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身体运动切片，而是处于连续的生命绵延中，既携带着对此前运动的“记忆”，也蕴藏着向此后运动演化的趋势。不难看出，阿甘本主要以一种动力论（dynamism）来配置其姿势观念，从而解决了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提出的重构运动的悖论。按照德勒兹的总结，柏格森指出运动存在于具体的绵延之中，是异质而不可切割的，因此我们无法用空间中的位置或者时间中的瞬时来重构运动，正因此西方两种重构运动的方式——古典哲学以特定瞬间即先验的永恒姿势来构建运动，现代科学则以任意瞬间即内在的物质元素切面构建运动——注定要归于失败。^[4]正是在这里，阿甘本别具匠心地通过揭示姿势中混合静态与动态、现实与潜能的极性对立状态而消解了柏格森悖论中的动静二元，为思考运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动力论姿势开启了契机性时间（kairos）而非连续性时间（chronos）的经验。在《时间与历史：瞬间与连续性的批判》（Time and History： Critique of the In-stant and the Continuum）中，阿甘本描绘了这两种时间模型。古希腊时间经验的根本特征在于“时间是一个精确、无限、量化的连续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时间定义为“依据之前和之后的运动的量化”，而其连续性则通过分化出来的、几何学上的点式的瞬时得到保证，“瞬时本质上无非就是时间的连续性，是既联结又界分过去与未来的纯粹极限”。经由基督教的中介，现代的时间观念根本上继承了古希腊对无限持续时间的信念，对这种“同质的、线性的、空洞的时间”的再现首先源自制造业劳动的经验，继而又为现代力学所认可。^[5]针对连续性时间观念，阿甘本赞赏一种契机性的时间模型。根据凯文·赫瑟林顿（Kevin Hetherington）的考察，以时间和契机来表达两种不同性质时间的观念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后者所关联的是“正确的时间”（right-time）的问题：契机就是实现某种效能或机会的关键时刻，因此指向一种行动的效能观念，即“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合适的时间或关键时刻行事才是成熟的”；契机性时间并不否定连续性时间，而是在“事件、褶皱、断裂、危机、变化以及静止与变化的关系”等方面对后者的复杂化。换言之，如果连续性时间是对时间的定量排序的话，契机性时间追问的则是定性的、独特的点与时间序列的关系，从而联系着“混乱、差异显示的时刻以及某个意义重大的效果发生的时机”^[6]。在《历史哲学论纲》（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本雅明前所未有地将契机性时间运用于主体感知及其历史记忆，由此构建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星丛：在历史主义将时间表征为一系列同质、空洞、线性的点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却寻求将意象聚拢于当下性中，由此“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7]。阿甘本的姿势所占据的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性时刻：在连续性时间区分此前、此后、当下的身体动作之际，姿势固然属于生命连续时间体中的任意瞬间，却根本上以高度省略的方式、如晶体一般汇聚起全部的具身经验，从而获得一种断裂却圆满、有限却完整的弥赛亚强度。